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
本文摘自：《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作者：列斯特·坦尼，翻译：范国平，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
另附本书前言：
我决定不再沉默，我要历史还我们一个公道！
投降，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我们一直对这些引以为耻的事情守口如瓶。但多年以后，我以识到巴丹死亡行军已经快要被国人遗忘，于是我无法再对自己在日军战俘营中遭受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折磨，以及这些虐待导致的长期的身体和心理的后遗症，缄口不言。我不再认为我的投降是一件让我窘迫的事情，我决定开启尘封已久的记忆的大门……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本鼓动对日本复仇的书。复仇并不令人愉快，但是我所讲述的都是事实。我只是侥幸存活的兄弟们的一个代表。我要讲述的是一个为了理想和信念，苦苦挣扎求生的故事。我要讲述那些曾经为了自由而战的鲜活的生命的故事，我要历史还我们一个公道。……
你也许会问，我为什么决定向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有四个原因。……
本书是我独立完成的。本人对于书中出现的历史事实以及描述文字上的讹误与遗漏，承担全部责任。
……更多
4月9日，对我而言，是噩梦的开始。昨天，我们还在为保卫巴丹殊死战斗，今天我们却成为了日军的俘虏。鲍勃·马丁、吉姆·巴什勒班、欧瑞·T。马尔霍兰和我坐在铺位上，七嘴八舌地在讨论着回家以后要做的事情。伙伴们都相信，等到交换战俘，我们就能回家了。我闭着眼睛，想起了亲爱的劳拉。我也相信，我很快就能回家。带着对劳拉的思念，我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刺耳的枪声惊醒。一队日本兵扛着步枪，端着机关枪，闯入了我们的营地，他们凶神恶煞似地嚎叫着。我开始两腿发抖，两手冰凉，头上和脖子上冷汗直冒。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会用机枪把我们打成筛子吗？怎么看来，他们都没有好意！我一下子想起了先前从日军战俘营里逃回来的兄弟们的描述，心头袭来阵阵凉意。——投降之前，这些家伙在我们手里吃了大亏，他们会不会像南京大屠杀中干的那样，为了报复，向放弃抵抗的敌军士兵举起屠刀？我祈祷，这群日本兵不属于与我们对峙的部队，而只是来接收俘虏的。
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日本兵就扑了过来。礼貌的把两个手指并在一起，送到嘴边，作吸的姿势，讨要香烟；粗鲁的举起用作手杖的长竹竿，朝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乱翻我们的床铺，搜查我们的身体，拿走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这是一群野蛮的胜利者。有一个日本兵，走到我面前，做出抽烟的姿势。我明白他的意思，摇了摇头，因为我没有香烟。他笑了笑，立即抡起枪托照我脸上狠狠地砸下来。我的鼻子被打破了，颧骨部位也撕开一道口子，鲜血涌了出来。他得意地大笑，其他日本兵也哄堂大笑。他走到站在我右边的战友前面，做出同样的手势。右边的兄弟有烟，给了他一根，他抬手把整包香烟都夺了过去。谁知他恩将仇报，领着其他的日本兵用竹竿和枪托狠揍我的同伴，把他打倒在地。这下子，他们才心满意足地大笑着离去，嘲笑着被击败的、软弱的美国人。
上帝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面对如此的惩罚，我能挺立多久？如果我们知道今后将受到怎样的折磨，并且知道这种折磨将持续多长时间的话，我们一定会在巴丹半岛死战到底，战至最后一个人，拉更多的敌人陪葬，而不愿忍受三年半的摧残、饥饿、虐打以及种种非人道的暴行。
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
日本人转移俘虏的计划，基于三个毫无根据的假设，这对于我们来说，太不幸了。第一，日本人认为巴丹半岛只有2.5-3.5万名战斗人员。具体的数目，我不知道，因为在投降前夕，有数十名士兵阵亡，还有大量官兵躲进丛林或者试图前往克雷吉多岛。抛开战斗人员不谈，跑到巴丹半岛寻求安全庇护的菲律宾平民就有2.5万人。战斗人员数目更为庞大，大约有6.5万名菲律宾官兵，2.8万名菲律宾平民，还有1.2万名美国人，总数达到10.5万，这大大超出日军估计。
