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关于澶渊之盟的性质，即其是否为城下之盟的问题，从宋代至今一直争论不休。上世纪宋史大家邓广铭的高足漆侠先生，曾对澶渊之盟全面分析，将其性质认定为城下之盟，并且自成一家之言。而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学者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强调了澶渊之盟在历史层面上多方面的积极意义。这种争论延宕至今，依然能引起许多宋史爱好者的兴趣。
但是我个人认为，只是简单的讨论澶渊之盟是不是城下之盟，并不能完整评价这个历史事件。如果不止是把这个事件置于1004年的这个时间点，而是置于整个历史的时间序列中，我们发现澶渊之盟具有多重的性质。于是，具体的详其经过，论其得失似乎才显得更有意义。
以下，我试图对这个1004年发生在宋辽两国间的国际事件作一个简要的分析，以求管窥1000年前的宋王朝留给我们的淡淡身影，不当之处，敬期指正。同时，这篇文章以论述为主，可读性有限，希望有共同兴趣的朋友可以耐心的读完。
一、澶渊之盟发生之前的宋辽国势
澶渊之盟的时间在北宋第三任皇帝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这个时间点，既不是宋政权建立之伊始，也非宋的政治发展遭遇严重困难之秋。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北宋经过太祖和太宗两代的经营，对外先后平定了南方诸割据政权并立的纷乱局面，并且以雷霆之势收拾了后汉遗留而依傍于辽的北汉小朝廷，对内则温文尔雅的释去了大将的兵权，建立起一套完备而稳固的文官体系。相比于此前相继更迭的五代政权，宋显然在内政外交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一个大一统的新王朝已经隐然从历史的迷雾中透露出它的身形。
但是，也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宋曾经满怀信心的两次发动旨在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北伐，却都以失败告终。公元979年的高梁河之役，御驾亲政的太宗赵光义坐着驴车，“仅以身免”。另一次在公元986年的雍熙北伐，宋的三路大军被重创两路，以损兵折将告终，名将杨业死于此役。北宋平定十国的顺利和两次北伐的失败，不仅反映出辽的国力远超十国之总和，而且透露出面对以高度机动的骑兵为主的辽军，以步兵阵列方式迎敌的宋军并没有太多取胜的办法。
另外，同一个时间点上，辽在经历了穆宗的暴政统治之后，经过景宗的苦心经营，国势逐步稳固。并且在景宗之后，辽国朝政又继续由杰出的女政治家萧太后所控制，辽的国内政治也处在趋于良好的局面。
公元1004年，步履趋于稳健的北宋政权与它的北方邻居辽国正处于国力的相对平衡之中。由这一年发生的景德之役（有学者称为澶渊之役，但实际上整个军事过程发生地点不仅仅在澶州，所以此处采用另一些学者的意见称为景德之役）所导致的澶渊之盟以国与国之间正式盟约的方式诠释了这种平衡的关系。
二、辽军南侵的战略意图
自从雍熙北伐失败之后，宋辽两国之间仍然军事冲突不断，虽然双方都没有战略性的取胜，但在其中的歧沟关和飞狐口两战中，北宋失利，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不过尽管如此，宋辽之间任何一方都没有胜过另一方的绝对优势。
以宋而言，如前所述，在攻伐战中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对灵活机动的辽军并无优势，况且，以步军为主的征战方式，成本上大大高于骑兵。尤其是远距离的征伐，仅仅是运粮，一个战斗人员有时需要几个民夫为其运送口粮（运粮的民夫本身也要运送自己的口粮），这是成本大的主要原因。宋的两次大规模北伐，所费甚巨，给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这也是虽然宋的全国兵力总人数倍于辽国，但却始终无法达成收复故地的主要原因。
在辽的方面，虽然契丹骑兵灵活机动，但是擅长掠地而拙于攻城，即使攻占了城池，也不善于守城。因此虽然可以在战术上取胜，但是在战略上也无法改变两国既有的势力边界。
双方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互有短长。这样的局面，在双方首脑的内心都是清楚的。并且，经过几十年的冲突不断，两国朝野甚至连双方将领都出现了厌战的情绪。
既然如此，宋辽两国应该都有休战的愿望，然而在政治上这样的条件却又不具备。
在宋，有幽云十六州的历史问题尚待解决，在辽则同样对关南之地的丧失耿耿于怀。这都是涉及领土的争议，都不是谈判可以轻易解决的。即使双方的首脑愿轻率的以谈判来解决，恐怕未必能安抚得了国内激进的政治势力。尤其对于辽国而言，契丹族此时仍未脱去崇尚武力和掠夺的习性，整个民族对战争还抱有着渴望。
因此，双方唯有一站，必有一战！
