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红四方面军谋划新的战略方针之时，党中央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连续作出指示。中革军委于1月20日制定的《中央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计划》明确提出：“我野战军（指中央红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东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四方面军在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我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至南部嘉陵江两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进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对中央的这封电报，徐向前记忆特别深刻，他回忆：“中央来了电报，要我们派出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时间大概是一九三五年一月间，电报我看过，印象很深。中央红军的处境一直是我们急切关注的问题。我记得除了由四方面军的电台不断将情报及时向中央红军提供外，陈昌浩同志还经常想办法搜罗这方面的消息私下里同我研究，讨论，……接到中央的电报，我们立即开会，讨论如何策应的问题。”张国焘也通过多种渠道了解中央红军的行动，并认识到中央红军西征对两大红军主力配合行动的意义。在一篇文章中，张国焘指出：“据反动报纸传出消息，中央红军的一部分是在大举西征。……中央红军西征对于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我们彻底消灭刘湘，冲破川陕会剿的战争中，现在不仅有肖克、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的配合，而且有中央红军的西方军直接配合，形成夹击刘湘的形势。这样消灭刘湘，截断长江，会师渝万的目的就更易达到了。”显然此时如何配合中央红军的问题已经提上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议事日程。
但是此时红四方面军并没有急于渡过嘉陵江直接配合中央红军。徐向前回忆到：“中央来电要我们派出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我们立即开会，讨论如何策应的问题。派部队出去多了，等于大搬家，放弃川陕根据地。少了，去一个师，等于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讨论来讨论去想不出好办法。最后，决定仍按清江渡会议制定的方针向川陕甘发展，先把广元、昭化拿下来，消灭胡宗南刚刚伸进四川的一部分力量。那里是嘉陵江上游，江面不宽，冬季水稳，容易渡过。如果拿下广元、昭化，我们就控制了嘉陵江两岸川陕交界的咽喉要地，进而可图川西平原、甘南、陕南，伺机接应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为实现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设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总部、川陕省委、省苏维埃等领导机关，也从通江和巴中搬来旺苍坝。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乘敌“川陕会剿”尚未布置就绪之际，从便于打破敌人的围剿出发，于1935年1月下旬发起对广（元）昭（化）的攻击，目的是歼灭胡宗南部丁德隆旅，攻占广元、昭化两城，再向甘肃南部地区发展，寻找机会歼灭胡宗南主力。但因广昭之敌据守顽抗，攻坚数日进展不大，红军乃放弃原定计划，主动撤围另寻战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