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与更多的朝圣者不同，我们直奔托尔斯泰的墓地扎卡斯。这个有“世界上最美墓地”鼎鼎大名的地方，居然如此小，周围的林地也就五六平方米，在矮草形成的半圆里，一座和棺材差不多形状的又短又窄的坟丘，高度大约只到脚踝以上。俄罗斯人拿着一枝玫瑰，绕坟丘走一圈，绝不会踩到附近的青草，仔细看那青草居然是杉树的针叶铺成。坟丘面向峡谷的一面是要走一点下坡的，不过连小幼童都不用提醒。沿一条周围很荒芜的小土路走就能达到坟丘，没有“墓地”字样，唯一的俄文是“静地”。所处位置正在峡谷的上方，一条看起来像雨水流经的小沟从坟旁绕过。“如果水大冲坏坟墓怎么办？”工作人员安德烈回答：“那也得让水自然流过。不能为了坟墓去改变天然水流。”
坟丘在德军占领时被工作人员先平掉了，用泥土枯枝做伪装，“担心德国人破坏我们的圣地”。庄园里只有这一处墓，1921年去世的妻子索菲亚和托尔斯泰家族的墓地还在附近一个很偏僻的集体墓群里。托尔斯泰下葬时，没有神职人员主持，只有一英里长的送葬队伍，来唱歌的大学生，和众人自发齐齐下跪的场面，现在还能通过纪录片看到。“有一个军官很高傲地站着，但被大家训斥跪下！”安德烈说，俄罗斯人只有对信仰者才行跪拜之礼，托尔斯泰一死，“俄罗斯人感到自己成了孤儿”。
列夫·托尔斯泰(1905年)
托翁去世时留下的石膏面模和手模，现在静静放在小站的陈列室内，屋内是无声的参观者（关海彤 摄）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47期，作者：葛维樱，原题：《托尔斯泰寻访之旅》
托尔斯泰寻访之旅
托尔斯泰的100年忌辰如此寂静，当地报纸的内版里偶见小小的黑白照片，旁边配的故事却是俄罗斯年轻人新的文学爱好，比如侦探小说。“文学在这二三十年里的边缘化，应该是整个俄罗斯社会的趋势。”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米哈耶尔·克鲁普科夫说。
狂风裹着白絮乱飞，俄罗斯开始降下今冬的第二场雪。大街上穿着整齐的乞讨者，挂着个吉他唱自编的《托尔斯泰歌谣》：“我是托家的孩子，我的妈妈在火车包厢和托老爷厮混……”但很快被围观的俄罗斯人骂走。
“世界上有这么多受苦的人，为什么你们只看到我一人？”这是托尔斯泰临终前最完整的一句话。
最后一站
桌上的小座钟永远停留在了这一刻：6点5分。100年前的11月20日，俄罗斯寒冬的早晨还是午夜般的漆黑，托尔斯泰辞世于当时还叫阿斯塔波沃的火车站站长室内。这个著名的悲哀场景至今保留：惨白的一束灯光笼罩在两个堆叠的白色方枕头上，上面有一个头印出的小窝。旁边是一块打补丁的看不出颜色的桌布、掉瓷的水缸，还有已经失去座位的木椅子。站长奥佐林的家是个普通的一层房屋，绿屋顶加红色木条建造，正面有5扇窗户，并列4个小房间。托尔斯泰临终前，妻子索菲亚不允许进屋探望，而她连续几小时站在那儿向里焦虑探望的窗子，正是中间那个。到达现场才发现照片里没能记录下的残忍：屋里的托尔斯泰头虽然靠窗，却被一架屏风严严挡住，索菲亚能看到的，其实只是丈夫的脚。
以各种人名命名的地方太多，这里又很不起眼，改来改去居然还保留着这个名字。迄今每年都重新粉刷一新的，还有车站其他三四个小房子，刷成差不多模样。车站至今仍在运行，其他的房屋都还在履行售票或乘务员工作室的职责。托翁去世的房子外面，没有任何明显的标志性提示，只侧面有一块很小的俄文牌子。我们到达时，门外还没有等待的客人，是一片很小的以木栅栏围起的花园，从外面看，窗帘全部拉下来，和一般农家没两样。这所房子完全看不出是目的地，就试着推开了门。小镇从1939年起改名叫托尔斯泰镇，其实和我们的村子差不多大，不过除了托尔斯泰去世的房子，还有东正教堂两座，卫国战争纪念碑3座，而且居然还有一个小小的免费博物馆，对村子里从18世纪起的历次战争保留的文物、牺牲的战士姓名和照片以及一些百姓日用品做展示。朴实的乡村刺绣、草编的摇篮都展示在温暖的橙黄色灯光下，本地人一点也没有忽视自己的历史。
