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6日，中国首富易主为一家生物医药公司——海普瑞实际控制人李锂。
这家公司专于的肝素钠，只是全球生物制药原料中很小的细分产品，但就是在这一片蓝海，这家中国公司十余年间成为全球份额第一，创造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新奇迹。
作为全球最大的生命科学协 会和生物医药企业联合组织领导者，美国南加州医药协会（BIOCOM）首席执行官约瑟夫·帕尼塔（Joseph D.Panetta）虽未与中国新首富谋面，但是他预测，类似案例今后也许会频频出现在中国。
“对于中国制药企业的“后发优势”，这是全球医药巨头今后将要面临的最大挑战。”帕尼塔在与本报记者独家对话中坚信不疑。
BIOCOM成立于1995年，是全球最大的区域生命科学协会，该组织拥有550个成员单位，主要集中在加州南部的圣迭戈——全球生物医药海岸。
该地区的生物技术产业在全球具有强大竞争优势，在这个产业集群中，世界一流研究机构为创新源头，风险投资提供了资金源流和资本激励，天天涌现的创业企业与龙头企业的联动互补令集群活力无限，政府促进各种创新要素和资源互动合作的政策成为催化剂。而BIOCOM则是产业集群的桥梁和纽带。
交谈中，这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多次提及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毫不掩饰他对于来中国市场获取更多商机的渴望。
约瑟夫·帕尼塔本身不是商人，他从事医药行业已逾25年，从最初的政府官员到现在为一群商人提供专业服务。这样的身份让他的发言更少顾忌。
例如：对于制药企业漫长的专利期，他也指出由于投资的高风险性，投资人一定会要求新药尽可能多尽可能长时间的赚钱；对于奥巴马政府推出的医改方案，他认为公民和大多数医药公司都将从中受益。
始于清晨的一个多小时对话结束，在北京的春日中，这位行业领袖略有疲态。但是他的目光中，散发出对于生物医药行业穿越危机的激情和梦想，现在，这股目光正落在他所在的中国土地上。
中国医药市场前景灿烂
《21世纪》：中国被公认拥有大批高学历人才，同时市场前景良好，不过目前中国的医药公司大多停留在仿制药的生产阶段，有些人指出中国的生物医药公司拥有“后发优势”，你是否同意？
约瑟夫·帕尼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此次中国之行的工作内容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个问题。
这一周，我代表BIOCOM在北京和有关合作伙伴签署了三个合作备忘录，其中包括向我们直接采购药品和技术、和我们建立投资合作关系以及合作生产等。
这三个合作方向正好说明，中国公司虽然稍后进入行业竞争，却拥有更便捷的发展途径。例如通过采购，中国公司作为市场后来者，可以马上掌握现在最先进技术，在此基础上进行生产研发，相信能取得更快、更好的效果。
另外通过投资以及合资方式，我们和中国同行一起进行工作，这同时能帮助中国公司培养出更多有经验的人才。我们还拥有大量的生产设备和研发合同，这些都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合作带到中国来。
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人倾向于在医疗保健上消费更多，因此也将有更多的资金选择投资于这一行业。如此一来，人才、技术和资金都有巨大成长空间的背景下，这一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壮大是值得期待的。
因此，这一次签署合作备忘录不仅对于BIOCOM的会员公司意义重大，对于加州以及美国都很有意义，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每天都在进步，中国市场每天都在扩大，一方面，我们希望帮助中国本土公司尽快成长起来，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各种合作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分享这一市场的迅速发展。
《21世纪》：曾经有一位美国商人对我说，进入中国市场是每一个想赚钱的生意人必须做的事情，不过其中有两个关键问题：质量控制和如何盈利。你对此有何看法？
约瑟夫·帕尼塔：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如何保证我们的产品在中国市场提供更大价值。
这几天，我在中国从政府部门以及医药行业同仁那都听到了很多振奋人心的话语，他们一致希望未来能有大型的跨国医药公司在中国市场诞生，这无论是对探索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还是本土公司都是极具鼓舞的。
我想，不仅在医药行业，在许多领域中美两国都有合作的必要性。问题是展望未来，双方是否都有信心接受挑战。对于我们来说，将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引入中国之后，我们能否继续保持在这一领域的领先优势？我们如何接受中国同行未来的挑战？只能选择引导双方往正确的合作方向来解决问题。 至于控制产品质量，除了每家公司自身的安全控制体系，还有中国的相关政府部门会进行监管。
大公司无法阻碍中小公司发展
《21世纪》：尽管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医药行业成为并购市场的主角。
2009年，仅制药业就达成了三笔总价值为1210亿美元的重大收购，其中辉瑞(Pfizer)对惠氏(Wyeth)，以及先灵葆雅(Schering Plough)对默克(Merck)的收购，让世界咋舌。对于全球医药行业的发展前景，你有何预期？
