原本十几二十元钱的专家号，由于挂不上，患者只能被迫多花好几倍的钱，从号贩子手上高价购买。如今，炒买专家号已成一些大医院挂号处的常见场景。
熬更守夜为求一号
“下次请早点来！早上8点我接班的时候，欧阳医生的号就挂完了。
”17日上午9点，江北区中医院挂号处，值班员告诉一位抱着小孩的家长。
这时，旁边有人好心地提醒这位家长：“第一次来吧？挂这个专家号没那么容易，要么起早贪黑，要么出高价去找贩号的人。”
在江北区中医院，号贩子炒号的现象在几年前就很兴盛了，而炒号的对象集中在了该院返聘的市级名中医欧阳作理身上。他的挂号费为全院最高的19元，而且每天实行了限号。在每天八点钟上班前的1个小时，被医院辟为欧阳作理医生的挂号时间，就在这1个小时内，这位名中医的号会被哄抢一空。
“凌晨4点就来排队了，排到31号。每次来看病都要熬夜，累人啊。”家住江北五里店社区的张正宽夫妇为5岁的女儿看感冒，排到当天60个号中的第31号，夫妻俩的神情都有些疲惫。
名医号奇货可居
昨天早晨7点15分，记者来到江北区中医院，还没踏上进门诊挂号大厅的台阶，就有一个50来岁的妇女凑近记者打招呼：“我有一个号，要不？”
“多少钱？”
“50元。”
“太贵了吧，欧阳医生的专家号只要19元。”
“晚上八九点钟就在这里守起了，一夜没睡，辛苦费还是要吧。如果另外找时间来看病，还可以把电话号码留给我，挂好了你直接来拿。”
这位妇女告诉记者，这个号本来是前一天一个患者找她预定的，结果对方去了另一家医院，因此打算把号卖出来。见记者不愿买，她又在阶梯旁张望。
走进挂号大厅，只见值班员已经在清点专家号的钱了。“挂专家号吗？早完了，不过我这里有。”见记者询问专家号，又有两个50岁左右的男子从大厅的座椅上站起来，向记者递眼神，示意到旁边隐蔽处交易。
记者随后又到医院门诊门口的小卖部，问是否可以拿到专家号。“还有一张一号，要的话50元你拿去，不要就算了。”40来岁的老板娘，拿出一张记满了患儿名字、年龄和家长电话号码的烟盒包装纸看了看，干脆地对记者扔一下句话。原来，她那里常常可以接下一些“订单”，挂号、卖号已经十分娴熟。
实名制挂号遭遇窘境
江北中医院院办公室主任杜新惠说，因为挂不到专家号，找专家看病需要到号贩子那里去买高价号的现象越来越多，医院也频频接到患者的投诉。去年5月，医院出台专门措施，改进专家号挂号、就医流程，同时还实行实名制挂号、一人一号，让挂号者出具身份证。
可是，号贩子仍能想方设法钻空子。比如实名制可以避免一个人一天内囤积多个号，号贩子就采取多个人、多种方式前来挂号。一方面，他们按照挂号实名制“出牌”，通过掌握患者的信息来挂号，并倒卖给预订的患者；另一方面，他们假借患者家属或亲友的名义挂号，然后陪同患者前来看病。如此一来，挂号实名制形同虚设。
“我的职责是为患者看好病，炒号的事情确实管不了。”对于炒号，欧阳作理本人也感到十分无奈。
专家资源太过稀缺
既然专家号如此紧俏，对专家号不实行限号行不行？面对这个问题，66岁的欧阳作理表示：“半天30个号，全天60个号已经有些超标，如果再增加，就会影响质量。”
“专家也需要吃饭和休息，如果对专家号没有限制，那专家的健康权益就得不到保障。”儿童医院门诊部主任熊菀同样认为行不通。
曾经有段时间，儿童医院门口的号贩子达到几十上百人。一个20元的专家号被炒到50、100元甚至几百元，其中，神经内科、泌尿外科和内分泌科等最为紧俏。由于这些专家号被号贩子霸占，一些限号的专家门诊已经预约到两个月之后，真正的患者不买高价号就很难得到及时诊治。
为解决这一问题，儿童医院去年推行了凭门诊卡实名制挂号，为每个就诊的患儿建立信息档案并录入电脑，借助电子信息化的手段将冒名挂号然后贩号的渠道变窄了。“由于一些上了年纪的医生不用电脑，因此这个手段只是将炒号现象缓解了，但还没根除。”熊菀说，个别紧俏专家的号仍然会成为号贩子的“猎物”。
“炒号现象折射出专家受欢迎的程度，但除了号贩子外，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包括医院。”儿童医院副院长符洲表示，除了电子信息化手段外，专家只能经常采取加号的方式，为那些远道而来或者病情较重的患者看病。同时，医院又通过增加专科门诊时间，尽量满足患者对专家和专科资源的需求。
重庆医科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蒲川也认为，炒号市场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专家资源太过稀缺，“如果让名老中医退休之前就带好徒弟，专家资源的稀缺性就会减少。”蒲川建议，做好医院专家队伍和专业人才梯队的建设，让专科医疗资源合理开放，同时与公安等部门合作打击号贩子，才可能药到病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