第二，日军想当然地认为美菲联军官兵身体健康，能够在没有食物和饮水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强行军。事实恰恰相反，我们这些坚守巴丹的人，在过去的45天里，每天摄入的热量不足800卡路里。除了米饭之外，我们每天只有一调羹C口粮（野战口粮，特制的袋装肉食）。有时，我们不得不用蛇、猴子，甚至用鬣蜥加强营养。前线的所有官兵，一天只能吃两顿。饥饿导致坏血病、糙皮病、脚气病，疟疾等传染病也趁虚而入，让我们原本孱弱的身体更加孱弱。此外，我们对于长途行军毫无准备，我们没有水也没有食物。我们这些能走的人看起来像病人，躺在医院里的病人看起来像死人。
第三，日军认为他们的撤退计划完美无缺，所有的细节问题都考虑周全，他们知道该做什么，怎样做。事实上，日军的基层部队并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甲队日本兵让我们排好队，准备行军，不久以后，乙队日本兵又过来叫我们等待命令。日本部队之间分歧很大，让我们无所适从，——听了甲队士兵的命令，会被乙队士兵认为违反他们的命令，我们会挨打；再度服从乙队士兵的命令，甲队士兵发现了，认为我们不服从，会开枪打我们。这样的事情一再重演，正好给了他们“算账”的机会，他们报复我们，并一再显示日本民族的优越性。日本兵们毫不理会他们已经到了日本国外，他们认为所有的人都能听懂日语。因此，当我们听不懂他们的命令而反应迟钝，或者领会错误的时候，他们就歇斯底里地大施淫威。
因此，当巴丹死亡行军从马里韦莱斯开始的时候，就与日本人的“完美计划”背道而驰。到处都混乱不堪，小汽车、卡车、马匹、野战火炮充斥道路。日军把他们所有的重装备都运到了巴丹半岛，想要一举拿下克雷吉多要塞。显然，让敌方的大量俘虏滞留在己方阵地上，是不利于日军赢得攻取菲律宾的完全胜利的，所以日军需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些俘虏赶出战场。不过日军好像只有想法，却没有安排高级将领专门负责俘虏转移事宜，巴丹半岛仍然是个烂摊子。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克雷吉多要塞守军投降后，并没有步巴丹守卫者死亡行军的后尘。1942年5月6日，要塞沦陷后，俘虏乘船到达马尼拉，随后乘卡车到达甲万那端战俘营，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战俘营。巴丹和克雷吉多的俘虏在健康状况上差异很大。克雷吉多的战俘们没有经历死亡行军的折磨，也没有体尝奥唐奈集中营的痛苦。经历巴丹死亡行军，活着到达奥唐奈集中营的战俘人数，只有出发前的一半。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些幸存者全都有病，少数的人只患有一种疾病，大多数人受到两三种疾病的折磨。这些疾病包括：疟疾、痢疾、营养不良、饥饿、脱水、肺炎、脚气病、白喉。此外，绝大多数幸存者在行军途中都受到了毒打，体力严重透支。投降之后，我们本来就心情沮丧，可是在行军途中又受到了极大的心理伤害，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屠杀，却无力阻止，时刻提心吊胆，担心自己会是下一个。
克雷吉多要塞的守卫者们在战斗到最后一刻之前，一直吃得比较好。克雷吉多要塞是美菲联军的总司令部所在地，总军需官在此负责战区内的给养分配。从1941年12月份开始，截止1942年4月，向巴丹半岛运送给养和装备越来越困难；所以克雷吉多要塞一直粮弹充足。巴丹守军一天只能吃14至17盎司食物的时候，克雷吉多守军一天能吃到48至55盎司。克雷吉多工事坚固，很少有人受伤，所以他们的身体很健康。疟疾只给克雷吉多守军造成了小小的麻烦，却击倒了巴丹半岛99%的守军和平民，因为巴丹半岛的丛林里有着世界上传染性最强的携带疟疾病毒的蚊子。
事实证明，日军迁移巴丹战俘的计划的所有假设都是错误的，不现实的，纯粹是凭空想象的。在战后军事法庭的审判当中，这些假设被用作巴丹死亡行军的暴行的旁证。很多驻菲日军高级将领辩称，他们根本不知道巴丹死亡行军，因为他们当时并不关心俘虏的迁移计划。他们异口同声地声称：“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也不知道美国和菲律宾战俘所受的待遇。”
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
我觉得日本人在菲律宾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打开巴丹半岛的地图，很容易发现日军可以为他们省去很多麻烦。只要他们在皮拉尔-巴加克一线摆上少许兵力，我们就不得不在长官的带领下投降。后来我们常说：“他们不打我们，我们就会在军官的命令下，带着枪支弹药投降。”我们已经无路可逃，北面是敌人，其余三面是海。只要日本人扼住北部防线，如果我们不想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饿死，就得投降。日本人完全可以抽出大批地面部队提前两个月南侵澳大利亚，攫取整个东南亚的领土。可是日本人一根筋，要么是胆小，非得把驻菲美军完全击溃才敢进行下一步侵略行动。他们执著地执行全歼驻菲美军的计划，中途却不得不面对8万名放下武器、疾病缠身的军事人员，以及2.5万名平民。不把这批人移出巴丹半岛，他们对克雷几多要塞的总攻就会受到影响。
