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流亡”
希特勒的刺刀，并不能将所有的诗歌都挑在刀尖上。在帝国的阴影中，还存在着非主流的地下诗歌。
内心流亡（innere emigration）成为德语文学界乃至其它强权体制下的一个特有现象：肉体被捆绑在了体制的战车上，内心却可以选择漠视、逃离甚至反抗。这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所谓“腹诽”。
体制外的一些作家，选择了抗争，这无疑需要决绝的勇气：要面对成为“国家敌人”的杀身之祸。其中的集中营文学，就是这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代表。有意思的是，可能因为已经置诸死地，一些集中营的管理者，反而干脆对集中营内的反抗文学大开绿灯。
用诗歌作武器反抗第三帝国的代表作，一般认为是弗里德里希?荣格尔（friedrich georg jünger）的“颂歌”《罂粟花》。这首诗歌尖锐地嘲讽了纳粹以民族救星自居的行径：
“游说者让我反感……
江湖术士靠花言巧语，骗子靠牵强附会为生，
救星，拯救欺诈，医生，畏惧死亡……”
盖世太保对荣格尔进行了内查外调，但蹊跷的是，对于这位一度积极投身纳粹运动的体制内诗人，盖世太保似乎选择了网开一面。在整个第三帝国期间，荣格尔奇迹般地毫发未损，甚至还能继续出版作品。而《罂粟花》的出版商，却不得不承受杂志被禁、全家被捕的悲惨命运。究竟是纳粹的宽容，还是另有隐情，这也成为德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迷团。
体制内的一些作家，选择了离开，放弃特权、地位和被豢养的生活。退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的女诗人胡赫（ricarda huch），当时已经80多岁了。在战争最后两年，她写下了多首反抗纳粹的诗歌，如《至无名的死者》、《我的心，我的狮子》等，认为纳粹犯下了“血红的罪责”，并将这种罪行比作被捕获的猎物，而诗人的心灵则正是“紧紧抓住它的猎物”“绝不放手”、无所畏惧的狮子。这位被人称为“德国第一夫人”的老太太，甚至敢于写诗赞美刺杀希特勒的“叛徒”。吊诡的是，与荣格尔一样，胡赫奇迹般地被戈培尔那可怕的专政工具忽视了。
更多的“内心流亡”者，没有勇气、更没有资本来进行高调的针锋相对。他们只能选择田园牧歌、历史传奇等中性主题，用影射等隐晦手法进行消极抵抗。当然，也有人干脆沉溺于类似十四行诗那样的“精装文学”，躲进文字技巧中，“用诗歌赦免自己”，同时也麻木自己。历史题材作品，尽管不断地受到严密审查，却出现了相对繁荣的景象。一些非纳粹党办的刊物，如《德国评论》（deutsche rundschau）、《新评论》（neue rundschau）及《王冠》（corona）等，成为“内心流亡”的主要“散步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