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六十年周年大庆即将到来。全国人民深切缅怀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历史功勋，热烈庆祝六十年来夺取的伟大胜利。在这样的喜庆日子里，我国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抚今思昔，对毛泽东更是无比敬仰，无比怀念。
胡锦涛总书记正确指出；任何时候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对外开放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留给我们的重要理论财富。全党如能认真学习，必将大有裨益。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近三十年来，批判、攻击、污蔑毛泽东“闭关锁国”这声浪却甚嚣尘上，彼伏此起。
李锐一类应声而出，喋喋不休地以此作为炮弹，疯狂非毛反毛，否定共和国前三十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李锐公然诬谓毛泽东闭关锁国，把中国引上了“绝路”。说什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最后变成了‘小而全’、‘大而全’，三线建设，类似庄园经济的东西。办企业乃至办大学，也是办庄园经济，都是小社会。最后走到一条封闭的道路，闭关锁国。这当然是一条绝路，再也走不下去时，我们才回过头来，另辟大道，实行改革开放，同世界经济接轨。”（《手记》第420页）
这个论断是否合乎客观实际？毛泽东的对外方针果真是“闭关自守”？共和国的前30年能说是“闭关锁国”的30年？这是在庆祝共和国诞生六十周年时不能不辨析清楚的重大原则问题。
历史是客观的实在，不是任人抚摸的少女。金子可以抹黑于一时，终归总会要发光的。
我认为，如果真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那就不难清楚看到，毛泽东一贯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不断开拓、扩大同外国的经济、技术、文化的交往，同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遏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生命终了。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是对外开放的历史。
一、 在同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的斗争中坚持对外开放
列宁有句名言： 马克思 主义的绝对要求，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
毛泽东建国之后面对的是， 美国 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严厉经济的封锁禁运的恶劣国际环境。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 美国 总统 杜鲁门 就宣布： 美国 对华贸易要实行所谓“R”程序，即“特种许可证制度。”同年11月，美国纠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拼凑成专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的国际组织，即所谓“巴黎统筹委员会”。1951年5月，它又操纵 联合国 非法通过对中、朝实行禁运的法案。“巴统”列入对我禁运的货单竟达400多项。其罪恶目的是要把共和国困死。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的突出表现。
毛泽东率领全国人民，同帝国主义长达20多年的封锁禁运进行顽强的斗争，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拓扩、发展我国对外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就正式把发展与西方的经济关系，包括利用外资作为一项重要政策提了出来。他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个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转引自《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昭告世界：“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必配须尽可能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5页）。
这就说明，早在建国之前，毛泽东即为我党确立了对外开放的方针。
1950年初，毛泽东在访苏时从王稼祥那里得悉德、波、捷等国“都想和我们做生意”后，就高兴地连忙电告周总理：：“似此，除了苏联外，又有三个国家即将和我们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毛泽东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第6卷，第35页）
“一五”伊始，毛泽东就大力号召：“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他认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早“在封建时代，唐朝兴盛的时候，我国曾经与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这个民族，是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 鸦片战争 以后”，从一八九四到一九一一年那一段时期，全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学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学习他们的科学，有一个很大的高潮。”他高度赞扬“那一次学习，对于我们国家的进步是有很大帮助的，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现在还给我们留下了很大一批自然科学工作者，一批宝贵的遗产。”他号召全党干部和全国人民，现在“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应当采取真心实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要学习 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一切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学习。”（《文集》6卷，第264页）
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接见印尼贵宾时指出：“中国愿意同所有的国家友好合作”，“就是西方国家，只要他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同上书，第411页）