如果没有一场流血的全面尝试，如果没有双方的尽力一搏，谈判的条件就不会出现。而最后的结果怎么样，要不要谈，怎么谈，就看这一战打的怎么样。这一点，充分的体现了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定义：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从这样的战前形势来看，辽主圣宗和萧太后御驾亲征，兴举国精锐之旅，不可能心存灭亡宋国之念想，而是企图达到三个明确的战略意图：收回关南之地、获得经济利益和达成长期的停战协定。一个充分的例证是，虽然是率先发动战争的一方，辽在一边深入宋境的同时，居然也一边主动的向宋廷君臣发出和谈的倡议。可以说，对于发动战争的辽国而言，和谈才是其真正的战略目的，这一点在战争的进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澶渊之盟，是剧本中的一幕戏，一幕重头戏。
三、北宋的应对策略
辽的入侵，来势凶猛，大大的不同以往，令北宋君臣措手不及。面对国家的危机，宋廷上下展开了一场文官们最擅长的活动――辩论。
前已述及，此时的北宋已经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文官政治模式。在这套模式中，武将沦为纯粹的技术工种，被排除出国家大政的决策层，包括军机要务。
当时宋的政府首脑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军事首脑为枢密使，合称“使相”。另外有参知政事（副相）和同知枢密院事（副使）等，与“使相”加起来大约六七人，国家的大事基本由这六七人讨论决定，当然最后拍板的是皇帝。这些人，包括军事首脑枢密使，均由文臣出任。终北宋一代，出任枢密使的武将只有一位，那就是赫赫有名的狄青，是在仁宗朝出任枢密使，并且“因人言，旋而去位”。
大战在即，面对来势汹汹的辽军，文官的辩论出现了两派观点。一派以参知政事王钦若和佥署枢密院事（副使）陈尧叟为代表，主张迁都避战。一派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毕士安和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为代表（其时毕为首相，寇为次相，但在观点上寇准更为强硬激进），主张皇帝移銮澶州（今河南濮阳），主动迎战。
对于这两派观点，有人简单的归纳为主和派和主战派，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一派为不战而逃派（王、陈），一派为以战迫和派（寇、毕），这一点在以后的事态发展中也得到了映证。从文官的辩论看，宋廷中能够准确把握双方的形势及敌军意图的人还是大有人在。不过，身为最高决策者的宋真宗，作为北宋第一位从小养在深宫的皇帝，内心对战争是惧怕的，面对对立的两派意义一度犹疑不决。
这个时候，寇准做出了最终令他留名青史的表现。为了说服宋真宗，寇准极力为真宗陈述利害，一边故作轻松让真宗对亲征的风险释怀，一边以恐吓的方式阻止真宗倒向逃跑主义的路线。对于主张逃跑的人，寇准当面要求处斩，极大的震动了逃跑派的神经。
可以说，几乎是在寇准等人的“强迫”下，宋真宗最终决定亲征，并于晚于辽主一日的十一月二十五日到达澶州。
综观宋廷的应对，虽然最终采取了相对正确的战争姿态，不过在心理上明显“不在状态”。尽管移銮澶州，到达决战的第一线，宋真宗的内心仍然对战争充满亡国和亡身的双重恐惧，以至于在亲征的过程中依旧不时想要南逃。相比于辽主对待战争进程的镇静自若，真宗皇帝的怯懦已经为宋使在盟约谈判过程中的被动埋下了伏笔，真宗的亲征于国家民族有功固不可抹煞，但他的懦弱表现也为宋带来不可估量的负担。
四、景德之役的过程
许多人把澶渊之盟看做一场战争，然而准确的说，它是宋辽两国在经历一场大战之后所达成的和议，这场大战则是景德之役。
这场战争是辽国发起的，并且在宋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就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了。在真宗皇帝决定亲征的时候，辽军实际已经大举深入宋的腹地。也就是说，真宗的御驾亲征发生在自己的国土上，并且出征的前线离自己的京师仅仅二百多里。这个地方就是位于今天河南河北交境处的澶州，而在澶州发生的一切已经算是战争的高潮乃至尾声了。所以对于景德之役我们还需回过头去看。
从过程上，景德之役进行得并不复杂，我们简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辽军进入宋境开始至瀛州保卫战结束。这个阶段从当年的闰九月持续到十一月，是时间最长的一个阶段。一开始，辽国兴师南侵，进入宋的河北境内，先后进犯保州、定州和瀛州（今河北河间）。
这一阶段，辽军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反而可以说是损兵折将，尤其是瀛州保卫战中，辽军苦攻不下，阵亡三万人，伤者数倍，受到的打击极为沉重。
第二阶段，从瀛州一战结束到双方的皇帝“会猎”于澶州。辽军在瀛州失利后，不但不退兵，反而挟骑兵轻便之势一路南下，直逼宋的都城开封。这是一招极险的棋，等于是完全放弃自己的大后方，丝毫不考虑后勤的补给，不顾一切的攻向对方的战略总部。这，也是辽主在此役中最显示胆略的一步。
事实证明，辽兵的战斗力确实经受住了考验，在很短的时间内，辽军连续占领了德清等三座城池。战果同时也证明了辽主孤军深入的合理性――比起边塞重镇，宋朝在边塞与京畿保卫圈之间的广大腹地明显缺乏抵抗力，占领这些地方又大大强化了对宋都的威胁，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选择。
