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方安排宋代办住大陆饭店的总统套房。我们另五名先遣人员住五间并排的客房。机要室和机要员是重点保护对象，夹在中间；五间客房内部开通，形成连环，对外只有一个进出口，以利于安全保卫。
整天在饭店里生活，处处感到不便和别扭。我们一举一动都得小心翼翼，连我们去餐厅，有时也有记者尾随而来。在饭店办公更是心神不宁，处处得防窃听，防窃照。谈工作不行，笔谈也靠不住，起草文件电报更须格外小心，机要员必须在一种特殊装置中操作，起草和阅读密码电报同样得在这种特殊装置之中。今天说来很有意思，这种特殊装置并不是什么现代化的仪器装备，而是用土办法在办公桌上搭起严严实实的保护罩。据国内有关部门介绍，这种土办法简单易行，安全可靠，真可谓“以土克洋”。当时，给国内的报告多半由我草拟。在这个“笼子”里耍笔杆子，别提有多别扭了，有时甚至觉得思路都凝固了，手也不听使唤了。于是，我只好倚在沙发上作闭目养神状，打好腹稿，再进“笼子”里奋笔疾书。
按照国际惯例，台湾当局同法国断交后，原使馆馆舍理应由我外交代表机构迅速接管使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买下乔治五世大街11号房产作为使馆馆舍。房子不算大，不过地段不错。但由于一些复杂的因素，收回馆舍非短期内所能实现。一方面，台湾当局在断交时做了手脚，将馆舍名义上过户给台湾当局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该组织总部设在巴黎），而当时台湾的所谓代表仍窃据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另一方面，根据北京市政建设需要，一些原馆舍建在东交民巷的建交国家，均由我方统一安排到东郊新使馆区设馆，法国亦在此列。因此，法国有关当局也不想很快归还我国在巴黎的馆舍，以便在北京新建馆过程中处于较为有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这就为我们筹建使馆增添了难度。
巴黎房地产价格昂贵，且不易找到适合使馆使用的房子。大使三个月后即将到任，时间紧迫，可是馆舍乃“百年大计”，不能草率行事。物色馆舍遂成为先遣班子压倒一切的任务。经多方奔走努力，终于选中了坐落在巴黎西北近郊、离市中心不远的诺伊高级住宅区一幢带花园的独立三层楼房。内部装饰相当精致，不需修缮即可使用；客厅相当宽敞，加上房前房后大片草坪，足可举行大型招待会。房主原是一个意大利军火商，自杀身亡后，将房产留给他的美籍夫人。由于负债累累，她急于将房产脱手，结果以110万美元现款成交。当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特别是结合那时我国的财政经济情况，更是一个可观的数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巨款购置馆舍尚属首例。足见国内对中法建交之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