1956年4月25曰，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就有一大“关系”，即“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在此，他进一步阐明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方针，令人振聋发聩地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文集》第7卷，第41页）他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文集》第7卷，第41、43页）这是全面对外开放的方针。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深刻地阐明了文化上对外开放的方针，既批判了“全盘西化”，又否定了虚无主义。他说：“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式样的，总不能把那个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袍子穿起。”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林，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要把外国好的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文集》7卷，第77、81页）
这年国庆节的深夜，毛泽东会见杜克洛率领的共产党代表团，他们在长谈中有这么一段重要的对话，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套设备”。毛泽东说：中国“从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杜答：“这样的情况比一般人想像的会早一些。”毛泽东又问：“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杜答：“法国资本家也很着急。”毛泽东说：“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杜说：“现在有一些可能，可以转弯抹角地搞一些，不过美国还在阻碍。”毛泽东说：“现在瑞典已经答应替我们设计、装备、安装造纸厂。”杜说：“我们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工作。”毛泽东连忙说：“请帮助。”(《毛泽东传》上卷，第543页)这次对话清楚表明，毛泽东对外开放中，是多么渴望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呀！
可见，在建国后的头七年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方针，是全面对外开放的方针。何来“闭关锁国”呢？
再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里，毛泽东一如既往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1957年1月27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从各方面去找，只从一方面去找，就单调了。”（同上书，第192页）
到了1958年，毛泽东对对外开放的认知有了新的升华，即把争取外援，学习外国，提升到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高度。这就是他在“二五”计划的批语中指出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同上书，第380页）针对“大跃进”时，有人认为中国无所不能，不重视学习外国，毛泽东就斩钉截铁地指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他接着指出：“在与自然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百分之零点零四，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文集》第8卷，第71、72页）毛泽东在这里说得何等清楚：“搞建设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流”呀！
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果断地把对外开放的重点转向西方。他明确提出：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学技术。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不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反对帝国主义那些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他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同上书，第159页）
1963年7月22日，他在接见 澳大利亚 共产党左派希尔夫妇时说：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学技术，比如我们，现在就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包括日本和英国，向他们学技术。（转引自《毛泽东邓小平与对外开放》第118页）
1964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明确提出，办工业必须把眼光放到全世界。这就是他所说的：“我们办工业，必须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不能只看到苏联那一套。”（《文稿》第11册，第198页）
可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十年。怎能无视客观事实，随心所欲地把“闭关自守”的帽子栽到毛泽东的头的？
那么，在十年文革中，毛泽东是否就“闭关自守”呢？当然不是。在这一时期，他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并取得了振撼世界的历史性突破。1970年6月24日，毛泽东在同苏丹贵宾谈话时说：“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可以引进外国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06页）
同年12月，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地做出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战略决策，改变过去因美国的霸权行径我国不得不采取的一般不让美国人来华的作法。这就是他在同斯诺的谈话时说的：“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同上书，第166页）这就促成了尼克松的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这一伟大的历史性突破，再加上在此前后中国恢复了在 联合国 的合法地位，以及实现日中关系的正常化，从而开创了世界外交的崭新格局，为“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对外开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还在中美关系即将解冻的前夕，毛泽东就曾提出，应当尽快恢复外语教学，抓紧培养翻译人员。1972年7月24日，他在同 周恩来 和外交部的负责人谈话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毛泽东传》下卷，第1629页)