4月10日早晨，一队日本兵把我们赶上大路。在这半英里的行程中，日本兵大声呵斥着我们，为了让我们走快点，用刺刀戳我们。上了大路，我们等了3个小时，日本人禁止我们讲话，我们可以用任何姿势休息，站着、坐着都可以。
突然，大路上尘土飞扬，远处出现一大队美国和菲律宾俘虏。他们杂乱无章地走着，经过我们的时候，日本兵命令我们加入他们的队列，开始步行。我的巴丹死亡行军的起点在167公里的界碑处，在马里韦莱斯东面大约2英里处。马里韦莱斯在巴丹半岛的最南端，聚集了大量美菲联军战俘，也是日军登陆巴丹半岛的主要地点。
我们忠实地执行了金将军的命令，没有留下任何交通工具用于转移，我们摧毁了所有的坦克，我们并不指望开着坦克去战俘营。出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少之又少的美军战俘得以坐上汽车，到达我们的第一个集中营，奥唐奈集中营。而我们是走过去的。
行军的路面有20英尺宽，路基是石块，上面撒上碎石子，碎石子上面再撒上细沙。撒上沙子的目的是为了使路面能够行驶小型汽车，水牛拉的大车，菲律宾人拉的大车有时也会出现在路面上。路面早已使用过度，我们的重型汽车在上面开过，甚至我们的坦克、半履带车也从上面经过。整个路面已经千疮百孔，大块的砾石随处可见，路基裸露，铺满了磕脚的细沙、碎石子。在这种路面上走一小段路都觉得痛苦，长时间、长距离行军的折磨可想而知。
我们四人一排，十人一列开始行军。还没走出去一英里，队伍已经松松垮垮，我们就像一群掉队的士兵。开始还成队形的四十人的方队，散乱不堪，兄弟们往前挪动步子，有些兄弟的腿脚已经不太灵活，看起来像跛了一样。我们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很多人感觉我们是去送死。就在此刻，我决定要制定活命的计划。成为俘虏的前夜，我还坚信我能够活着回家。为了活命，我得为自己设立一些可实现的目标，比如一定要坚持到下一个转弯口，一定要走到前面出现的水牛那里。我必须有梦想，梦想会让我前行。
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
日军闯进我们的宿舍将我们的个人物品劫掠一空的时候，趁日本兵不注意，我把她的小照，塞到了袜子里面，藏在脚踝处。劳拉是点燃我生命火花的火种，她给了我生存的激情。没有梦想，就不会有梦想实现的那一天，我实现梦想的决心坚如磐石。我不会让敌军夺走我的梦想，我必须活着，活着见到劳拉，让梦想变为现实。
没走多远，我们就知道我们将受到怎样的对待。日本人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吓了我一跳。日本人把我们从宿营地赶到大路上的时候，我就知道“全副武装”是一个错误，我们只应该携带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比如说军用水壶，不过有水壶也不一定能喝到水。帽子和头巾是必不可少的，烈日当头照，正午的地表气温极高，头部没有保护绝对受不了。我们还得忍受突然降临的倾盆而下的阵雨，大风卷起沙尘，能见度极差。
刚走了一两个小时，兄弟们就开始减轻负荷，把他们认为不需要的东西丢在路上。他们从军用帆布背包里翻出各种各样的东西：牙膏、牙刷、剃须膏、剃须刀、毯子、小帐蓬。这些物件被随地丢弃，散布在行军路线的最初几英里的路段上。
日本兵用我们听不懂的日语大声呵斥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对他们的命令做出迅速反应，他们就从路边捡起木棍抽打我们。他们想让我们走快点，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小跑。对于我们来说，“快步走”和“小跑”没有区别，它们在我们耳朵里只是重复的词汇。看守们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我觉得他们绝对不是日军当中的聪明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家伙所受教育程度极低，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没有正确执行他们的命令，是因为我们根本听不懂他们的“鸟语”。
日本兵强迫我们这些虚弱的人一连走了四五个小时，不允许我们休息，动不动抽打我们。很多兄弟如果不停下来喘口气的话，就站不住了；日本兵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允许我们停留。我们队列里的汉克绊了一跤，摔倒在路边的灌木丛里。一个日本兵立即跑过来，我们向倒下的好朋友大声喊道：“赶快站起来！快点站起来！”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日本兵高声叫喊着，把刺刀扎进了汉克的胸膛。在挨了五六刀后，汉克挣扎着站起来，鲜血顺着衬衫往下流，他蹒跚着加入了我们身后的行军队列。
