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已经过去70多年了。几十年来，围绕这一事变，发表了为数甚多的研究文章、回忆录，也出版了不少专著，但也还有一些未解之谜。西安事变不仅是统一战线的一大杰作，更是隐蔽战线的一大杰作。这一特殊的性质，决定了研究工作必须注意把握秘密斗争的视角，才可能从扑朔迷离中还原西安事变。
一、西安事变的“首日电”究竟是谁发出的
多年来，学界把当时中共中央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或张学良所发的电报作为保安（当时党中央所在地）得知西安事变的开始。其实这值得商榷。
1，叶子龙对“首日电”的回忆
对于毛泽东得知西安事变的第一份电报，在现有的公开资料中，最权威的应该是《叶子龙回忆录》中的记载：“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电台值机员叫醒，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是特急件。电报不长，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的，我看不太懂，但记得其中有‘兵谏’两字。我立即把电报交给毛泽东，他还没有休息。看过电报以后，高兴地说：‘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我与童小鹏住一间窑洞，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送电报回来，我问他，‘兵谏’是什么意思，他说也搞不清。”
关于这第一份电报的目击者只有三个人，除了译电员和毛泽东，就只有叶子龙。叶是当年的机要科长，又是亲手把来自西安的第一份电报交给毛泽东的，其回忆的唯一性显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他的回忆起码有五个要点：电报只给毛泽东的；电报到达的时间应该是在12日的零点前后，否则毛泽东决不会有“明天”的概念；电报内容还没有确凿的“好消息”；叶子龙实际上完全排除了刘鼎的来电，因为刘鼎一直与保安保持着密切的电报往来，叶子龙岂能看不懂刘鼎的电报；叶子龙的反应表明他是第一次看到这样文风的电报，因为他看不懂，所以印象必定深刻。
2，张学良的文寅电不是“首日电”
除了上面提到的刘鼎的电报外，张学良的“文寅电”，也是历来被学界作为事变时发往保安的第一份电报来引用的。“文寅电”中的“文”是指日期，也就是12日，“寅”则指时间，也就是早晨的3－5时。电报中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扣留。”
学界一直对文寅电有争论，因为12日5时蒋介石还没有抓获，为何电文中却说已将蒋等扣留？其实我理解，这和张学良与保安的电台联络规定有关。电台的联络双方必须严格按照事先约定的节点同时同频率开机，如果稍有差池，就只能在下一个节点再联络。当时张学良的电台每天开机两次：5点与21点，保安一日开机三次：5点、13点、21点。这就是说，张学良能够主动向保安联络3次；而保安方面只能2次。如此规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张学良的安全。
张学良原先预计在12日5点前完成扣蒋任务，电文也是事先拟就的，以便及时拍发，只是没有料到蒋介石会临时脱逃而耽搁时间。如果错过早晨的5点，就只能等到13点才有可能联络。张学良为抓紧时间，不得不在5点发报。因为他已经确信捉到蒋介石只是时间问题了。
用张学良的文寅电比对叶子龙回忆的电报，可以说二者不是一回事。且不说没有“兵谏”两个关键字，如果“看不大懂”这样的电报，叶子龙还做什么机要科长？如果他看懂了这样的电报，又岂能不欢呼雀跃，还为“兵谏”两字伤什么脑筋？这样看来，所有认为西安事变保安收到的第一份电报就是张学良12日文寅电的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叶子龙所见到的电报究竟是谁发的？
3，“首日电”依然是个谜
叶子龙的回忆明确说电文是“半文半白”，还有“兵谏”二字。当时中共中央一些机要人员的回忆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在首日电中有“兵谏”二字却是完全一致的。
《杨尚昆回忆录》中说：“中央派叶剑英为代表到西安去同张学良保持联系。有一次叶剑英回来汇报，谈到张学良曾说，他想不让蒋介石在西北留这么多兵，张在说这话时还无意间露出一句：‘必要时进行兵谏。’听了这话，我觉得有点惊讶，但当时没想到他真会把蒋介石抓起来。”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共中央高层把尚未发生的西安事变表述为“兵谏”的最早回忆。必须指出的是：这句话可能并非张学良的原话。因为张学良直到事变发生后所发的全国通告中，仍然使用“诤谏”而不是“兵谏”。至于事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张学良更是称西安事变为“一二·一二革命”。
