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历史》2009年12月刊封面策划：《败军之将》
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自上海黄埔港起航的太平轮，搭载了近千名乘客，以及数百吨物资，驶向台湾基隆港。满船的乘客，带着离乱的苦痛，开始了这一段艰难的航程。晚23时45分，当太平轮行驶到舟山群岛附近时，突然与迎面驶来的建元轮相撞，半小时后，太平轮沉没在冰冷的海水中，全船生还者仅36人。
在波涛汹涌的大时代浪潮中，很少有人会留意这小小一船人的命运。失去民心和根基的国民党已无从立足，在1949年两百万人溃退到台湾的过程中，太平轮的悲剧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在青岛，在烟台，在上海，在广州，在中国沿海的每一个重要的港口，类似太平轮这样的生死离别在日复一日地上演——成千上万的家庭就这样在历史的转折口分别，一松手就是一辈子。
这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无论是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还是命若蝼蚁的兵士，都在自愿与不自愿当中，来到一个陌生的弹丸之地。而更多的则是操着各地方言的普通民众，被这股潮流所裹挟，以1949年为分界点，开始了人生的下半场。
“1949年，国民党被共产党击败，国民政府带领二百万残兵、难民来到台湾。”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在史书上冷峻地记载道。这200万人，不管是否情愿，都被刻上了失败者的烙印。败军之将，何敢言勇？隐忍与伤痛，屈辱和自省，种种的情绪都在这一刻埋下了种子，任由历史的风雨浇灌，岁月催长。
来自不同地域的两百万人，无论原籍何处，共同的遭遇，同样的情绪，将他们组成了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一起去承载离乡的愁苦。在这个小岛之上，他们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外省人”，以区分于六百万“原住民”。
小岛上的故事，就以这两百万人和六百万人为主题，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60年后，当1949年的老一代“外省人”日渐凋零，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则拥有了一种全然不同于父辈、祖辈的视角。他们在这个小岛上成长，与这个小岛的命运休戚与共，他们既是外来者，也是原住者，他们遗传了父辈祖辈的乡愁，更诞生了自我归属的台湾意识。60年后，他乡俨然变成了故乡。
理解现在的台湾，不得不从1949年讲起，这里面包含有太多的历史基因，它是台湾之所以是现在，台湾之所以是台湾的关节点。只有这些“败军之将”的命运，不被看做是无关紧要的过去，而是一个关乎将来的现实，他们才不会成为孤独的历史弃儿，而是同为中国人，一个民族在大转折时期的分离体。只有正视这群人的命运，历史形成的伤口才能渐次愈合，伤痛的分离才能再次聚首。
文章目录
太平轮1949：转折时刻的生死浮沉
金门战役：历史幽径暗转折
蒋介石的1949
陈诚：经营台湾
将军们的黄昏
渡海记
台湾画面：60万“荣民”
眷村：竹篱笆的世界
“蓝色”二代
眷村
眷村：竹篱笆的世界
当年随国民党迁台的军人和他们的眷属，原本只是怀着暂住的心态落脚在“部队大院”，最终却落地生根，发展出“眷村”特有的生活与族群文化。
潘国正
今天台湾2300万人口中，约有13%属于1949年迁移来台的大陆省籍居民及其后代。他们随着国民党跨过大江大海，被迫集体迁移到台湾，迄今整整一甲子。当年风度翩翩的惨绿少年，如今已成为年过八十岁的白发老人。他们是海峡两岸巨变年代的见证者。
回顾台湾汉族人的移民史，从史序来看，可从清朝康熙年间，十七世纪初期开始。因地理上接近台湾，首波以来自福建泉州、漳州等闽南人为主，属于台湾第一波移民潮。接续而来的是以广东的客家人为主，于康熙二十年(1681)启动的移民潮，属台湾的第二波移民。当时孤悬海外的台湾岛，有明末遗臣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将之作为“反清复明”基地，且鸡鸣狗盗之徒易于窝藏盘占，因而清廷多次实施海禁，只是早年清廷对台湾岛控制极弱，无法阻止一波波自闽粤来台谋生者，形成今天台湾岛以福建闽南人和广东客家人为优势主体的族群生态。
继清朝的闽粤二波移民潮后，第三波集体性的移民出现于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府因为国共内战失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带领号称六十万大军撤退来台。由于闽粤籍移民经过近三个世纪的世代交替，从移民社会走向土著社会。因战争因素来台的大陆省籍集体移民，被泛称为“外省人”。这组人口以眷村聚落最具代表性。目前全台眷村大半改建，多数已迁移到改建后的国民住宅，尚有少数人居住于未改建的眷村。
竹篱笆的世界
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为了安置庞大的60万大军和眷属，初期以日本殖民政府在二次大战投降后迁出的场域，包括军事机构、政府机关所属的宿舍、仓库、厂房等属于公共部门的公共空间，以及学校、寺庙或向民间租屋等作为临时性的居所。只是日本人被遣返后所移出的空间容量不敷安置，各军种或部队因而在驻军附近自行以竹篱笆或木制材料兴建住处，因而被形容为“竹篱笆的世界”。由于以安置军人和眷属为主，简称为“眷村”。当时国民党一直未放弃“反攻大陆”，因而均属临时性的安置，居住环境相当简陋克难。
