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有值得我们特书的一章，这就是中国明代的阳明学（王学）东传日本，并在日本产生的一系列耐人寻味的影响。由此，我们自然会想到浙江余姚的王阳明先生。
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卒于 明世宗 嘉靖七年（公元1529年），因曾筑室会稽阳明洞，又自号“阳明子”，故学者称为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明代中叶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敢冒“天下之讥”，恢复了已泯灭无闻三百多年的象山之学“圣贤之学”的地位，创立了中国的阳明学（王学），明中叶以后，形成一个庞杂的阳明学派。
王阳明生前虽然没有到过日本，但他的思想却东渡日本，并在这个岛国从理论到实践均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恐怕是阳明先生生前所始料不及的。
一、王阳明与日本的阳明学派
首先，谈谈王阳明与了庵桂悟的亲交。
在日本，出现阳明学者是17世纪中期以后的事。但是，早在室町时代就有日本人与王阳明相往来。1510年，日本禅僧，五山大老之一了庵桂悟（公元1424-1514年）以87岁高龄（也有83岁之说），奉 室町幕府 将军足利义澄之命出使中国，因遭逆风而未果，遂于1511年再次登陆，抵达北京。在贡方物达使命之后，明武宗（朱厚照）慕其高龄，命住宁波育王山广利寺，并赐以金澜袈裟。其间，了庵常与当地的文人墨客相交往。1513年，王阳明与门人徐爱等游四明而经宁波时，曾会见了了庵。同年五月，王阳明听说了庵桂悟即将东归，乃作《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相赠。此序未收入《王文成公全书》，却载入日本的有关典籍，如师蛮《本朝高僧传》、伊藤威山《邻交征书》、斋藤《拙堂文话》及伊藤东涯《嗑钗录》等，赠序之真迹本藏于山田祠官正阜人家，后辗转流传至旧摄津三田藩主九鬼子爵家，今则藏于日本三田博物馆。日本学者极重视这一史实。井上哲次郎称：“桂悟亲与阳明接触，为哲学史上决不可看过的事实。川田铁弥在其论著《日本程朱学之源流》中认为：“如桂悟禅宗之外，兼传程朱之学余姚之学，论知行合一之义，为日本王学倡导之篙矢，其在斯人乎！”武内义雄在其《儒教之精神》中则直接指出：“日本阳明学之传，从了庵桂悟开始。”然而，桂悟回国后第二年即谢世，恐怕当时桂悟不可能为阳明学的传播作出更多的贡献。但是，桂悟与阳明学亲交，阳明作序相送这段佳话，实是日本与阳明学接触之开始，也可算作日本阳明学派的渊源。
尽管17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尚未出现阳明学者，但根据日本学者柴田五郎的研究，在日本最早的《传习录》版刻有自庆长至元禄年间禅僧丹后的昙首座版刻的文献，中江藤树门下之子孙所传的《传习录》有“庆安参仲秋风月宗知刊行”的字样，其他均未明记刊行的日期。但从各种材料推测，阳明的文录、文集、则言、《传习录》等，均是在16世纪中叶的“后五山僧侣”时期传入日本的。当时大批的禅僧、医生和朱子学者都怀着对一门新学问的好奇而广泛地阅读王阳明的书籍。如日本朱子学派创始人藤原惺窝和林罗山都明显受过阳明哲学的影响。但这时上尉檀变为日本的阳明学派。作为一个学派，日本的阳明学则是从中江藤树开始的。
其次，再看《王阳明全书》与日本阳明学的创立。
如前所述，日本阳明学的创立者是中江藤树（公元1608-1648年），名原，字惟命，号默轩、颐轩。因常在藤树下讲课。被尊称为“藤树先生”。近江（今滋贺县）人。所也被称为“近江圣人”。在32岁之前，藤树基本上信奉朱子学。32至37岁期间，他读了王阳明弟子王畿（龙溪）的《语录》，开始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直至37岁时，他“购得《阳明全书》读之，沈潜反复，大有所得。……于是豁然开悟，多年之疑始释矣。”他惊喜之余，赋诗以志：“致知格物学虽新，十有八年意未真；天佑复阳令至泰，今朝心地似回春。”从而潜心于阳明著作，完全转向阳明学，他亲书“致良知”三个大字，揭于楣间，并使其门人皆攻读《王阳明全书》。中江藤树作为一名阳明学者，虽未重复王阳明“心即理”的命题，但与王阳明一样，认为“心”是万物本体，他说：“心，统体之总号，太极之异名也。合理气，统性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因此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日本阳明学的始祖。这也说明，王阳明的思想首次在日本开出了真正的花朵。
第三，王阳明思想与其他日本阳明学者。
