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重要的一笔，毫无疑问强渡嘉陵江也是红四方面军万里长征的开始。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央开始长征不久，就有要求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的电文，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是为了配合准备北上的中央红军而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从战局发展来看，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的确和北上的中央红军形成了互为犄角之势，后来两大红军又成功会师。但是通过分析中央和红四方面军之间来往的电文，通过分析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前后一系列重大行动，可以这样认为，强渡嘉陵江，只是红四方面军一次独立的战略行动。
一、撤出川陕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跟红一方面军撤出中央根据地的一个很大不同点在于，红一方面军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的，而红四方面军是在反六路围攻取得胜利后撤出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的。那么红四方面军撤出还有更深层原因是什么。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达陕南。当时适逢四川军阀混战，川北敌人守备空虚，红四方面军遂在陕南和川北的党组织的配合下，乘机入川。1933年元旦前后迅速解放了地处大巴山、米仓山南麓通江、南江、巴中，这里山川纵横，险峰林立，只有崎岖的小路蜿蜒穿行于茂密的原始森林之中。这里人口稀少，封闭落后，与四川盆地的富饶形成强烈的反差。但是这里与井冈山、大别山有相似之处：地处偏远，军阀的统治比较薄弱；山高路险，易守难攻，适合红军的休养生息；经济落后，人民贫苦，适宜发动群众革命，建立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西行千里，能在这里落脚生根，与上述条件有直接关系。
红四方面军初到通南巴，把根据地由3个县发展到八个县，活动范围扩大到22个县，红军发展到8万多人。川陕根据地全盛时发展到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镇巴、西乡、宁强。毛泽东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
1933年10月，四川军阀首领刘湘纠集各路军阀势力，组织120个团，20多万兵力，对川陕苏区发动六路围攻。这场较量长达10个月，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规模最大、最残酷的战役。川陕根据地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红军的胜利和刘湘的失败而告终，但此时的川陕根据地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根据地的惨状是惊人的，有的村庄，大人小孩都死完了无人收拾尸体。死尸味发臭，老百姓中了毒，得了瘟疫。三十里路以内的老百姓都得瘟疫死掉了。川陕根据地的深山老林，在军事上适合红军据险而守。可一旦受到经济封锁，就显现出脆弱的一面。徐向前回忆：“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我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了严重损伤。我们的面前，废墟一片，困难重重。战争结束后，我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皆为战争破坏带来的灾难景象。良田久荒，十室半毁，新冢满目，哀鸿遍野。令人惊心惨目！红军士兵的来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物质短缺，补给困难。南部和通江的盐井，被敌破坏殆尽，短期难以恢复。敌人的经济封锁日甚一日。根据地急需的食盐、粮食、衣被、药物等无法解决。随着饥饿现象的日趋严重，伤寒、痢疾等传染病猖狂蔓延，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根据地的秩序大不如前，逃难的、抢东西的、当土匪的屡有发生。”可以设想，红四方面军这样一支大军想再坚持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军事斗争，而且要有雄厚的人力财力做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