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金无怠与周谨予在美国结婚）
不过重用归重用，金无怠在FBIS却始终只是一个精通业务的专家，从未担任高级行政职务，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人心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路作祟所致。但职务虽然不高，却不能说他能接触到情报层次低。一般看多了《007》之类的西方经典间谍片和国内粗制滥造的所谓谍战剧的人，可能对情报界得出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情报工作就是派出间谍到敌人的保险柜里偷来机密文件。事实上，间谍活动只是获取信息的一种手段，获取的信息还需要加以分析，才能产生情报。所以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情报机关里，情报分析才是情报工作的核心业务，至于那些偷“情报”的勾当只是最低级的情报搜集工作，偷来的“情报”究竟能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情报，必须是由情报分析人员作以分析后才能得出结论的。而金无怠在FBIS中由一个译员进而成为分析员，这说明他确实已经进入了情报界的核心部门了，此时的他已经取得了“可以参阅机密文件的身份”，也正因为他能够接触到机密文件，在后来美国法庭受审时，对他的主要指控就是集中在1970年后的，甚至他的上司、FBIS中国部的负责人布莱格曼也出庭参与了对他的指证。
在FBIS工作时，金无怠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关于这次婚姻，他的妻子周谨予在回忆中给出了前后矛盾的说法，以我判断，这段婚姻的开始很可能是并不太光彩的。金无怠与周谨予结识于冲绳，周谨予是在 朝鲜战争 期间由台湾方面选派到东京 联合国军 总部“ 联合国军 中之声”广播电台工作的播音员，是***反到骨头里的人物，而所谓的“ 联合国军 中之声”广播电台，其实是美国对中国大陆和战俘营作心战宣传的电台，在这个电台工作时周谨予用的是化名“黎明”，她在回忆中不无兴奋的写道“以我的播音唤醒多少战俘营中的义士投奔了自由”，后来周谨予又被调到冲绳，做的还是同样的播音工作。长期的驻外工作使她的婚姻亮起红灯，而恰是这个时候，她结识了携妻带子在冲绳工作的金无怠，他们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语言，金、周两人都生长在北京，金无怠是专门听大陆广播的，周谨予是专门对大陆广播的，周谨予的三姐还是金无怠的大学同学，所以很快他们交往就多了起来，甚至两人后来分别抛弃自己原来的婚姻、家庭而走到一起，1963年8月，他们在美国加州结婚，周谨予放弃工作，作了全职太太，直到1986年2月金无怠在狱中自杀身亡。在金无怠死后12年，周谨予在台湾出版了《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一书，详细的回忆了她记忆中的金无怠，虽然其中也不乏她的自辩之辞(尤其是在写到两人曾经要离婚的情节时)，但毕竟这本书给我们留下了金无怠身边人的第一手的记录。殊为难得的是这本书中还收录了金无怠长达16页的的《自白书》和他与记者陈国坤的谈话记录，成为今天研究这一案件的最重要的文字资料，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分析他的心理与行为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其中还有他讲述的自己为中国“提供情报”的一些细节。
金无怠在FBIS工作的最后十多年中，可谓是顺风顺水，俨然是该机构的中国问题权威。1978年FBIS准备在韩国釜山设立监听站，金无怠就成为负责筹建工作的不二人选，直到1979年底完成这项工作他才带着周谨予一同返回美国。1981年，金无怠向中央情报局申请退休，由中情局的一位副局长亲自主持了他的退休仪式，并为他颁发了纪念章和奖状。嗣后，中情局还为金无怠推荐了一份赴荷兰的工作，据我推测，这个准备录用金无怠的荷兰机构很有可能是 “国际文件与新闻中心”，这个机构与FBIS的工作性质非常接近，可以说金无怠也是这个机构所需要的专家。但金无怠受邀到荷兰考察一番后，感觉当地税收太重，于是就没有接受这份工作。但金无怠退休后也并非无所事事，他继续从事着文字翻译的工作，还参与了为燕京大学复校而展开的活动，另外还用为中国银行代办贷款的名义广泛活动，在他退休满一年后(FBIS对退休人员离境的最低要求)，他就以办理贷款的名义于1982年2月6日乘坐只有五名乘客的中国民航班机飞往了北京。此后，他也曾几次离开美国，但却对FBI对他的监视浑然不知。直到1985年11月22日被捕为止。
二、案件背景
要说清楚“金无怠案件”的深层次背景，孤立的看他这一桩案件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把视线转回到1985年，那个被新闻界称为“间谍年”的冷战高峰时刻。之所以1985年有着“间谍年”的称谓，是因为虽然间谍活动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从未停止过，但那年世界各地曝光的间谍案不只数量多，而且“都具有间谍活动中最惊险的成分”(1985年美联社年终专稿语)。那让我们且看一看金无怠案件在1985年里究竟是什么样的案子吧。