日本的阳明学派在中江藤树开创之后，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具有强烈内省性格的德教派（一说存养派），如渊冈山、梁川星岩、春日潜庵等人，其中以渊冈山为中心，忠实地继承了藤树的思想。另一派则注重实践，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事功派，如熊泽蕃山、大盐中斋、吉田松阴等人，其中有领导都市平民起义的（为大盐中斋），有幕末志士（如吉田松阴）。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日本阳明学派大体上呈马鞍形。即第一次高潮以阳明学元祖中江藤树和他的弟子熊泽蕃山为代表（前期阳明学），熊泽蕃山死后（公元1691年）即进入沉寂阶段，近百年没有出现具有重大影响的阳明学者。 江户时代 中期，虽有三轮执斋（公元1669-1744年）在1712年翻刻王阳明的《传习录》，但终未形成阳明学的中兴。着可看作过渡期。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 江户时代 后期，阳明学派才再度勃兴，形成了继古学派之后与朱子学相抗衡的局面。
既是日本的阳明学者，就无疑与中国的王阳明有着或多或少的渊源关系。以下以日本阳明学前后期几个代表人物为例加以说明。中江藤树已如前述。他的弟子熊泽蕃山（公元1619-1691年）则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热心宣传者。他23岁时慕名投到中江藤树门下，受到阳明学熏陶。以后又通过渊冈山学习了阳明学的“良知”说。在仕奉备前侯期间，得到藩主池田光政的重用。受熊泽蕃山的影响，池田光政也渐渐地倾向阳明学，并将中江藤树长子与门人请来，经常研讨文武之道，其中心人物自然是熊泽蕃山。他曾为这些人起草“花园公约”的学则，第一条便是“今，诸子之会约，以致良知为宗。”熊泽蕃山在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时也说：“其时，专于良知之旨。”以后蕃山又随池田光政去江户，一些大名和幕吏也登门向蕃山求教。这样，由于蕃山的宣传，阳明学的影响日渐扩大。
后期阳明学者的代表之一佐藤一斋（公元1722-1859年）则是利用其居于官学（朱子学）中枢的合法地位来宣扬了阳明学的，也可以说一斋是在官学的包围中“阳朱阴王”地发展了阳明学。一斋当幕府儒官19年，曾在幕府“官学”大本营“昌平簧”任教，凡士庶人入其门者不下三千人。在其门下和再传弟子中出现了许多活跃于幕末政治舞台的 思想家 与活动家，如佐久间象山、大桥衲庵、吉田松阴、 西乡隆盛 等，为 明治维新 造就了一代人才。
后期阳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大盐中斋（公元1796-1837年），名后素，字子起，号中斋，通称平八郎，在思想上笃信王阳明的“良知”说，在政治上则极力把良知理论付诸实践，可以说是日本近代阳明学者中以“实践”二字为其信仰的第一人。1837年，正值日本“天保大饥荒”之时，大阪米商乘机囤积粮食，价格暴涨，饥民乞丐饿死街头，大盐中斋为了赈济灾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纠集学生门徒、近郊农民、城市贫民共三百人，举行了有名的“大盐平八郎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大盐本人也引火自焚，但却狠狠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传播了平等思想，鼓舞了民众，影响很大。
总之，从1508年王阳明37岁时于贵州龙场顿悟，从而开创中国的阳明学；到1644年中江藤树37岁时完全转向阳明学，开创日本阳明学派。虽然相距一百三十余年，但从王阳明与了庵桂悟相互交往时，到后五山僧侣时王阳明著述的传日，其间已为阳明学在日本的诞生从思想上准备了条件。日本的阳明学者，在日本朱子学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吸收并宣扬了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基本思想，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日本阳明学派。这在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确实是值得一书并须进一步加以研究的一章。
二、阳明学（王学）与日本的近代史
如前所述，王阳明的思想东传日本之后，作为理论之花，已经形成了日本的阳明学。然而，由于王阳明哲学思想内在逻辑要求，它必然要从理论走向实践，在实践中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一点如果王阳明还不太自觉的话，那么，作为王阳明后继者的日本幕府末期的阳明学者，则是自觉地去努力的。
