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真正德国文献”的示范下，第三帝国建立起了有严格程式的“党八股”（官方写作规范）。在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配合下，与这些“党八股”不相吻合的靡靡之音，一概被批倒批臭，甚至被消灭。“真正德国文献”终于成为文化意义上的“真正德国刺刀”。
作为第三帝国“团结”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reichsschriftumskammer）设定了严格的准入门槛和政审标准：“亚利安鉴定”（ariernachweis）。“亚利安鉴定”，就是要作家们书面保证对国家的忠诚，承认国家有“审查和照管的权力”。这其实是一张充满“霸王条款”的卖身协议，但也是通向利益的金色台阶。不管是真的为了理念，还是只为了饭碗，“亚利安鉴定”终于成为那些德意志作家们时尚的行为艺术，尽管他们的前辈同行们曾经有着世界上最高傲的头颅和心灵。在纳粹党的关怀和扶持下，一批作家既在政治上“成长”为领导干部，也在经济上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则成为这一帝国文化“军队”的“精锐”所在。一群年轻的政治诗人，在帝国的阳光雨露哺育下茁壮成长，并且成为党的接班人。
刀尖上的诗歌
将领袖神化，成为帝国文艺工作者的伟大使命。
著名纳粹诗人格哈德?舒曼（gerhart schumann）热烈地讴歌道：
“只有希特勒会拯救我们！
只有希特勒能解放我们！”
这成为“领袖”诗歌的基本思维模式。在帝国的宗教般的宣传体系下，希特勒的形象被定位为“大救星”，成为德意志的耶稣、释迦摩尼和默罕默德。无论国旗、党旗还是军旗，都成了“希特勒的伟大旗帜”；无论男女老幼，都成了希特勒的战士和学生。
“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的领袖
我们紧握他的手……
我们向阿道夫·希特勒宣誓效忠
至死不渝……”
在诗人们的笔下，希特勒显然必须繁忙地应对他的身份：他是国家的父亲，要照料几千万的儿女；他是宗教的教主，要引导迷途的羔羊并为他们而牺牲；他是统帅、导师、舵手……以及大众的情人。
在领袖的挥手指引下，第三帝国的诗人们将诗歌化为战斗的号角，这些激昂的词句，甚至至今还令各地愤青们热血沸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