总上可知：毛泽东的方针始终是对外开放，不是“闭关自守”，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就是对外开放的历史；毛泽东时代的对外开放是在同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和遏制的斗争中逐步拓开、扩大和深化的。正是毛泽东的对外开放的伟大胜利，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创建崭新的对外关系新格局，才为“三中全会”以来新的对外开放提供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条件。如果不是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促成尼克松访华，迫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如果没有实现同发达国家关系正常化，没有恢复中国在 联合国 的合法地位，那又何来三中全会以后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满口实事求是，却又无视客观事实，一口咬定毛泽东“闭关自守”，硬说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闭关锁国”，原来所谓“实事求是”也就是“自以为是”，真是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诚然，中国之“西门”，例如通向美国之“西门”，是长期关的。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究竟是谁关的？必须看到，中国之国门，既可以是中国人自己从内部闭关自守，也可以是帝国主义从外部“门户封锁”。因为，对外开放原本是两个国之间的关系，必须“两厢情愿。”中国之“西门”之所以长期关着，完全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对我国“门户封锁”的结果。怎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美国帝国主义长期封锁、制裁中国所犯的罪行，硬说是毛泽东的“闭关锁国”，这在实质上难道不是在为帝国主义开脱了罪责？
照此逻辑，19xx年“xx”平叛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又联合起来，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制裁，美、欧对华的武器封锁至今不肯解除，岂不成了又从对外开放转向“闭关锁国”呢？同样，古巴共和国建立50多年以来，美国始终对其实行严格的 军事 遏制和经济制裁，尽管联合国大会连续十几年作出决议，要求它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制裁，而美国奉行?权主义，置若罔闻，岂不成了 卡斯特罗 “闭关锁国”呢？
二、毛泽东从对大家来说 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高度深刻揭明对外开放的客观必然性
毛泽东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因而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乃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的理论基石之上。这也是他的过人之处，高人之处，别人难以望其项背。
首先，是从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毛泽东早就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精辟地概括为实事求是。建国后，他反复告诫全党，搞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实事求是，要从中国的国情特点出发。他把中国的国情特点概括为二：“我们一为‘穷’，二为‘白’”。（《文集》第7卷，第43页）由此出发，逻辑结论只能是对外开放。这便是他反复指出的：我国底子薄，文盲多，工农业、科学文化都不发达。“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和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 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文集》第8卷，第71页）
其次，是从辩证法的“两点论”。毛泽东纠正了 斯大林 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如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是充满着矛盾。用矛盾的观点，即“两点论”的观点去观察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方针就只能是对外开放。这就是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说的：“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文集》第7卷，第41页）可见，在毛泽东那里，全面对外开放乃辩证法题中应有之义。
再次，是从个性共性的辩证联结。毛泽东把个性共性的辩证联结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法则。1956年8月24日，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时指出：“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所以，“艺术的基本形式有其共性，但表现的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但中国人还是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地球上有27亿人口，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同上书，第77页）经济建设亦复如此。
最后，是从认识论的理论与实践之统一。建国后，毛泽东反复阐明理论与实践之统一，乃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因之，学习外国只能学习那些真正属于普遍的东西，并且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他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批评中央一些部门，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的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公安部，财经各部也有这类问题。“教训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同上书，第365－366页）
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的这些论述，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理的光辉，高屋建瓴，入木三分。现今各级领导干部如能好好学习，定会启迪多多。
三、毛泽东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政策应当继承，废弃误国
毛泽东对外开放的原则、方针和政策，只能继承、发扬。如果废弃，必定误国害民。
首先是，实行对外开放要以维护中国之领土和主权不容侵犯为前提