众所周知，日本的近代史始自 明治维新 ，那么我们首先以王学与日本 明治维新 关系来探讨一下王学对日本近代化的作用。
首先，为明治维新运动准备了一批杰出的人才。
在明治维新前 德川幕府 统治的二百多年中，日本的朱子学始终处于官学的统治地位，阳明学则作为下级武士和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而处于被压抑、受排挤的地位。特别是1790年（宽政二年）幕府发布异学禁令之后，朱子学被定为唯一正统思想，阳明学则被视为异端的谋反之学。然而，在幕府末年，阳明学（王学）成了维新志士所普遍信奉的一种哲学，并因此为维新运动造就了一披杰出的 思想家 和领导人。
佐藤一斋的门下人才辈出，如佐久间象山（公元1811-1864年）、横井小楠（公元1809-1869年）都是当时著名的洋学家，同时又是阳明学者。他们以阳明学作为解放思想的武器，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主张，打破了朱子学固守了儒学的孤陋习气，开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风，为开港倒幕做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佐久间象山的门生中，如攘夷倒幕的活动家吉田松阴（公元1830-1859年）、胜海舟等，都是信奉王学的。明治初期 启蒙运动 中的骨干如加藤弘之、津田真道、西村藏树等也出自象山门下。
吉田松阴是维新运动时期先驱性的 思想家 和教育家。松阴回忆说：“吾曾读王阳明《传习录》，颇觉有味。顷得《李氏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记》，大盐亦阳明派，取观为可。然吾非专修阳明学，但其学真，往往与吾真会耳。”在阳明学的影响和鼓舞下，他积极主张尊王攘夷，致力于倒幕运动。
吉田松阴以其叔父的名义在家乡创建了松下村塾，据说其学生八十，竟有近半数为明治维新做出了杰出贡献。明治维新前后叱坼风云、雄飞庙堂的许多俊杰之辈，如 伊藤博文 、木户孝允、高杉晋作、山县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诚、久阪玄瑞等，皆出自松阴门下。
吉田松阴的高徒，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高杉晋作（公元1839-1867年），在读了王阳明《传习录》后也作诗云：“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义皇以上人。”
萨摩藩的倒幕领袖 西乡隆盛 （公元1827-1877年）也是一位倾心王学的政治家。他以阳明学的即知即行思想为理论武器，积极参与幕政改革和勤王运动；为奉还大政于天皇，他亲自担任总督府参谋之职，征讨幕府将军；为改革旧制，他首倡废封建改郡县之议；因此，他成为日本勤王运动中的第一功臣。
正是以上这些信奉或倾向阳明学的杰出人物，以阳明学为理论武器，倡导尊王攘夷或开国倒幕，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实现，瓦解了日本封建体制，由此而开启了日本社会通向近代化的大门，而受阳明学影响的明治开国元勋 伊藤博文 、 西乡隆盛 则直接提倡民权、民主、废藩置县，为日本实现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这些论断都是符合日本的历史的。
其次，阳明学与日本吸收近代西方科学文化。
西方文化输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中野，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教士和商人来到日本，传播了南欧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主要是***）和某些实用技术（如洋枪和火药的使用方法），与近代科学文明尚极少接触。当时称之为南蛮之学，简称蛮学。但是，17世纪初 德川幕府 开始禁教，到17世纪30年代，由禁教发展为禁西书，进而实现“锁国”政策。至此，近一个世纪和西方文化的接触交流便被压抑了。