汉克并没有撑多久。晚上一个朋友告诉我，汉克因为流血过多，倒在地上，被一个日本兵开枪打死。我控制不住哭泣，伙伴们也控制不住。我们眼前浮现出一个从来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优秀青年，他错在倒在了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汉克的死，给我们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想在行军时休息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想“永远休息”。如果要大小便的话，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很快我们发觉，唯一的正确做法是拉在裤子里，如果你想活命的话。
行军的第二天，一辆日本卡车从我们身边开过。卡车车厢里坐着日本兵，他们手里拿着长长的绳子，时不时地抽打战俘。他们会抽打任何一个他们认为走得不快的战俘。突然，有日本兵向一个走在队列外面的战俘扔出了套索，套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把他拖到在地。锋利的石块让这个兄弟鲜血淋漓，遍体鳞伤，他的身体抽搐着、翻滚着，看起来像一块新鲜的牛排。被拖出100多码后，他终于挣脱了套索，用手和膝盖支撑着流血的身体慢慢地站起来时，他大喊：“你们去死吧！有朝一日，我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们，我会活着把尿撒在你们的坟墓上！”愤怒让他获得了新的力量，他站直了以崭新的面貌加入了行军队列。
第二天我们在卡巴卡森停了下来，我看到一个日本兵打开饭盒吃米饭，他的菜是一个鱼罐头。他吃完的时候，罐头底部还剩下两调羹鱼。他扭头看到了我的眼睛，便把罐头扔给了我。我直勾勾地盯着他，其实我不是盯他，我是盯着他手里的罐头。可怜巴巴的眼神让他大发善心。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饥饿、疲惫、沮丧。我毫不犹豫地抓住了罐头，从路边撕下一块树皮当成调羹，享用了一勺“美餐”。我突然发现我的好朋友鲍勃·马丁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我手里的罐头，于是我把罐头和“调羹”都给了他。这个时候，为我们持续了一辈子的真挚友谊奠基。
鲍勃是天生的乐天派，似乎没有事情可以让他烦恼，也许用“没心没肺”形容他最合适。他只有5英尺7英寸高，但是他却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人物，仿佛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他。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传达着温暖和友好，他的棕色头发和绿色眼睛显示了他乐观的天性。不管戴军帽还是便帽，鲍勃都喜欢把帽子倒扣在脑袋上，这几乎成为了他的标志。
此时，鲍勃仍然没有失去乐观的天性。在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尽量让我们感觉好一点。这就是他的特别之处。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和整个战俘生涯当中，鲍勃和我共同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鲍勃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我们仍然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
194坦克连有一位帅气的中尉，他大约28岁，一头金色卷发，总是干干净净的。他块头很大，有6英尺高，我估计他在战前的体重至少200磅，行军刚开始的时候也有150磅。他看起来很强壮，却走得很慢，因为他背着个大包。一开始的时候，他把大包夹在胳肢窝里，后来又把它扛在肩上。在大包的重压之下他步履维艰，没有人知道包里装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他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东西。