眷村人李仰泉回忆说，“当初盖的房子，墙壁是下砖上泥，说详细一点就是，墙壁的下半部是用砖头堆砌而成，但上半部是将竹篱笆编捆后，外面再用糊上泥巴，就变成围墙，屋顶是红瓦铺成。夏天还可以，一到冬天根本没有御寒效果、不能保暖，下雨天，必须准备小脸盆接水。”
移入台湾的部队，因为兵源来自各省，聚合大陆不同省籍形成的族群聚落，属于军事行政系统管辖，不同于一般行政社区系统，致使眷村和本地社会形成隔离式的“族群分区”。眷村居民都是忠诚的国民党员，在各种选举投票中，眷村是国民党的铁票区，几乎百分之百投票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
台湾眷村第一代老兵绝大多数都感念宋美龄，因为她担任妇女联合会领导人期间照顾来台军眷，许多眷村都是由宋美龄带领的妇联会募集经费兴建的，眷村居民都尊称其为“蒋妈妈”。眷村老兵的普遍认知是，他们跟随蒋介石夫妇离开大陆，这辈子也要跟随他们回到大陆。蒋介石1975年过世，宋美龄2003年辞世时，全台上千个眷村都摆设灵堂祭祀，哭红着眼送别。2000年陈水扁担任台湾领导人后，掀起“去蒋化”的风潮，全台各地的蒋介石塑像都遭到破坏和毁弃。眷村的空军老兵胡鹏飞，1991年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附近兴建天宏宫，供奉“中华民族先灵牌位”，同时供奉孙中山和蒋介石。他不忍蒋介石的铜像遭毁弃，收容安置于庙中，因而被坊间称之为“蒋公庙”。每年10月31日蒋介石诞辰日，附近眷村民众都会在“蒋公庙”举行缅怀仪式。
根据1956年台湾全岛的户口普查数据显示，外省籍人口有928279人（不包括未设籍军人），到年底人口增为9390381，加上无户籍的外省籍军人27万人，当年年底外省籍人口共为121万人。来台外省籍军人共有582086人，到1987年底有573060人退伍。这组人口就是所谓的来台六十万大军。
婚姻
当时陆军来台的眷属比例非常低，必须是连长以上长官，甚至于营长以上干部眷属方得随军撤退。空军和海军拥有交通运输工具，随同来台的眷属比例较高。眷村形成的时间和部队的移动有密切关系，大致可分为以下三批。
第一批是抗战胜利后，接收台湾的部队所形成的眷村，时间为1945-1948年。第二批是国民党失去大陆后，国民党部队转进来台，时间为1949年前后，这类多半是同一单位或部队的同志为邻。第三批是台湾妇联会募款兴建安置有眷无舍官兵的眷村，村民非属单一部队或单位。台湾妇联会于1982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台眷村共有879个，98.535户，467.316人。
早期撤退来台的部队在“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政策下，许多单身军人都未娶妻生子。台湾当局为解决来台军人的婚姻问题，于1952年规定单身军人三十八岁以前不得结婚。加上军队中“长官即是父母”观念，当时军人结婚都要经过长官核准，如果不准，婚姻无法合法登记。
虽然五年后废除了军人未满三十八岁不得结婚（女性除外）的限制，但结婚仍需由台湾军方特准结婚，加上军人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以及始终期待返回大陆原乡的心情，导致来台军人到了后来返乡无期时，大半都已经上了年纪才娶妻生子，因而出现普遍性的老夫少妻现象。当时老兵结婚的对象，以台籍和原住民等经济弱势家庭的年轻女性为主。
嫁给老兵的胡黄梅兰说：“我跟先生年纪差大约二十岁……其实有很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军人，不管有没有结过婚，大部分都在台湾娶妻生子，也许刚开始他们会一心想要回大陆，到最后发现回家的路遥遥无期，只好在这里建立另一个新的家庭。你可以看到本省的眷村妈妈跟先生都差了好几十岁，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缩影。”
另有一批更特殊的是，老兵来台之前在大陆已有妻室，盼望着反攻大陆而一直单身，反攻无望后有不少人在台娶妻，形成海峡两岸皆有妻室的状态。1978年，一场“想家”的社会运动在台展开，蒋经国于1978年底决定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政策，开启了一波波饱含泪水的返乡潮。当时在大陆有妻室的老兵在返乡探亲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场家庭风暴，当事人要面对两个家庭的尴尬和困境。
亦有在台一直未娶或丧偶的老兵，开放探亲后返乡娶了同乡女子来台，随后两岸开放程度愈来愈高，陆续前往大陆娶妻者众，结合在台的台湾人娶东南亚女子为对象的热潮，合并形成第四波来台移民潮，约在1990年间。
历史的伤痕随着第一代眷村老兵的凋零而逐渐褪色，两岸相互开放与和解，让他们有生之年都得以回到原乡。属于战后婴儿潮的眷村第二代，许多子女承继父亲的志业，走进军公教等与政府部门有关的行业。历史也给他们的名字烙印上了父亲迁移流动的线索，例如具意识形态的“建国”、“复国”、“卫国”等；有随着父亲驻扎地或居住地的地理性的名字，在台湾出生称“台生”、“于台”，在台南出生称“南生”，在高雄出生的命名为“雄生”等。他们普遍受到父执辈的深刻影响，对原乡有浓厚的脉络和情感，他们的配偶更多元化，与本地人通婚比例非常高，年龄目前都在五、六十岁左右。至于眷村第三代，普遍没有居住眷村的经验，对他们而言眷村是发生在爷爷奶奶身上的历史或故事。
战争，让成千上万人离乡背井，流离失所。台湾眷村的发展历程，诉说的是一个大时代真实悲剧。和解共生及和谐共存共荣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应该共同追求的最高境界。
（作者为台湾文史工作者，祖籍福建福州，1957年出生于台湾台北。曾任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召集人、特派员、撰述委员等，著有《新竹市眷村田野调查报告书》等10余本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