然而，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以后，虽然西学的传播大为受挫。但纯科技的书籍并未列入***之列。1720年 德川幕府 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下令“弛禁”，采取积极态度引进西学书籍， 欧洲文化 又得以重新传播。这次传入日本的 欧洲文化 被称为“兰学”，主要是指由荷兰人和荷兰语书籍带来的 欧洲文化 知识。另外，从中国传来的由西方传教士编著的天文、地理书籍也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文化。不过，直至19世纪初，在日本传播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如医学、动植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几乎不为人知。因此，这个时期所传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1853年，“黑船事件”迫使德川政府锁国政策宣告破产。亲眼目睹了天朝大国在 第一次鸦片战争 中的时代，日本更感到危机的严重。为避免重蹈前车之鉴，德川幕府和各藩大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与此同时，日本又全面加强了对西学的翻译、研究，以所有西方先进国为研究对象，“兰学”因而扩大为“洋学”，也即从自然科学扩展到了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发学等。“洋学”的传播，可以说是日本全面吸收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开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幕府的阳明学者，没有排斥近代西方科学文化，他们同时作为洋学家而积极吸取洋学。其代表人物就是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
如前所述，佐久间象山作为佐藤一斋的门人，是倾向于阳明学的。但是。佐久间象山又不偏执于阳明学而排斥朱子学，而是将王阳明重实行的思想与朱子学“格物穷理”中的合理因素相结合，从阳明学的实行实功立场出发，他反对“无用之学”，提倡“有用之学”。他把朱子学格物穷理说作为一种认识方法（或为学方法）来接受，并且将它与阳明学的重行思想相结合，这一方面使阳明学的“行”更加合理化、科学化，另一方面也使朱子学的“理”更具有了实践性和现实性。他还痛斥那些反对洋学的人是“凡夫庸人，不知穷理，视为别物……蒙蔽深固，永守孩童之见。此辈唯可唉悯，不足以为商校”。并称赞洋学：“近来西洋所发明许多学术，要皆实理，诋足资吾圣学。”（《杂撰?赠小林炳文》）这就为积极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在理论上做了准备。
著名洋学家横井小楠，注重用心学打破学术偏见和成见。他说：“古之学，皆在思之一字，凡人心之知觉，诚无限矣，使广此知觉，则天下无一物为我所遗。心之知觉即思，思而会得其筋，则天下物理，皆成我物矣。”“学问之规模，应致“宇宙皆我分内”，……世之学者，大抵拘执一偏，而狭小我与我心者多矣。”这显然是把阳明学“宇宙内事皆我分内事”“心无外物”一类命题，观点，反对“拘执一偏”，思想僵化、固守传统的学者和学派，在思想上为吸收西方科学文化开辟了道路。
阳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知行合一”，其中又特别重视“行”，重“体究践履，实地用功”，王阳明说：“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知者。”因此，他说自己的为学之道“无非实学。若离了实学为学，去是着空。”幕府末期的阳明学能够站在时代潮流之前，主动提出接受并传播洋学，正是与受阳明学重“实学”，重实功实用这一思想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他们正是利用阳明学的解放、开拓精神和力行、实用思想，为洋学的普及发展从理论上做了准备，也从舆论上开辟了道路，尽管幕府末期的阳明学者此时对待洋学的态度，仍是“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是以“欧罗巴之说”“资吾圣学”，但在客观上仍促进了幕府末期日本对洋学的接受和普及。传统哲学的阳明学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东渐建立起了联盟，由此促进了日本开港倒幕，建立明治维新政权的实现，并且也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大量引进西方的科学文化，迅速实现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这点也是不容怀疑的。