当我们的队列超过中尉的时候，我悄悄地靠近他，我看到他的双眼已经充血，目光呆滞，他似乎已经丧失意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问他要不要帮忙，他不回答。等我回头再看到他的时候，他的步履已经踉跄，身体也东倒西歪的。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无法对他提供帮助，他很快就会被日本并杀死。没有人敢为他停下来，大家都很清楚，停下来帮助他的代价。
队伍继续前行，他的背越来越弯，行走非常困难。我们劝他扔掉不必要的物件，他的包对他来说，会让他吃不消的。他拒绝了，挣扎着向前挪动了几百英尺，栽倒在地。日本兵看见我们的队列停了下来，立刻跑到他面前。日本兵大叫了几声，毫不犹豫地刺进了他的胸膛。日本兵还在狂吠，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站起来！站起来！”不过一切已经太晚了。刺刀终结了中尉的生命，有一个好男儿为国捐躯。我无助地想到，“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在目睹了一桩桩暴行之后，我越来越肯定这些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天哪！以后等待我的是怎样一个噩梦啊！
队伍又往前移动，几分钟之后，又发生了悲惨的一幕。后面传来汽车马达声；日军向克雷吉多方向输送战斗人员。中尉的尸体横卧在道路中间，日本卡车毫不犹豫地从中尉的尸体上碾过，日本的车队经过之后，中尉的尸体已经被压成肉饼。道路上残留的鲜血和肉末，显示这里曾经有人倒下。
日本人用这种方式“为中尉完成了葬礼”。日本兵还是不是人？他们没有丝毫的同情心，毫不顾忌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他们把我们像动物一样对待，毫无疑问他们根本不会给我们战俘应有的待遇。
投降之前，我还在想被俘后的几小时是最危险的，只要捱过了最初的几个小时，下面就安全多了。但在目睹了接二连三的暴行之后，我意识到自己错了。日本人苦战之后，攻下巴丹，刚刚尝到胜利的喜悦，胜利并没有让他们忘记战斗的痛苦，因此日本兵抓住机会就像我们复仇。他们当中也许有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好朋友，他们要向我们这些“刽子手讨还血债”。押解我们的日本兵情绪高昂，而昔日的敌人就在他们的刺刀底下，伸手可及。他们的武士道精神极端膨胀，日本的这种古老的战争哲学认为，投降者是懦夫，一个军人在面对投降时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切腹自杀。
对日本的语言、习俗和军事哲学的无知，让我们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吃尽了苦头。哪怕是我们队伍当中有一两个人能听懂日语，我们也能避开许多暴行。不过我们发现很多日本兵会说一点英语，但是他们从来不敢在他们的同伴面前说，因为这种行为会被认为具有亲美倾向，被指责同情美国人。
巴丹死亡行军途中，日本兵最喜欢欺负看起来弱小的战俘。后来在日本福冈的17号战俘营，情况恰恰相反，日本看守和平民矿工似乎专门喜欢找大块头战俘的麻烦，他们喜欢吹嘘：“美国人高大而软弱，日本人矮小而强壮。”说到底，日本人还是因为身材矮小而感到自卑。
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
日本兵不允许我们带水行军，长时间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难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咙刺痛，胳膊和腿不听使唤。我们的身体亟需补充水份，可是却一滴水也得不到，精神和身体的痛苦溢于言表。到了第三天，饥饿和口渴让我做起了白日梦。我仿佛看到了过去吃过和喝过的所有好东西：夹着干酪和洋葱的汉堡包、奶昔、啤酒、可乐，馋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干枯。我在白日梦的驱动下，走了一段路，最后还是回到了现实当中，——我们饥渴难耐，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的下一顿才能进嘴。我们被强迫往前走，把左腿迈到右腿前面，再把右腿迈到左腿前面，两腿带动着身子往前挪。
核心提示：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
本文摘自：《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作者：列斯特·坦尼，翻译：范国平，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
另附本书前言：
我决定不再沉默，我要历史还我们一个公道！