第三阶段，毫无疑问是两军在澶州的对峙，时间是从十月下旬两国君主在澶州“聚首”到十二月上旬澶渊之盟的签订，短短的十数天时间。
发生在这个期间战事只有两件，其余的时间都是用来停战和谈判的了。一件是辽的统军主将萧挞览在进抵澶州当日，耀兵出阵，被宋军以床子弩射杀，辽军心大挫，辽主五日不朝。第二是宋将高继勋以三千兵力在河东前线破辽军左翼五万。这两件战事改变了双方在第二阶段对阵的态势，彻底打击了辽军的士气和辽主想要谋取更大利益的信心，直接导致了双方的停战乃至和约的迅速签订。至此可以说，仗已经打过了，到了做下来谈谈的时候了。
五、关于战争胜负的讨论及澶渊之盟的性质
在宋辽两国的战史上，景德之役是独一无二的。其特别之处首先在于，这是双方一场最高“规格”的角力。战争中，两国都“出动”了皇帝，两国历史上皇帝临阵相望的情形仅此一例；另外，两国都调动了全国的主力军队，这在双方以往的交战中也属绝无仅有。
但是，与此不相对称的是，这场战争仅仅持续了三个月，除了瀛州攻防战发生重大伤亡之外，总的伤亡有限，激烈的程度也并不突出于以往。相较于这场战争，之前的高梁河之役和雍熙北伐显得尤为惨烈。这场战争的相对平淡，以至于后人往往只记住了澶渊之盟这个结果而轻忽了这场战争的过程。直到最近，还有学者在谈这场战争的时候，小心翼翼的称之为“景德之役”――这场战争，似乎次要到连一个专有的称谓都没有。
但一切又都如此的合乎情理――本来应该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在两国皇帝碰头之后迅速的扭转了形势，闪电一般的达成了造就双方百年和平局面的澶渊之盟，充分的向我们暗示着两国统治者内心中神奇的默契。
不过，如果单从战事上来说，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显然是宋。因为尽管辽军攻破了数座城池并突入到宋的腹地，直接威胁宋的京师，但实际在战略上真正危如累卵的恰恰是辽军自己。如果当时宋不积极的回应辽发出的议和信号，辽军最后的处境将很难预料。然而，战事上的胜利也恰恰成为了日后的论者认为澶渊之盟是宋的屈辱的原因所在。
关于澶渊之盟的内容，熟悉历史的各位无疑都耳熟能详，这里述其主要：一、宋遗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二、两国结为兄弟之邦；三、两国“沿边军州，各守疆界”；四、“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五、“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
日后的论者站在宋的角度，大多认为这个条约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受了气，赔了款，面子很受伤；另一方面，换来了和平的局面，两国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强调赔款受气就成了“城下之盟”，强调和平的意义就成了平等条约。
个人认为，论者所述，公有公道，婆有婆理。但如果将澶盟相比于我们用现代眼光公认的不平等条约如《南京条约》等，会发现两者之间毕竟不可等量齐观。《南京条约》不但割地，不但赔款，而且部分的丧失了经济权（通商），而澶渊之盟将双方约定为平等，承认了以现状作为双方土地争议的最终结果，而且每年的“岁币”不称“贡、纳”，而是称“遗”，保持了宋的颜面。
这个结果在大的历史背景而言，其实是两个大国势力均衡的一个结果，从国运民生的角度，这个条约当时在双方都是受欢迎的。每年三十万绢银不仅只是当时宋的一个州的赋税收入（范仲淹知越州时，全州赋税大约如此），而且不过相当于一次大战军费的百分之一。或者说，宋兹后一百二十年的岁币总和不过刚够再打一仗。据载，当时宋真宗的心理底线是一百万两，当宫人误传约定为三百万两时，虽然“大惊”，但竟然也“姑了事，亦可耳”！
而辽国在获得每年的岁币之后，居然安享其成，逐渐改变了剽掠的习性。八旗子弟一样的辽最后为女真所灭，则是立约的双方当时没有预料的一个结果。
但是，宋毕竟是在打赢的情况下签订的合约，打赢了还要送银两似乎太不合情理。我个人认为，这实为当时宋人的厌战情绪造成。这笔钱，好比是一个富足的村子和附近山上的穷土匪达成了协议，用于免祸的年资。因此而言，在宋的当代，虽有人对这种给钱买和平的做法有所议论，而后人对宋朝君臣的表现也多有臧否，但和平被买到这件事情本身基本是没有异议的。
不过，必须郑重一提的是，澶渊之盟的签订虽可能出于当时宋统治者的苟安之计，但却未后来的君主立下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是后的西夏问题、庆历增币、靖康和议、绍兴和议，无不深受澶渊之盟的影响。而用钱买和平的思维也成为了宋廷处理对外关系的主流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澶渊之盟完全的放弃了宋初二帝收复幽云的雄心壮志，开启了偏安思想的先河，流毒之深虽经神宗与王安石的力图重振，仍不能清除。若论澶渊之盟的最失败之处，不在其平等不平等，屈辱不屈辱，而在于它令宋人彻底的丢掉了仅存的血性，完全的沦为没有国际政治理想的苟安之国。这一点才是今日之人所深可以借鉴之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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