总之，阳明学作为前近代的思想，虽不具有近代思想的性质，然而其“心即理”、“心外无理”、“知行合一”的基本思想，虽具有“扫物尊心”“师心自用”的片面性，但它强调自尊无畏、力行实功，倡导有用之学，并且也逻辑地包含了尊重个人、强调个性、不惧外物、不畏权势的思想。当这种思想与特定的历史进程相契合时，就能发挥合理的积极的作用，成为反对现体制的一种精神武器。正是在此意义上，在日本的幕府末期，阳明学通过日本的幕末志士，找到了与近代社会的接合点。也正是因此，阳明学通过日本的幕末志士，找到了与近代社会的接合点。也正是因此，阳明学能为明治维新造就一大批杰出人才，正像井上哲次郎所说的“试考德川时代的儒教史，朱子学派中不无伟人，然固陋迂腐者颇多。反之，阳明学派中人物，则多有建树者，而固陋迂腐之人几乎没有。可见，阳明学果有陶冶人物之功无疑。”正是这些不具“固陋迂腐”观念，勇于进取的人才，一方面在倒幕维新的运动中，敢于抛头颅、洒热血，自尊无畏而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在吸收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过程中，勇于打破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积极吸收并推进西学在日本的传播，使之普及到武士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无疑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量吸收西方科学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因此，阳明学也通过日本的阳明学者（后期阳明学者），为日本的近代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看起来不可思议，然而它却是史实。
综上所述，王阳明与了庵桂悟直接交往并作序相送，已成为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并且特别受到了日本学者的重视，事实上也是开了阳明学东传日本的先河。随着16世纪中叶王阳明著述的传日和大批禅僧、医生和朱子学者的广泛阅读，已为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打开了一定局面，至中江藤树反复阅读《王阳明全书》而“豁然开悟”，创立日本的阳明学起，可以说，王阳明及其学说已开始在日本民族中间扎下了根。正是这个根，使王阳明及其学说与日本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后来虽经起落，但是，在朱子学一统德川天下的氛围中，在宪政“异学之禁”后，它还是勃然兴起，代表日本下层武士、中小地主及市民的利益，以一种迥异于朱子学的崭新姿态出现在日本思想史的舞台上，并且以“大盐平八郎起义”这一震撼日本全国的实际行动，标明其叛逆性格，客观上构成了对封建幕府的冲击。其影响直到1918年日本“米骚动”时，人们还打着大盐平八郎旗帜，如当时大阪有人传诵“这是忍耐不住的大盐平八郎”句子，山口县有人散发署名“国民大会大正大盐平八郎”的传单，要求降低米价，诛灭富豪，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牟宗三先生在为张君励的《比较中日阳明学》一书所写的校后记中道：“一种学术，流于他国，常有新面目，新作用，亦可为新表现。或“桔逾淮而为枳”，此其坏者也。或“天地变化草木蕃”，此其善者也。在日人，得善果而不得恶果，则益足增加吾人之反省矣。”阳明学东传日本之后，适应日本阶段、社会结构的实际情况，被日本的阳明学者吸取了其基本四，并加以合理的发挥和运用。如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他们抛弃了王阳明“行”为向实行、建功立业，强调了“行”的经世致用性；他们还发挥了王阳明思想中强调立志、自尊无畏的思想。正是王阳明的这些思想被日本的阳明学者加以合理的发挥之后，一方面，使它汇入了日本民族 传统文化 的长流之中，构成了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为日本幕府末期的倒幕维新运动造就了一大批自豪无畏，个性鲜明、前赴后继的俊杰之才，为明治维新的成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因而也将日本社会推进到日本 传统文化 的肌体中，大力倡导吸取并普及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为明治初年大规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开辟了道路，这无疑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这既是阳明学在日本扎根、开花、结果的过程，也是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而这一切，我们首先应当记住的王阳明――这位诞生于浙江余姚的明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高濑武次郎《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