从那个时候起，阿斯塔波沃变成了一个必然出现在托翁所有生平简介里的地名。寻访者的问题是，现有资料中找不到这个地名了。摊开俄罗斯地图，找到了一个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镇，不过这地方却在莫斯科州，不在很多教科书列出的梁赞省，使我们不敢贸然买票。托尔斯泰从家园出走，走不远就病倒了，而且死后从车站运回老家也就一天时间。此阿非彼阿，去过的人说，“至少要走十几个小时的荒芜之地”。于是又查，终于在半信半疑中来到了这个名叫列夫·托尔斯泰镇的地方。在买火车票时，莫斯科大学任光宣院长特意给我在阿斯塔波沃后面用俄语写上“托尔斯泰去世的地方”，可售票员依然迷惑。
100年前的这个地方在7天里占据了几百份报纸的头条，收到了1000多封来自世界各地的电报：所有人都意识到，托尔斯泰要死在这里了。为了避免妻子的追踪，托尔斯泰和随行多年的医生马科维茨基一开始乘坐马车，可是很快小女儿就来报信：“母亲不仅要跳湖自杀，还要追过来。”于是，两天里托尔斯泰两次改变线路，他本来只想去修道院看望出家的妹妹，并没有预料到会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身边的医生、女儿都是索菲亚的反对派，不断告诉他“母亲来了”，使托尔斯泰一会儿想去高加索“找个农家待着”，一会儿又想去保加利亚或欧洲一段时间。忧怕和嘈杂中，他走了两段完全相反的路程，“坐在三等浑浊肮脏的车厢里”，终于发热到40摄氏度，在阿斯塔波沃这个谁也说不清方向的小镇下了车。
这是一个如此偏僻的火车站，偏僻到仅有一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位于莫斯科以南，经过图拉省或者梁赞省后，更南的利沛茨克州。俄罗斯现在的火车依然根据票价分成天壤之别的等级，头等火车比机票贵并提供极周到的餐饮和服务，到这里的三等车类似中国绿皮车，早上在送来我们之后就只剩下了4节，原本的十几节车厢半路就被去其他城市的车头拉走了。4节车厢静静地等在小火车站上，晚上再把来的客人送回莫斯科。我们买了车厢里最奇特的床位，类似中国普通硬卧车厢，然而除三排相对的铺位，另一侧窗户下方，本来窄小的一对座椅处，和其上行李架似的窄铺，都被当做“卧铺票”来卖了。“我们不是没有好的车厢，只是好车厢不到这里。”侧卧下来要不正对卧铺上客人的脚丫，要不正对漏风的窗户。13个小时慢悠悠地在各种难闻的味道、寒冷和嘈杂中睡去。
托尔斯泰逝世100年以后，这里热闹不再，专门研究托尔斯泰的学者威廉·尼克尔研究了所有的电报和报纸说，“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大众传媒事件”，“对于隐衷的挖掘令人惊讶”。当时屋里的托尔斯泰虽然死得孤独，然而门外却是世界各地赶来抢新闻的记者、想要在临终前见到托尔斯泰以便编造他已皈依的神父、托尔斯泰主义的信徒们、为了书稿版税的遗产权分裂成两派的家人，还有在两年里为了托尔斯泰的真假死讯严阵以待好几次的军警宪兵们。托翁在房中不知道外面已经成了狗仔队的世界，其实索菲亚从当月16日凌晨就到达了车站。儿女们商量，怕母亲出现刺激、加速父亲的死亡，医生也坚决反对，因此托翁不知道妻子已来到，他担心她的情况，又一再告诉人“不要让她知道我生病，否则她来了，我将无法拒绝她”。于是，直到逝世前几小时，索菲亚终于被允许看一眼已经失去了知觉的托尔斯泰。
托翁死时，索菲亚被屋里人指责为凶手。尤其是托尔斯泰最信任的切尔特科夫，在托尔斯泰去世后立刻写了小册子《托尔斯泰的去世与出走》，不仅满足了世人的窥探欲，还把天才和家庭的矛盾推在索菲亚身上。而索菲亚向来讨厌那群围在丈夫身边“嘤嘤叫的马屁之徒”，“非常‘适切’、非常‘机警’地大吃着托尔斯泰的精神，并竭力想在大作家的生活和记忆中留下印记”，竟然一时间无所依靠。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曾是托尔斯泰的好友兼给多部作品配画的插图画家，当时索菲亚给插图画家发电报求助，帕斯捷尔纳克还是孩子就跟着父亲去了。“当进入那小小房屋的时候，她像一座黑山一样，朝我们扑过来：‘你要给我作证啊！不是我害死了他！’她哭着向父亲说。”最后还是高尔基看不下去，他说：“那个女人跟一个富于独创性而又烦躁不安到极点的大艺术家在一块生活50年……而眼下，人们只有在高兴诽谤她的时候才记起她来。”
