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将这样死去，正如他们一样
十八岁就成为英雄
这叫做：我们前线的庆典！”
第三帝国诗歌的贡献之一，就是将枯燥的政论文字入诗。诗歌成了社论，诗歌成了宣言。在本该作为个人情感宣泄的诗歌中，“我”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只有“我们”，政党-国家-民族共同体，成功地实现了对个体生命空间的全面占领。
“我们像以往一样对这个召唤着迷…
因为我们的拳头紧握旗帜！
因为我们紧握它，它也维系我们并迎风招展。
这样我们敢于奔赴任何险境。……”
格哈德·舒曼这首诗，总共十一行，却九次出现了“我们”。更多的同类诗歌，则是彻底放弃了个体私语式的抒情语态，成为分行写作的社论而已。
纳粹诗人们不仅拿起笔杆子热烈地歌颂领袖，也扛起了枪杆子投入了战场。
汉斯·保曼是帝国青年的骄傲，因其对“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突出贡献，而荣获纳粹党内最高荣誉之一“迪特里希?艾卡特奖”（dietrich eckart preis）。他不仅能写诗，而且能作曲，第三帝国官方工会“帝国劳工阵线” (daf-deutsche arbeitsfront)的会歌，就是他的作品，标题充满了纳粹特色:《朽骨战栗》（es zittern die morschen knochen）。作为帝国青年部（reichsjugendführung）的文化事务负责人，保曼成为纳粹党团结和凝聚青少年的核心人物。他在帝国诗人大会发表的著名演讲《对诗人的考验》，成为帝国诗人们用诗歌捍卫“神圣的纳粹主义”的号角。就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典型，并没有在后方享受自己的荣耀，在1939到1945年的六年间，汉斯?保曼以501宣传连连长的身份，驻守在德国东部战线，与冰雪严寒及枪林弹雨朝夕为伍。
格哈德?舒曼直接扛起了枪，在前线浴血奋战，直到1942年受伤后才回到斯图加特，随后成为武装党卫队（die waffen-ss)高级军官；海因里希?阿纳克虽然是瑞士人，却主动加入德国国籍，作为帝国文化协会委员，战争期间，他一直服务在最前线，有时分析情报，有时当卫生员，有时则干脆扛枪作战......
纳粹的诗歌能作为枪炮和刺刀使用，并且锋利无比，或者正是因为诗人们用自己的血肉，走出象牙塔，实践了一种残酷的血与火的“行为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