我们注意到，金无怠是1985年11月22日被 联邦调查局 逮捕的，在他被捕的前一天，31岁的 美国海军 情报分析员约翰.杰伊.波拉德(Jonathan Jay Pollard)被 联邦调查局 逮捕，罪名是向以色列提供机密情报；而其后不久的11月25日， 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前通讯专家罗纳德.佩尔顿(Ronald Pelton)因向苏联出卖机密情报被 联邦调查局 逮捕。这一系列间谍案件在短短几天内集中破获(另外还有喧闹一时的“沃克家族间谍案”也是在那段时间宣判的)，显然不能说是一种巧合，而是有一些特别的原因。众所周知，对间谍案件的侦查，是极其复杂的，特别是在经过工作锁定嫌疑人且取得证据后，何时破案简直可以说最为关键的问题，所以在情报界把处理这个问题称作“经营案件”也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在人类经过几千年的间谍与反间谍的较量后，现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保安机关在侦查工作中都不会对间谍做出露头就抓的事情来的，对暴露出来的间谍，基本上都采取监视的措施，以期放长线钓大鱼，除非是被监视中的间谍有可能泄露极其重要的情报，或者该间谍可能脱离监控，或者该间谍已无监视的价值，或者是纯粹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必须加以逮捕。美国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力量的国家，在谍报战中当然深谙其道。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金无怠案件发生前后的这三起间谍案，显然并不是因为第一个原因而采取的行动，因为他们三人当时都接触不到核心情报，特别是金无怠，已经退休几年了，这样的人还能提供什么关键性的情报必须马上加以制止呢？他们三人中只有波拉德试图向以色列大使馆寻求避难，却被大使馆逐出而遭到逮捕，金无怠与佩尔顿则对联邦调查局的监视懵然无知，谈不上脱离监控；至于说到监视的价值，至少可以说这三人被捕时，联邦调查局还没有彻底查清他们所属的情报网络，按照常理，这是应该继续监视的。由此看来，美国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仓促抓捕为不同国家提供情报的三个间谍，其最充分的理由就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了。
我认为，这个政治上的原因主要就是当时因绑架苏联间谍尤尔琴科给美国情报工作造成了被动局面。当年8月，苏联的高级情报人员、克格勃第一总局上校尤尔琴科(Vitaly Yurchenko，曾任苏联驻美大使馆的反间谍工作负责人)在罗马投奔美国，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重要情报，美国曾大肆宣传，声称这是美国“在间谍战中的一次重大胜利”。不成想，在11月初，尤尔琴科却突然脱离中央情报局的监控，逃回苏联大使馆。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尤尔琴科指责中央情报局绑架、关押、拷打他，并使用化学药品向他套取情报，他的指控引起舆论大哗，苏联政府也谴责美国的行为是国际恐怖活动，一时之间美国情报界成为众矢之的，给美国的情报工作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名声，使美国的秘密工作陷入僵局。美国政府为了摆脱困境，急于展示美国也是国际间谍活动受害者的形象，才采取突然行动在几天间抓了为不同国家效力的多名间谍。
当然，我说金无怠案件是因尤尔琴科事件而起的，并不只是因为尤尔琴科事件与金无怠等案件在时间上很接近。且看，在美国接连破获了金无怠等三起国际间谍案，美国报界宣称“美国反间谍能力增强”后，代表总统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协调各情报机构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却在当年12月4日莫明其妙的辞职了。按理说，美国情报界在接连破获大案后，作为总统的情报工作助手，麦克法兰即使不能加官进爵，也应该指挥美国情报机关继续前进啊，而他却辞职了，这其中不能不说是大有玄机。而这个玄机就是麦克法兰成为尤尔琴科事件的替罪羊，毕竟出了这样的大事，是需要有人来负责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凯西固然责任最大，但其位置过于敏感，如果下台影响太大，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虽然位高权重，却不需要国会任命，所以尤尔琴科事件只好由麦克法兰来顶缸了。这也正好说明金无怠等三人之所以在这个微妙的时候被捕，完全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顺带说一句，这个麦克法兰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虽然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位置上下岗了，却丝毫不能降低他为美国国家安全工作奉献的热情，后来的“伊朗门事件”就是因他而起的，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连续破获这三起间谍案后， 美国总统 里根在对公众的讲话中称，美国是国际间谍活动的受害者，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间谍活动的严重威胁，但“政府将毫不迟疑地根除任何国家的间谍”。里根的话听起来好象美国是间谍活动的最大受害者似的。不过这连续三起间谍案所涉及的国家却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以色列―美国的传统盟国，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是介于敌友之间的国家，苏联―敌国，盟国、中间国家、敌国都对美国开展间谍活动，美国的国家安全岂不是受到严重威胁了吗？这三起间谍案成为教育美国人的最好的案例。事实证明，美国官方以接连破获间谍案的方式确实是成功的转移了媒体的视线，化解了公众对情报界的信任危机。最终这三名“间谍”的结局是，金无怠于1986年2月等待宣判时在拘留所自杀身亡，佩尔顿于1986年12月被判处终身监禁，波拉德于1987年3月被判终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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