约瑟夫·帕尼塔：医疗服务、生命科学以及制药的市场前景毋庸置疑，这取决于全球需求的不断增长。除了人口增加之外，像中国等经济体的经济快速发展下，对医药行业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迅速上升，因此，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海外成熟企业希望通过不同的合作形式进入中国市场。
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让我们南加州企业的产品和技术在全球医药行业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因此我们非常重视中国市场。
《21世纪》：眼看少数几家跨国制药厂规模越来越大，有人担忧制药行业将被少数几家大公司垄断，你是否有同样的担忧？
约瑟夫·帕尼塔：几家制药集团垄断行业并不会令人忧心忡忡，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几家跨国集团是经过多次合并才壮大成现在规模。制药行业对于产品的依赖程度很高，新药、创新产品并不只来自大公司，中小公司同样有能力研制出新产品。
同时，我们这个组织就是帮助会员中这些中小公司互相构建成合作伙伴，更进一步提高了中小公司创新研发的能力。另外，由于整个行业的市场容量巨大，大公司成长的同时，中小公司的生存空间依然充裕，他们也在茁壮成长。
《21世纪》：近两年，全球爆发的甲流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抗病毒药供不应求，甚至曾有媒体和研究机构质疑抗病毒药的生产商恣意夸大了甲流疫情，目的是使其产品热销。你对此有何看法？
约瑟夫·帕尼塔：首先，我认为对每个国家而言，甲流疫情都是真实存在的威胁，例如中国、美国如果没有准备足够的抗病毒药，就无法迅速抑制住甲流疫情的蔓延，这样的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制药公司而言，抗病毒药一向就不是利润很高的产品，因此我相信制药公司没有必要人为夸大疫情。
制药业暂难改变高风险高回报
《21世纪》：从加入政府有关部门开始计算，你投身医药行业已经有25年之久。我们都知道这一行业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例如艾滋病是人类的公敌，它在非洲的蔓延速度尤其惊人，而目前最有效的鸡尾酒疗法却是源于美国，且价格非常昂贵，普通非洲居民无力承担。
一家医药公司，如何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又能兼顾造福于人类健康？
约瑟夫·帕尼塔：我总结认为有三个努力方向。
一是目前在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设立有相关的公益机构，由制药公司向这些机构提供鸡尾酒药品，向部分当地居民免费提供免费治疗。同时在发达国家，这种机构已经较多，由不同制药公司出资向穷人提供特定的免费药物治疗。
其次，政府部门正在努力降低药品生产成本。要知道在美国现行制度是允许一家制药厂独享药品专利生产权12年，而目前国会对于治疗艾滋病的有关药物已经在考虑特殊的方案，通过缩短专利权，这一领域将迎来充分竞争，药品价格也将大幅下降。
还有一点就是像中国这样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市场，一定会有许多家医药公司成长起来，其中也不乏建立海外合作的公司，海外公司将通过合作向本土公司输入技术等，当本土公司壮大之后，自然也会有更多具有价格优势的产品面世，造福于本地居民。
目前看来，通过免费提供药物、引入竞争及降低成本的方式是最可行的。
另外我想要强调的是，医药行业风险极大，在美国一个药品从研发到生产平均投资高达15亿美元，而成功概率只有1/20，即每投资研发20个产品才有望成功一个，这样的高风险投资下，商人绝对希望通过每一种新药赚取尽可能多的回报。
《21世纪》：正如你所说，医药行业需要大量投资才能发展，你为旗下会员公司的一项服务内容就是融资领域，对此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约瑟夫·帕尼塔：过去很多年中我们大多依赖风险投资，在整个加州本地就有很多风险投资公司，我们南加州医药硅谷的发展和这些风险投资公司颇有渊源。通常，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投资一个新药物研发成功之后，很难继续投资下一代药物的研制，因此资金缺乏延续性。
不过我们的投资从来都是紧缺的，近几年我们逐渐发掘了两大新的资金来源，一是来自政府合作，另一来源则是同行。这也是我现在来到北京的原因，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以及公司都有很大热情来投资医药行业，而我们可以为中国提供领先的技术，我们可以通过多方面的合作来共同发展。 《21世纪》：您领导的BIOCOM是全球最大的区域医药行业协会，拥有超过550个会员公司，数量庞大的会员都是独立的公司，管理好这样一个组织有什么诀窍？
约瑟夫·帕尼塔：的确，我们的会员都是独立运作的公司，本身我们这个组织就是由这些会员共同拥有的。因此，我们在运作中最关注的就是所有会员的利益，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让所有会员共同工作共同参与。
我们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所以的运作资金都来自于私人，我们每个会员都需要交一定的会员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让会员参与到管理之中，例如大多数会员告诉我们未来三年需要达成什么目标，那我们在未来三年就会非常努力、激进的去达成这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