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来罗湖之前，富尔在香港对记者说，此行纯系私人性质。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我们急需当面摸清底细，以利于中央确定对他的接待方针和规格。富尔谈锋甚健，一见面就海阔天空地侃了起来。我们总设法把话题拉回到他的访华使命上来。他强调此行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自称是戴高乐的特使，携有戴高乐总统的一封亲笔信，他将面交我国领导人。
这封信的形式和内容都颇为独特。由于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中国领导人写信。这封信形式上是写给富尔本人的，实际上却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信件本身并非正式的授权书，只字未提委派富尔为特使或授权富尔谈判建交，但字里行间显示出，富尔是代表他来华探讨建交问题的。戴高乐可谓用心良苦，他既要尽量抬高富尔的身价，使之能直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建交问题，又要不失堂堂法国总统的体面，尤其要避免万一谈不出名堂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
富尔所谓纯系私人访问云云，只不过是向外界施放的烟幕。他此次是作为戴高乐的秘密使者而来的，其访华使命超出一般性试探的范围，事实上是受戴高乐委托前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问题。于是，我们当即决定按预定的高规格方案接待，立即调用一节专列车厢挂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陈设讲究的专列车厢里只坐了六个人，除了富尔夫妇、吴晓达和我，还有前来协助工作的广州外事处的两位同志。这同富尔上次访华时坐在普通软席车厢里自然大不一样。从富尔夫妇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辨出味道来了，此行非同一般。当晚，由广州市市长曾生出面设晚宴欢迎富尔夫妇。富尔对这种礼遇自然极为敏感。次日，富尔偕夫人飞抵北京，不像上回那样下榻北京饭店，而是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当晚，张奚若会长举行欢迎宴会，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元帅特地从外地赶来出席。富尔从不断加码的接待规格中觉察到，中方已收到戴高乐发出的信息。
那么，富尔何以从私人访问而变为戴高乐的秘密使者呢？事隔多年之后，我从法方档案中获知：早在1960年，戴高乐就想在对华关系上有所动作。为此，他召见富尔，就打开对华关系问题征询其意见。富尔表示，他虽在《蛇山与龟山》一书中主张承认中国，但目前采取承认中国的步骤的时机尚未成熟。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继续，是发展对华关系的一个障碍。戴高乐觉得富尔言之有理，只得等待和观望。
1963年9月初，戴高乐再次召见富尔。他说：“我曾就承认中国问题征求过你的意见，当时你说不能有所作为。现在你是否还是持这种看法？”富尔回答道：“我想一切都变了。首先，阿尔及利亚问题已经解决。因此，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就不会遇到北京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这种尴尬事。其次，中国人由于同苏联的冲突而处境困难，会对您的建议更有好感。再说，您已经给美国那么多独立的信息，多一个少一个都无关紧要。”富尔还说，事有凑巧，他正好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收到再次访华的邀请，行期定在10月下旬。戴高乐就说：“好吧，你到中国去。不过，你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中国。”两人当场商定，这次访华对外纯系私人性质。为了使这次秘密使命不致引起外界注意，特别是避免为美国所觉察，富尔在访华前先访问柬埔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回程在印度逗留，会见尼赫鲁总理。会见戴高乐后，富尔电话通知我国驻瑞士大使馆，抵华日期定在10月20日或21日。于是，身负特殊使命的富尔，就这样来到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