投降，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我们一直对这些引以为耻的事情守口如瓶。但多年以后，我以识到巴丹死亡行军已经快要被国人遗忘，于是我无法再对自己在日军战俘营中遭受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折磨，以及这些虐待导致的长期的身体和心理的后遗症，缄口不言。我不再认为我的投降是一件让我窘迫的事情，我决定开启尘封已久的记忆的大门……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本鼓动对日本复仇的书。复仇并不令人愉快，但是我所讲述的都是事实。我只是侥幸存活的兄弟们的一个代表。我要讲述的是一个为了理想和信念，苦苦挣扎求生的故事。我要讲述那些曾经为了自由而战的鲜活的生命的故事，我要历史还我们一个公道。……
你也许会问，我为什么决定向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有四个原因。……
本书是我独立完成的。本人对于书中出现的历史事实以及描述文字上的讹误与遗漏，承担全部责任。……更多
4月9日，对我而言，是噩梦的开始。昨天，我们还在为保卫巴丹殊死战斗，今天我们却成为了日军的俘虏。鲍勃·马丁、吉姆·巴什勒班、欧瑞·T。马尔霍兰和我坐在铺位上，七嘴八舌地在讨论着回家以后要做的事情。伙伴们都相信，等到交换战俘，我们就能回家了。我闭着眼睛，想起了亲爱的劳拉。我也相信，我很快就能回家。带着对劳拉的思念，我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刺耳的枪声惊醒。一队日本兵扛着步枪，端着机关枪，闯入了我们的营地，他们凶神恶煞似地嚎叫着。我开始两腿发抖，两手冰凉，头上和脖子上冷汗直冒。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会用机枪把我们打成筛子吗？怎么看来，他们都没有好意！我一下子想起了先前从日军战俘营里逃回来的兄弟们的描述，心头袭来阵阵凉意。——投降之前，这些家伙在我们手里吃了大亏，他们会不会像南京大屠杀中干的那样，为了报复，向放弃抵抗的敌军士兵举起屠刀？我祈祷，这群日本兵不属于与我们对峙的部队，而只是来接收俘虏的。
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日本兵就扑了过来。礼貌的把两个手指并在一起，送到嘴边，作吸的姿势，讨要香烟；粗鲁的举起用作手杖的长竹竿，朝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乱翻我们的床铺，搜查我们的身体，拿走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这是一群野蛮的胜利者。
有一个日本兵，走到我面前，做出抽烟的姿势。我明白他的意思，摇了摇头，因为我没有香烟。他笑了笑，立即抡起枪托照我脸上狠狠地砸下来。我的鼻子被打破了，颧骨部位也撕开一道口子，鲜血涌了出来。他得意地大笑，其他日本兵也哄堂大笑。他走到站在我右边的战友前面，做出同样的手势。右边的兄弟有烟，给了他一根，他抬手把整包香烟都夺了过去。谁知他恩将仇报，领着其他的日本兵用竹竿和枪托狠揍我的同伴，把他打倒在地。这下子，他们才心满意足地大笑着离去，嘲笑着被击败的、软弱的美国人。
上帝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面对如此的惩罚，我能挺立多久？如果我们知道今后将受到怎样的折磨，并且知道这种折磨将持续多长时间的话，我们一定会在巴丹半岛死战到底，战至最后一个人，拉更多的敌人陪葬，而不愿忍受三年半的摧残、饥饿、虐打以及种种非人道的暴行。
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
日本人转移俘虏的计划，基于三个毫无根据的假设，这对于我们来说，太不幸了。第一，日本人认为巴丹半岛只有2.5-3.5万名战斗人员。具体的数目，我不知道，因为在投降前夕，有数十名士兵阵亡，还有大量官兵躲进丛林或者试图前往克雷吉多岛。抛开战斗人员不谈，跑到巴丹半岛寻求安全庇护的菲律宾平民就有2.5万人。战斗人员数目更为庞大，大约有6.5万名菲律宾官兵，2.8万名菲律宾平民，还有1.2万名美国人，总数达到10.5万，这大大超出日军估计。
第二，日军想当然地认为美菲联军官兵身体健康，能够在没有食物和饮水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强行军。事实恰恰相反，我们这些坚守巴丹的人，在过去的45天里，每天摄入的热量不足800卡路里。除了米饭之外，我们每天只有一调羹C口粮（野战口粮，特制的袋装肉食）。有时，我们不得不用蛇、猴子，甚至用鬣蜥加强营养。前线的所有官兵，一天只能吃两顿。饥饿导致坏血病、糙皮病、脚气病，疟疾等传染病也趁虚而入，让我们原本孱弱的身体更加孱弱。此外，我们对于长途行军毫无准备，我们没有水也没有食物。我们这些能走的人看起来像病人，躺在医院里的病人看起来像死人。
