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 2008年第9期
编者按：众所周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批判的重要“罪状”之一，就是其1959年出访东欧和蒙古八国期间“里通外国”。那么当时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作为重要当事人之一的章金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了此次出访的经过。阎明复同志向广大读者郑重推荐此文，并为之作序。本刊特将序文及章金树的遗作刊载如下，以飨读者。
作者生平并代序
我和章金树同志结识于东北民主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前身）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学员们都简称它为“翻译班”），他是我的学长。这所学校是为给部队培养俄文翻译成立的，由留学苏联、精通俄语的刘亚楼参谋长兼任校长，并聘请从延安来东北解放区的著名教育家、翻译家王季愚、赵洵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金树同志抗日战争期间在苏北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抗日战争胜利后，随部队转战东北。在那里，他作为部队中的知识青年被选拔到翻译班学习，并于1947年至1949年任三班班长。
我们三班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如来自东北公安战线的傅也俗、曹岩华（20世纪80年代曾任公安部边防局局长），来自江南新四军的章金树、君德、聂成勇，来自山东解放区的刘艾莉，来自东北的知识青年赵世贵、魏滨、张锦浩、滕绍志、苏文，从延安俄专调到满洲里担任对苏贸易办事处主任的郑拓彬（20世纪80年代曾任对外贸易部部长），从哈工大转学来的王锡贞、关裕伦，从辽东军区经朝鲜来的战士吴玉发、包新，还有刘亚楼将军的夫人翟云英，以及抗联地下工作者张宗伟烈士的女儿、后同金树同志结成革命伴侣的张忆伟。而从蒋管区到东北解放区的好像只有我一个。这个来自山南海北的群体，年岁不等，性格各异，经历有别，乡音未改，文化程度和天资都参差不齐，但是，两年多的同窗生活中，我们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情同手足，亲密无间。
经过两年半的半军事化的紧张的学习生活，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后，我们三班的同学都被调离学校，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金树同志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空军司令部，给刘亚楼司令员当秘书。他工作能力强，认真负责，深受刘亚楼器重。刘亚楼准备派他去苏联深造。此时，解放军总参谋部派人到空军司令部，商调金树同志去总参工作。几经交涉，最后聂荣臻总长签署命令，调他到国防部外事局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彭德怀同志回国主持国防部工作，金树同志作为国防部外事局科长、外事秘书直接为彭总服务。
1959年4月24日至6月11日，应东欧七国和蒙古国的邀请，彭总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了上述国家。金树同志作为外事参谋，主要给彭总当翻译并兼代表团礼宾工作。这段经历，后来使他遭致牵连。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批判彭德怀后，金树同志接到紧急命令，要他立即赶赴庐山。当日他到达机场时发现同行的还有萧华同志。他们两人乘专机由北京飞往庐山。上山后金树同志被带到一幢小楼里隔离了四天，专案组要他揭发彭总在东欧几国访问过程中“里通苏修”的问题，他都坚持说没有这样的事儿，反复强调他认为彭总没有问题。经过四天的审查，毫无结果，只好把他送回北京。这样，当时金树同志虽然没有被打入“彭德怀反党集团”，但工作中已不受信任，“文化大革命”前被调到南京军事院校，1976年4月转业到地方工作。
金树同志一向生活简朴，严于律己，从不愿给组织上添麻烦，保持了一个革命战士的作风。2007年春，他开始咳嗽、感到体弱不适，忆伟同志劝他去医院检查，他却说是一般的感冒，吃些药就行了，不必去麻烦医院。但他的病情日益加重，12月12日住院检查，竟然是肺癌晚期。此时此刻，癌细胞已扩散、胸腔严重积水，金树同志没有考虑如何求医，没有向家人交代后事，没有找组织提什么要求，而是十分急切地对忆伟同志说：“看来，我来日不多了，有件事情我得赶快做，我得抓紧时间把陪同彭总访问东欧的经过写出来，否则对不住彭总。虽然彭总遭诬陷的事早已平反，但是我作为最后的见证人一定要向历史作证。”于是，备受病魔折磨的金树同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病榻上，时断时续，以他对党的忠诚，写下了下面这篇遗作。2008年2月12日，金树同志安详地合上了双目，永远离我们而去。
