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不愿主动同台湾断绝关系，但也担心如蒋介石不主动同法国断交，将打乱法中建交、互换大使的步调，从而置他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于是，他试图通过某种旁敲侧击的方式挤走台湾当局的“外交代表”，逼迫台湾采取断交步骤。
1964年2月6日，戴高乐在给蓬皮杜总理和德姆维尔外长的手谕中指出：“从国际法的观点看，只有一个中国。既然我们与北京政府协议建立正常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我们就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政府。对我们来说，有理由不承认台北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
根据戴高乐的指示精神，2月10日，法国政府正式通知台湾当局驻巴黎的“外交代表”：一俟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外交代表”机构就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尽管美国要蒋介石不主动采取同法国断交的步骤，但是，迫于形势，台湾当局不得不在同一天宣布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并撤销其驻巴黎的“外交代表”机构。法国政府按照中法建交三点默契的规定，也宣布相应地撤回它在台湾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人员。“驱蒋”问题就这样顺利解决了，从而为实施中法建交公报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按照小平同志“代办早日赴法”的指示精神，为了争取时间，建馆先遣班子于2 月14日离京赶赴巴黎。临行前，法方突然提出两国先遣人员的人数对等的要求。我方先遣人员原定八名，只得临时相应减少两名。从北京出发仅四人，宋代办、翻译汪华、机要员李琳和我。另有两名外交官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抽调，拟在伯尔尼会合。
从北京去巴黎，当时只有北线一条路可走。中苏关系虽已降至冰点，但北京至莫斯科航班照常运行。我们先遣人员马不停蹄，乘飞机抵达莫斯科后，从机场直接换乘经布拉格去瑞士苏黎世的航班。然后从苏黎世乘火车前往伯尔尼。一上车，只见20多名记者已守候在车厢里，又是采访，又是拍照。中国代办前往巴黎，一时成为各国媒体竞相报道的热门新闻。
我们原计划在伯尔尼稍事逗留后即赴巴黎。不料，国内指示我们就地待命。原先法方曾要求中国代办先期去巴黎，以利于挤走台湾的所谓“外交代表”。在“驱蒋”问题已不再存在的情况下，法方改变主意，要求两国代办同时到达对方首都。法国人斤斤计较对等，使我们建馆先遣班子一直在法国大门口待命，直到2月23日才得以前往巴黎。
我们一行六人从伯尔尼乘火车抵达巴黎车站时，受到出乎意料的盛大热烈的欢迎。除了法国外交部官员和一些友好国家使节及华侨代表外，单是前来摄影、报道的记者就有数百人之多，在车站出口通道两旁形成高低错落的两座小小的人山。这种情景使我们亲身感受到中法建交的轰动效应。不少记者一直跟踪到我们下榻的大陆饭店。有的记者干脆整天泡在饭店里打听消息。捞不到什么吸引人的政治新闻，也要捕捉先遣人员的生活琐事发几条花边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