现在这涌动过复杂情绪的房子，已经成了供人凭吊的地方，分别陈列着托翁的一些遗物、作品，托尔斯泰临终从家带走的文具箱里摆着整整齐齐的玻璃和象牙的墨水瓶、笔和小玩具，还有他冒险回家去取的帽子。托尔斯泰死后立刻按照当时对待名人的礼仪，以石膏灰涂在面部，因此有长逝后的托尔斯泰真人大小的面部遗像，每根头发和胡须都纤毫毕现，静静地卧在展览柜里。
不过是早上9点多钟，屋里已经有一批四五十岁年纪的俄罗斯人，穿着优良质地的笔挺大衣，戴着华丽的首饰。这天是 11月6日，11月7日原来是苏联的国庆节，现在改成了“联合执政日”。“原是11月国人习惯了有个节日长假，现在又不想明说是旧节日，只好取个新名字。”本以为漫长寒冷的冬日，又逢星期四开始的长假，俄罗斯人恨不能从星期一就开始关掉手机，并以节日作为一切邀约的对答。没想到每一处托翁的居所里都是络绎不断的人群，刚从一个房间出来，另一拨十几号人就占满了房间。
托尔斯泰几乎意味着俄文课三分之一的内容。我们来得晚了，一些女士已经纷纷开始拭泪，因为在进入托翁去世的主卧室前，先在会客室里放一段当时托翁逝世的纪录片，纪录片描述的是他离开庄园后凄苦不堪的境地，有一张当时的漫画，画着苍老的裹着毯子的托尔斯泰坐在一张长条椅上打哆嗦，烛火只有一点点，四周都是黑暗。不断播放着托尔斯泰苍老的原音录音。托尔斯泰晚年家里常备一堆追随者，他们拿着小本子记录每一句话，用几个相机拍摄所有来访者，并且给托翁录了很多讲话稿，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托尔斯泰的教义和文学宗旨。“人是那么多，故虚荣也是那么多。虚荣！墓门前都是虚荣！这是我们世纪的特殊病，为何荷马与莎士比亚时代谈着爱、光荣与痛苦，我们这世纪只是虚荣和时尚呢？”那苍老的声音不断发出疑问，配合极低沉幽哑的大提琴，使更多人流泪。“他教会俄罗斯人什么是爱。”她们毫不吝惜表达自己的情感。所有等待观看那方白枕头的人们，自动排成两行，脚下没有一点声响。似乎躺在那张小小铁架床上，在微弱烛光中死去的，是自己精神中依托的一部分。
波良纳：一生之地
11月22日，托尔斯泰被专列送回老宅，他居住了一生的伯爵领地，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俄语是“明亮的林中空地”。波良纳很难用庄园来形容，因为这里一眼望去全是高大的参天树木，380多公顷似乎无穷无尽。已经进入初冬季节，俄罗斯的室外温度始终在1摄氏度甚至更低，然而大片森林却依然黄绿树叶繁茂，地上更是青青的毛茸茸的草。从图拉坐公交车大约半小时。从莫斯科到图拉要乘坐“大巴”，其实是很简陋狭小的长途公交车，只能坐十几个人，后面坐着几个大兵，一路都在用手机播放俄罗斯版山寨歌曲，客人们拿出各式食物抵抗寒冷，3 个多小时就能到达。
2006年曾经开通过托尔斯泰旅游专列，半年就无声息地停止了，原本这趟车有托翁小说里的人物扮演，复制了小说菜肴，还有很多相关图画展示。没了这个有趣的列车，又使图拉冷清了不少。图拉是图拉州的省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只有重型武器，街上到处可见作为城市骄傲标志的坦克或大炮展览。紧邻大街的小巷里就和农村一样了，坑洼不平的土路街道，几乎没有路灯，只有低矮的小屋。这里的人口和规模相当于中国中部的二三级小城市，除了两条名为“五一大街”和“列宁大街”的大街呈十字状穿过城市，中心区保留着和足球场差不多大的“克里姆林宫”，地面长满青草，给当地人休闲之用。