金树同志的遗作，如同他为人一样，朴实无华。文中他并没有刻意地渲染庐山会议对彭总的诬陷，也没有声称要为彭总申冤，而是实事求是、平铺直述地回忆了那次访问的全过程。文中特别提到彭总婉言谢绝驻匈牙利苏军司令关于视察苏军部队的邀请，以及彭总率领的我军事友好代表团在阿尔巴尼亚和同时到访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并无会晤或深谈。而这些都是当年捕风捉影地给彭总扣上“里通苏修”的所谓“证据”。我真诚地向广大读者推荐章金树同志的这篇遗作！
阎明复
2008年7月7日
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于1959年4月24日至6月11日应邀访问东欧及蒙古八国，历时近一个半月。代表团由彭德怀亲任团长，他当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团员有国防部副部长王树声大将、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陈伯钧上将，还有空军和海军的将领。团员中还有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外事处处长等人。随员中我是外事参谋，主要给彭总当翻译并兼管礼宾工作，另外还有彭总的副官、俄文翻译和医生。
访问波、德、捷的经历
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于4月24日乘图-104航班由北京起飞，经莫斯科直飞波兰华沙。飞机在莫斯科机场加油时，到机场迎接的有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莫斯卡连科元帅等苏军高级将领。代表团抵达华沙后，受到波方的热烈欢迎。因天色已晚，就直接赴宾馆休息。
在波兰，波方安排代表团主要参观海军和空军。4月25日下午，代表团离开华沙，前往波罗的海的海滨城市索波特。由于长途飞行较劳累，用过晚餐后，彭总和代表团的将军们就早早休息了。此时波兰驻华武官莫纳特上校邀请外事处处长、我和其他几位团员前往参观波兰海军军官俱乐部，在北京我们都是熟人，盛情难却，就同意了。我们想象，俱乐部肯定有图书馆、文娱室和咖啡厅等设施。出乎意料的是，走进大厅后看到的情景，简直让我们目瞪口呆，海军军官们搂着半裸的女人在跳舞，有的抱着女人在喝酒、亲吻。这哪里是俱乐部？完全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我们二话不说，掉头就走。莫纳特上校在后边说什么，我们都没有听清楚。回到宾馆后，大家心照不宣，对参观俱乐部一事守口如瓶，否则让彭总知道了，肯定会受到严厉的批评。
4月26日上午，代表团分乘三艘快艇前往海军基地格丁尼亚和革但斯克参观。彭总在航行中有时拿着望远镜瞭望，了解地形和沿海情况，就像抗日战争时期发动百团大战那样，深入前沿阵地，了解地形和观察敌情。到达格丁尼亚上岸后，彭总在休息厅内与波兰海军司令交谈，探讨如何打好防御战。彭总问，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兵力部署和在波罗的海的海军实力有何变化？海军司令一时语塞，回答不出来。彭总于是介绍了北约组织的兵力分布情况，并说在波罗的海共有水面舰艇若干艘和潜艇若干艘。中国国防部长居然对北约情况了如指掌，这让波兰海军司令感到十分钦佩。当时我想，如果当司令的不知敌情，军官们又整天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一旦打起仗来，如何反抗入侵之敌并保卫这个国家的领海，那只有老天爷知道了。
4月29日，代表团从华沙飞往柏林，因机场距市区较远，德方安排到市内举行欢迎仪式。在欢迎会上，民主德国国防部长维利·斯多夫上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彭德怀元帅亲自率代表团回访感到特别荣幸。斯多夫将军曾于1957年率团访华。他对中国经济的飞快发展惊叹不已，但也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如在南京军区参观时，看到解放军战士们行军中把裤子脱下来，围在脖子上，他没有想到解放军还有这样重的游击习气。又看到公路上很多载重汽车的司机开空车，这在民主德国是绝对不允许的。在会见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时，他毫不客气地提了这两点意见。许司令豁达大度，感谢维利·斯多夫部长提出的宝贵意见，并表示一定要大力整顿军容风纪。
4月30日上午，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会见代表团。互相寒暄后，格罗提渥指出，德方向中方提出购买一种稀有金属，中方至今未作答复。德文翻译不知这种稀有金属为何物，大家把目光投向我，我说可能是钨矿，但没有把握。由于无法准确翻译，格罗提渥说，这没有关系，因德方提供的购货单中对品名、数量都有文字说明，只是希望元帅回国后能关心一下此事。彭总掏出笔记本记了下来。格罗提渥见彭总办事如此认真，感到十分满意。
5月4日上午，代表团乘车前往苏军演习场，观看步兵连的进攻演习。代表团准时到达后，演习开始。苏军先进行炮火准备，在第二次炮火准备后，步兵投入战斗，士兵们以密集的队形，挺胸突肚地端着冲锋枪前进。彭总认真观察，表情严肃。代表团的一位将军私下说，炮火准备后，敌有生力量并未全部被消灭，如果利用地形，匍匐前进，就可减少伤亡。几位将军会意地一笑，表示赞同。但苏军有自己的战斗条令，我们不便妄加评论。观看完演习后，我们参观了军官食堂，只见食堂窗明几净，摆了30多张小圆桌，每张桌子都铺有雪白的桌布，并放着鲜花。彭总走进餐厅驻足观看时，发现墙角边有一只老鼠在觅食。苏军驻军司令问彭总：您看见了什么？彭总说：墙角边有一只耗子。那位司令此时脸红到脖子，十分尴尬。彭总迅速走进炊事房，厨师们正在炒菜，香气扑鼻，彭总赞扬他们厨艺高超，一定会使军官们满意。听到中国元帅的赞扬，厨师们立即放下手中的瓢勺，热烈鼓掌。临别时，我们将从国内带去的精制金星钢笔和一些小纪念品，分送给驻军司令和陪同参观的高级军官，大家笑逐颜开，握手告别。