毛泽东在终结百年屈辱外交之后,就把维护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作为发展对外关系的“先决问题”。他立场铁定，决不含混，不搞“交易”。建国之初，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率先承认中国。而毛泽东却在访苏时电告刘少奇，提出中英建交的“程序”，即英国不能同时再和 国民党 政府作任何外交来往。“这是在建立中英外交关系上不可不解决的先决问题。”（《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29页）可英国人不乐意，于是它就只能“代办”22年。直至1972年英国解决了这个“先决问题”，中英才正式建交。毛泽东深谙中美关系在我国对外开放中的份量，所以他反复表明，为了和平建设的利益，中国愿意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但“先决问题”，仍是美国必须承认“一个中国”，从台湾撤军。为此，中美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8月谈到1971年1月，一谈15年，会谈135次，不得结果。只有尼克松承认了“一个中国”，承诺从台湾撤军，这才有他1972年访华中美关系出现历史性突破。中苏关系在50年代中国的对外开放中，无疑举足轻重。然而，当1958年 赫鲁晓夫 向我国提出：要在我海岸建设一个“长波电台”和所谓“共同舰队”时，毛泽东洞察到这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劣恶行径，意在“控制我们。”为了维护中国主权之尊严，他不惜冒苏联终止对华援助的严峻风险，义正严词面斥尤金、 赫鲁晓夫 ：你们建议搞海军“共同舰队”，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各占百分五十，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因为我们不同意搞“合作社”，你们就不帮助，那我们一万年不建设海军也没有关系。你要搞共同舰队，索性把海岸都交给你们，我们去打游击战。（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65、166页） 赫鲁晓夫 碰壁而还。如此铮铮风骨，在中国近代史上，谁人能与相比？
其次是，对外开放要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不是资本主义的对外开放。其唯一目的只能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因之，“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文集》第7卷，第41页）可见，在毛泽东那里，坚持社会主义的对外开，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一概排斥”、“闭关锁国”，又反对“一概照搬”、“全盘西化。”
他在论及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时就明确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行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一利。””（《文集》第7卷，第41、43页）
如果在对外开放中，把“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都一概照搬，“引进”过来，那就是“和平演变”，当然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
再次是，对外开放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
毛泽东反复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争取外援，但不依靠外援；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因为在他那里，既然“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既然“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 世界历史 的动力”，那么，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也是题中应有之义。1956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八大”政治报告的批语中指出：“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文稿》第6册，第148页）他虽然极力争取外援，强调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但又深知资本主义的本质，决不心存幻想，以为只要“政策优惠”，就可换取“核心技术”。
经济决定政治，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有外交上的自主；如果经济上依赖外国，那就难免不在外交上依附外国。1960年初，毛泽东针对苏联领导人鼓吹“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深刻指出；“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文集》第8卷，128、129页）
去年秋冬以来，美国金融风暴而引发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难发自拔之际，重温毛泽东43年前提出的经济安全原则，其远见卓识，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最后是，平等互利的原则。
早在1947年10月，毛泽东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 宣言》中，就把“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作为我党、我军的八项基本政策之一。（《毛选》一卷本，第1434页）建国后他又反复阐明：“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文集》第6卷，第364页）这同资本主义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方针是根本对立的。
毛泽东的这些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方针和政策，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如果废之弃之，能不误国害民？
四、对外开放的伟大业绩
毛泽东时代对外开放，业绩卓著。这个铁的事实，否定不了。
首先，是把香港创建成对外开放的重要“通商要道”。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0年英国发动“ 鸦片战争 ”，强迫清政府把香港永久割让给它。建国后，新中国宣布废除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毛泽东鉴于香港的特殊地位，果断地把香港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通商要道”。1963年8月9日，他在同 索马里 贵宾谈话时指出：在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因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文集》第8卷，第336页）这个重要的战略决策，不仅促进了港澳地区经济的繁荣、稳定，而且有力地打击了美国对我国的封锁禁运，拓开了我国对港澳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