第三，日军认为他们的撤退计划完美无缺，所有的细节问题都考虑周全，他们知道该做什么，怎样做。事实上，日军的基层部队并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甲队日本兵让我们排好队，准备行军，不久以后，乙队日本兵又过来叫我们等待命令。日本部队之间分歧很大，让我们无所适从，——听了甲队士兵的命令，会被乙队士兵认为违反他们的命令，我们会挨打；再度服从乙队士兵的命令，甲队士兵发现了，认为我们不服从，会开枪打我们。这样的事情一再重演，正好给了他们“算账”的机会，他们报复我们，并一再显示日本民族的优越性。日本兵们毫不理会他们已经到了日本国外，他们认为所有的人都能听懂日语。因此，当我们听不懂他们的命令而反应迟钝，或者领会错误的时候，他们就歇斯底里地大施淫威。
因此，当巴丹死亡行军从马里韦莱斯开始的时候，就与日本人的“完美计划”背道而驰。到处都混乱不堪，小汽车、卡车、马匹、野战火炮充斥道路。日军把他们所有的重装备都运到了巴丹半岛，想要一举拿下克雷吉多要塞。显然，让敌方的大量俘虏滞留在己方阵地上，是不利于日军赢得攻取菲律宾的完全胜利的，所以日军需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些俘虏赶出战场。不过日军好像只有想法，却没有安排高级将领专门负责俘虏转移事宜，巴丹半岛仍然是个烂摊子。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克雷吉多要塞守军投降后，并没有步巴丹守卫者死亡行军的后尘。1942年5月6日，要塞沦陷后，俘虏乘船到达马尼拉，随后乘卡车到达甲万那端战俘营，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战俘营。巴丹和克雷吉多的俘虏在健康状况上差异很大。克雷吉多的战俘们没有经历死亡行军的折磨，也没有体尝奥唐奈集中营的痛苦。经历巴丹死亡行军，活着到达奥唐奈集中营的战俘人数，只有出发前的一半。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些幸存者全都有病，少数的人只患有一种疾病，大多数人受到两三种疾病的折磨。这些疾病包括：疟疾、痢疾、营养不良、饥饿、脱水、肺炎、脚气病、白喉。此外，绝大多数幸存者在行军途中都受到了毒打，体力严重透支。投降之后，我们本来就心情沮丧，可是在行军途中又受到了极大的心理伤害，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屠杀，却无力阻止，时刻提心吊胆，担心自己会是下一个。
克雷吉多要塞的守卫者们在战斗到最后一刻之前，一直吃得比较好。克雷吉多要塞是美菲联军的总司令部所在地，总军需官在此负责战区内的给养分配。从1941年12月份开始，截止1942年4月，向巴丹半岛运送给养和装备越来越困难；所以克雷吉多要塞一直粮弹充足。巴丹守军一天只能吃14至17盎司食物的时候，克雷吉多守军一天能吃到48至55盎司。克雷吉多工事坚固，很少有人受伤，所以他们的身体很健康。疟疾只给克雷吉多守军造成了小小的麻烦，却击倒了巴丹半岛99%的守军和平民，因为巴丹半岛的丛林里有着世界上传染性最强的携带疟疾病毒的蚊子。
事实证明，日军迁移巴丹战俘的计划的所有假设都是错误的，不现实的，纯粹是凭空想象的。在战后军事法庭的审判当中，这些假设被用作巴丹死亡行军的暴行的旁证。很多驻菲日军高级将领辩称，他们根本不知道巴丹死亡行军，因为他们当时并不关心俘虏的迁移计划。他们异口同声地声称：“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也不知道美国和菲律宾战俘所受的待遇。”
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
我觉得日本人在菲律宾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打开巴丹半岛的地图，很容易发现日军可以为他们省去很多麻烦。只要他们在皮拉尔-巴加克一线摆上少许兵力，我们就不得不在长官的带领下投降。后来我们常说：“他们不打我们，我们就会在军官的命令下，带着枪支弹药投降。”我们已经无路可逃，北面是敌人，其余三面是海。只要日本人扼住北部防线，如果我们不想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饿死，就得投降。日本人完全可以抽出大批地面部队提前两个月南侵澳大利亚，攫取整个东南亚的领土。可是日本人一根筋，要么是胆小，非得把驻菲美军完全击溃才敢进行下一步侵略行动。他们执著地执行全歼驻菲美军的计划，中途却不得不面对8万名放下武器、疾病缠身的军事人员，以及2.5万名平民。不把这批人移出巴丹半岛，他们对克雷几多要塞的总攻就会受到影响。
4月10日早晨，一队日本兵把我们赶上大路。在这半英里的行程中，日本兵大声呵斥着我们，为了让我们走快点，用刺刀戳我们。上了大路，我们等了3个小时，日本人禁止我们讲话，我们可以用任何姿势休息，站着、坐着都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