5月6日，代表团由柏林飞往捷克首都布拉格。在捷克斯洛伐克，捷方只安排参观一个军事项目，即与边防部队官兵会见，其余时间均是参观工厂和风景名胜。我们参观了比尔森啤酒厂，留下很深的印象，特别是到卡罗维发利，大家得到适当的休息，精神为之一振，彭总也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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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拒驻匈苏军司令邀请
5月13日，代表团飞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次日，驻匈苏军司令卡扎柯夫大将来访，要求见彭总。他说，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请彭德怀元帅到他们部队参观，因为在民主德国，元帅已参观了驻德苏军。这位大将矮矮胖胖的，嘴上留了两撇向上翘着的大胡子，酷似哥萨克骑兵。彭总接见了他，向他解释说，两国情况不一样，驻东德苏军和驻西德的英、美、法部队，是根据国际协议进驻的，而匈牙利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卡扎柯夫急了，说我不问政治，只希望对我们一视同仁。彭总说我们研究一下，再和你联系。大胡子怏怏而别。彭总与代表团的几位主要成员商量，说他本人不能去，决定由萧华上将带海、空军少将等人前往。这样决定后，通知了卡扎柯夫，他还算知趣，觉得有了面子，不再纠缠了。这件事引起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的关注。他在会见彭总时说：“彭德怀元帅不但是著名的军事家，而且还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果断地以一个政治家的智慧妥善地处理了这件事，是在政治上对匈牙利的支持”，他代表匈党、政府和人民向彭总表示深切的谢意。彭总谦逊地说：“您过奖了，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互相有着共同的目标，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请不要客气。”
驻匈苏军是1956年波匈事件时派去的，事件平息后，苏军不走了，长期驻扎下来，令匈方颇感头痛。代表团一到匈牙利，就明确地表明了中方的态度，大家都很高兴。平时我们在旅馆里用餐，匈方不派人陪餐，这让我们感到轻松。有一次，王树声大将在用餐时迟到了两分钟，当时只有彭总身边的位置空着。他走到我身边，轻轻地说：“咱俩换个位子，你坐到彭总身边去，我坐在你这里，因为我在彭总身边吃不饱饭。”我只好遵命。后来我明白了，在心理学上这种拘谨是无限崇敬的表露，而不是畏惧。
代表团在巴拉顿湖边的别墅内休息了一晚，这里风景如画，如临仙境。次日，代表团返回布达佩斯。匈方安排游览市容，我们从布达乘车经过多瑙河桥去佩斯参观，这天风和日丽，彭总的心情很好。我们登上一高台俯瞰全市，确实感到它是多瑙河上的一颗明珠，名不虚传。在下台阶时，由于高台太陡，为安全起见，我便从彭总身后走到他前面。此时彭总问我：“你干什么？”语调甚为平和。我回答说：“这台阶太陡，我怕老总不小心摔下来。”彭总接着说：“你怕我摔下来，我还怕你摔下来呢。”我知道他是在和我开玩笑，但我不敢笑。这时走在身旁的王树声大将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他似乎觉得，彭总一生征战，指挥过百万大军作战，从不知道一个怕字，今天忽然说起一个“怕”字来，难免感到好笑。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总被罢官，我随后被调离国防部，我们两人真的都摔倒了。
在阿宴会上同赫鲁晓夫的相遇
代表团从5月18日起访问罗马尼亚，5月23日起访问保加利亚。在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安排参观军事项目。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工业城市普洛耶什蒂，主要参观工厂；因保加利亚是农业国，没有重工业，所以在保加利亚主要参观农业。
1957年保加利亚人民军总参谋长曾率军事代表团访华，受到破格的接待，毛主席、周总理曾在中南海接见他们。这次我们代表团来访，无论在索非亚，还是在黑海滨海城市瓦尔纳，都受到保加利亚军方热情周到的接待。一天，在索非亚宾馆休息时，陪同的军官与我聊天，一上校问我：“你说说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用俄文回答：“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上校又问：“你需分配什么？”我说：“共产主义是人类崇高的理想，何时能实现，谁也说不清楚。”