拿内地对港澳地区的出口贸易来看，1950年内地对港澳地区的出口额为1.55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5.52亿美元的28%。1969年，内地对港澳地区出口额为5.75亿美元，比1950年增长2.7倍，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6%。进入七十年代后，中国对港澳地区出口快速发展，平均每年增长率为21.8%。1979年内地对港澳地区的出口额增至35.5亿美元，比1969年同比增长5倍，在中国出口总额中占26%。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开局良好，主要得益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创的这个香港“通商要道”。下面这个统计数字就是最好的证明。1988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804。9亿美元，内地对港澳地区的进出口额达226.10亿美元，占到中国对外进出口总额的28%。其中出口贸易额为132.10亿美元，所占比重为32.5%；进口贸易额为93.99亿美元，所占比重为23.6%，都居第一位。怎么能倒打一把，反说毛泽东建国后就“闭关自守”呢？
其次，发展对外贸易。这是对外开放的经常的、突出的课题。在建国后的20多年里，毛泽东和党中央面对帝国主义的严峻经济封锁，千方百计开拓和发展对外贸易。五十年代，我国把发展外贸重点放在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1.35亿美元。到1957年，中国已同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1.03亿美元，比1950年同比增长1.73倍，平均每年递增15.4%。头八年这样的速度，比“三中全会”后对外开放的前十年年均增长14.6%，也略快一些。其中对社会主义国家所占比重，由1950年的32.4%增长到70%。“大跃进”中，我国的外贸“大进大出”，1958年进出口总额达到43.8亿美元，比1957年同比增长41.2%。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和苏联的背信弃义，我国的外贸遭到严重挫折。毛泽东及时把我国外贸的重点转移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66年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为46.13亿美元，比1957年只增长48.6%。其中对资本主义国家外贸总额所占比重则从1957年的12.9%上升到52.8%。至此，我国已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文革”十年，我国外贸也只一年下降，而有九年增长。由于逐步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僵局，1970年后我国外贸也就快速增长。1975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47.51亿美元，比1969年的40.29亿美元增长2.7倍，平均每年递增24.1%。从这十年来看，1976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34.33亿美元，比1966年的46.14美元增长1.9倍，平均每年增长11.25%。这是对外开放的丰硕果实。
最后，对外开放最为重要的是引进先进设备、技术、资金和人才。毛泽东时期的对外引进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五”和“二五”期间，从苏、东国家的大规模引进。1950年，毛泽东在访苏期间争得了苏联对我国宝贵援助。从1950至1959年，中国同苏、东国家签协定，从苏、东国家进口450个合同项目，用汇金额37亿美元，进口成套设备。这就成了“一五”计划中著名的“156”骨干工程。与此同时，我国又从苏、东同步引进技术、资金和人才。仅从苏联引聘专家多达3000余人，从东欧国家引进的专家亦在1000人以上。除了引进来，还有派出去。我国派去苏联的留学生竟达10000多名，派去的实习生也有800多人。李鹏、江泽民等人都是那时对外开放最大受惠者。中国还同苏、东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科技合作协定。从1950到1955年，中国得到苏联11笔贷款，总金额12.74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占我国“一五”基建投资427.4亿元的12.5%。这个时期成功的大规模引进的特点，是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计划周密，效益卓著，开创了我国对外引进之先河。从而使中国工业的科技水平迅速达到世界四十年代的水平。我国工业的总产值按不变值计算，1957年比1952年增长127%，年均增长18%。对外引进的第二阶段是六十年代前期，重点是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经毛泽东批准，周总理亲自组织，1963年6月，我国同日本签订第一个采取延期付款方式引进维尼龙成套设备合同。随后，又从日、德、英、法、意、荷、比等国引进石化、电子、冶金、矿山和精密机床等设备和技术共84项，累计用汇金额14.5亿美元。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突破，填补了我国工业的部分空白，较好地提升了我国工业的生产能力和科技术水平。我国对外引进的第三阶段，是在“文革”中出现的新的大规模的引进高潮。这主要是经毛泽东批准的“四三”方案，即在我国当时外汇相当拮拘的情况下，拿出43亿美元，从西方发达国家进中先进设备和技术。从1972到1977年，我国先后同日、德、英、法、荷、美等十几个国家的厂商签订222项技术和成套设备合同，成交金额达32.6亿美元。其中引进技术共216项，金额约5.6亿美元。引进的主要项目是：13套大型化肥设备、14套化纠和1套1.7米连续轧钢机，以及发电设备、采煤机组、斯贝发动机等成套设备。这就打破了我国技术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局面。
实践表明，毛泽东时代的对外开，卓有成效。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那时的对外开放，有计划，不盲目，不重复，用汇少，效益高。而重复引进，盲目引进，在近20多里则似已成无法解开的难题。这在毛泽东的对外开放观中理应有些启迪。
毛泽东时代对外开放的伟大业绩，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否定不了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首创者、奠基者。我国对外开放的“专利”属于毛泽东，而不是别人。对外开放是毛泽东的基本国策，这种对外开放的方针，深深地植根马克思主义哲理之中。共和国的前30年的历史，是对外开放的历史，是在同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的长期斗争中，不断开拓、扩大对外开放的历史。正是前30年对外开放的伟大成就，才为三中全会以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如果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而不是割断历史，无视事实，那么，“闭关锁国”的帽子是断然栽不到毛泽东头的。那种强加在毛泽东的头上长达30年的“不实之词”，应当彻底推倒，还毛泽东和共和国以公道。
事实胜于雄辩。
如其不然，那就请把毛泽东“闭关锁国”的事实摆出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