波良纳就完全是世外的农庄了，蓝色的长着金色羽毛项圈的小鸟一点不怕人，苹果树极繁茂，达到40多公顷，到了收获季节任人摘取分文不要，很多附近的农民都来摘果、制果酱。小湖泊上还有树枝搭成的换衣服的格间，“托尔斯泰在这里游泳，现在到夏天，还是很多人来游”。格间里干干净净，只有一些飘来的落叶。托尔斯泰小时候和哥哥们一起玩“蚂蚁兄弟”的游戏，大哥说自己有一个秘密，全藏在一根小绿棒上，谁找到这绿棒，就能消灭一切罪恶，获得巨大幸福。托尔斯泰的一生不断诠释“桌布下黑暗中兄弟们紧紧依偎”的感情，他曾说：“关于蚂蚁兄弟相亲相爱这种理想，我始终没有改变过。不过不再是桌布之下，而是全人类互相依傍的广阔苍穹下。”小绿棒虽然没有被找到，却传说就埋在托尔斯泰自家庄园名叫扎卡斯的峡谷里，托尔斯泰生前的遗愿是和小绿棒埋在一起。
核心提示：与更多的朝圣者不同，我们直奔托尔斯泰的墓地扎卡斯。这个有“世界上最美墓地”鼎鼎大名的地方，居然如此小，周围的林地也就五六平方米，在矮草形成的半圆里，一座和棺材差不多形状的又短又窄的坟丘，高度大约只到脚踝以上。俄罗斯人拿着一枝玫瑰，绕坟丘走一圈，绝不会踩到附近的青草，仔细看那青草居然是杉树的针叶铺成。坟丘面向峡谷的一面是要走一点下坡的，不过连小幼童都不用提醒。沿一条周围很荒芜的小土路走就能达到坟丘，没有“墓地”字样，唯一的俄文是“静地”。所处位置正在峡谷的上方，一条看起来像雨水流经的小沟从坟旁绕过。“如果水大冲坏坟墓怎么办？”工作人员安德烈回答：“那也得让水自然流过。不能为了坟墓去改变天然水流。”
坟丘在德军占领时被工作人员先平掉了，用泥土枯枝做伪装，“担心德国人破坏我们的圣地”。庄园里只有这一处墓，1921年去世的妻子索菲亚和托尔斯泰家族的墓地还在附近一个很偏僻的集体墓群里。托尔斯泰下葬时，没有神职人员主持，只有一英里长的送葬队伍，来唱歌的大学生，和众人自发齐齐下跪的场面，现在还能通过纪录片看到。“有一个军官很高傲地站着，但被大家训斥跪下！”安德烈说，俄罗斯人只有对信仰者才行跪拜之礼，托尔斯泰一死，“俄罗斯人感到自己成了孤儿”。
列夫·托尔斯泰(1905年)
托翁去世时留下的石膏面模和手模，现在静静放在小站的陈列室内，屋内是无声的参观者（关海彤 摄）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47期，作者：葛维樱，原题：《托尔斯泰寻访之旅》
托尔斯泰寻访之旅
托尔斯泰的100年忌辰如此寂静，当地报纸的内版里偶见小小的黑白照片，旁边配的故事却是俄罗斯年轻人新的文学爱好，比如侦探小说。“文学在这二三十年里的边缘化，应该是整个俄罗斯社会的趋势。”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米哈耶尔·克鲁普科夫说。
狂风裹着白絮乱飞，俄罗斯开始降下今冬的第二场雪。大街上穿着整齐的乞讨者，挂着个吉他唱自编的《托尔斯泰歌谣》：“我是托家的孩子，我的妈妈在火车包厢和托老爷厮混……”但很快被围观的俄罗斯人骂走。
“世界上有这么多受苦的人，为什么你们只看到我一人？”这是托尔斯泰临终前最完整的一句话。
最后一站
桌上的小座钟永远停留在了这一刻：6点5分。100年前的11月20日，俄罗斯寒冬的早晨还是午夜般的漆黑，托尔斯泰辞世于当时还叫阿斯塔波沃的火车站站长室内。这个著名的悲哀场景至今保留：惨白的一束灯光笼罩在两个堆叠的白色方枕头上，上面有一个头印出的小窝。旁边是一块打补丁的看不出颜色的桌布、掉瓷的水缸，还有已经失去座位的木椅子。站长奥佐林的家是个普通的一层房屋，绿屋顶加红色木条建造，正面有5扇窗户，并列4个小房间。托尔斯泰临终前，妻子索菲亚不允许进屋探望，而她连续几小时站在那儿向里焦虑探望的窗子，正是中间那个。到达现场才发现照片里没能记录下的残忍：屋里的托尔斯泰头虽然靠窗，却被一架屏风严严挡住，索菲亚能看到的，其实只是丈夫的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