快到起程去卡赞勒克参观的时间了，我们便立即分头去招呼彭总和代表团成员乘车。保加利亚的乡间很美，一片田园风光。在到达著名的玫瑰谷时，徐风送着幽香，令人陶醉。彭总走在花丛中，看着那万紫千红的玫瑰，十分惬意。据说，保加利亚的玫瑰油比黄金还贵，在保加利亚国民经济的总收入中占有不小的比重。我利用保方发给的零用费，给妻子买了两小管玫瑰油，约两克重，装在一个小巧玲珑的圆木盒内。妻子一直舍不得用，现在这两小管玫瑰油已成了我随彭总出访留下的最珍贵的纪念品了。
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于5月28日飞往地拉那，对阿尔巴尼亚进行回访。碰巧，此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也抵阿访问。地拉那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欢迎苏联党政代表团的标语，有的标语还写着：“苏联共产党是我们的母亲党。”母亲党者，老子党也，是同一个意思。他们把阿劳动党自贬为“儿子党”。
5月29日，阿方安排代表团去发罗拉海军基地参观，考虑到阿水兵不懂俄语，我们就请中国驻阿使馆的阿文翻译随行，并事先将讲话稿译成阿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抵达后，海军基地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欢迎大会上，出席的除阿海军官兵外，还有苏联的海军官兵，这是我们事先不知道的。在阿文翻译即将译完时，彭总将中文讲稿递给我，轻轻说了一句：“加口号”。当然我明白，除了加口号外，还要加称呼。我接过中文讲稿，不慌不忙，边看边译，声音较为洪亮。当我最后念到“中阿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万岁”和“中苏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万岁”时，全场欢声雷动，掌声经久不息，彭总对我笑笑，表示满意。
5月30日晚，霍查举行酒会和正式宴会，招待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应邀参加了酒会。当赫鲁晓夫走进大厅时，与彭总只握了握手，态度冷淡，显得十分傲慢，然后就快步走进了贵宾室。阿国防部长巴卢库上将与彭总交谈时，说他1958年率军事代表团访华时，看到中国人民热火朝天的干劲，使他十分感动。此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从贵宾室走来，与彭总见面。巴卢库上将提议，为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健康干杯。彭总举杯不饮，说：“我愿为阿尔巴尼亚妇女的健康干杯。”马利诺夫斯基一听急了，说：“元帅同志，您不愿为我的健康干杯，却为女人干杯，这事让您夫人知道了，可不是说着玩的。”彭总笑笑，未予理睬，马利诺夫斯基随即气呼呼地转身返回了贵宾室。
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是阿国防部的客人，不是“儿子党”邀请的，所以酒会一结束，我们就和彭总一起立刻返回宾馆。
与莫洛托夫互致问候
6月2日，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离开地拉那飞往莫斯科，准备在这里休息三天。因为不是正式访问，所以我们没有主动与苏联军方联系。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和彭总一起到红场瞻仰了列宁、斯大林遗容，到克里姆林宫参观了列宁生前的办公室。彭总还应留学生的邀请，作了国内形势的报告，他鼓励学生们好好学习，以便报效祖国。彭总在报告中除讲了大好形势外，也讲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彭总讲话一直实事求是，从不歌功颂德，也不粉饰太平，他无私无畏，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因为他心中只有人民，只有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这就是彭总的性格和他的人生哲学。因为快回国了，大家有点归心似箭，陈伯钧上将想到快要见到年轻貌美的妻子，多喝了点酒，显得红光满面，兴奋异常，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6月5日，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次日飞抵乌兰巴托。11日，代表团准备乘飞机返国（后因天气原因，改乘火车），时任苏联驻蒙古大使的莫洛托夫前来机场送行。彭总与莫洛托夫热烈握手，互致问候。
彭总：“您身体好吗？”
莫洛托夫：“谢天谢地，自我感觉不错，您怎么样？”
彭总：“还好，只是访问的时间过长，礼节性的东西太多，太繁琐。”
莫洛托夫：“对，太繁琐的礼节不好，但必要的礼节还是要的。”
彭总：“您多多保重。”
莫洛托夫：“谢谢，您也多保重，多保重。”
莫洛托夫是和列宁一起发动十月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他长期受到斯大林的无情打击和迫害，被定为反党集团的头子，晚年还被放逐到蒙古坐冷板凳。莫洛托夫是否是根据他自身的经历，意识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所以再三提醒彭总要“多保重”？对“多保重”涵义的推测，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