《特工王戴笠》一书说，12月初，戴笠匆匆从南京赶来洛阳，向蒋介石递交一份重要情报：“根据西北区长江雄风的紧急报告称，张学良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详。”戴笠的情报，正好可以反证当时正处于历史紧急关头的张学良并非孤军作战。而且，与红军生死攸关的西安事变前夕，保安又岂会像军统那样愚蠢地被蒙在鼓里而无所作为。
国家安全部负责编撰的《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中含糊其辞地提到了这个问题：“李克农首先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报告中共中央。”该书的《序言》表明，为了纠正以往反映隐蔽战线方面作品的粗制滥造和以讹传讹，突出真实性和思想性，国家安全部办公厅“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和具体的帮助。最后由部党委批准的本书审定小组审定定稿。”该书虽然强调了“首先”，但未能进一步说明李克农当时究竟身在何处，又是如何能够“首先”的。因此，首日电的来源依然是个神秘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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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学良机要秘书的回忆为何前后不一致
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是个重要人物，他不仅经历了事变的全过程，而且还几乎参与了事变中全部的重要活动。迄今为止，只有他的回忆最为详细，但也最自相矛盾，从而使得西安事变更为扑朔迷离。
1，关于刘鼎的两个回忆
刘鼎的第一次回忆是张魁堂根据刘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西安事变追记所整理、在《党的文献》上发表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文中说，张学良告诉刘鼎事变决定时已过12点。但他并没有回去发报，而是在张学良处发报。凌晨2点多与保安中共中央电台接通。搜山寻获蒋介石后，张学良又让刘鼎给中共中央发出文寅电。
概括刘鼎的第一次回忆起码有三个要点：刘鼎事变开始时在张杨的新城指挥部；他来不及回张公馆用自己电台，只能在指挥部借电台发报；从“凌晨2点多”起，事变指挥部就保持了与保安的联系。
但刘鼎的第二次回忆又推翻了第一次回忆。他在光明日报社1991年出版的《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内幕纪实》一书中说：“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夜，即12月12日零点，张学良告诉了我要采取的紧急行动的消息，我一分钟也不敢耽误，赶紧向中共中央发报，但此时却停了电，全城也实行了戒严，无奈我即从金家巷步行到南院门电料行敲开门买回了电池，待电池买回时，得悉蒋介石已被捉到了，我即刻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
概括刘鼎的第二次回忆，也有两个要点：事变开始时刘鼎不在新城指挥部，而是在金家巷的张公馆；与保安的联系起始于事变结束后。
2，论者的质疑
由于两个回忆的内容南辕北辙，有论者在《西安事变新探》一书中提出了种种的质疑后断言：“可以想见，根据这样一些完全不确定的，并且是自相矛盾的回忆来推断刘鼎向中共中央发报的时间，无论如何是不足为信的。”质疑虽然有理，但未能抓住要害，更不宜全盘否定，因为西安事变具有隐蔽战线的所有特征，所以刘鼎不可能实话实说。
刘鼎第二次回忆中的“断电”说是站不住脚的。张、杨虽然事先在全市断电，以切断西安与外界的通讯联系，但事变时刘鼎所在的新城指挥部或张公馆都有自备发电机，所以根本就不受断电的影响。此外，刘鼎作为西安与保安的重要联系人，岂能在最关键的时刻长时间地脱离岗位。因此，刘鼎第一次回忆的真实性要高于第二次。
三、西安事变中神秘的地下联络处究竟起什么作用
刘鼎成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联络员后，就开始着手购买汽车，建立西安至保安的秘密交通线。随着大批重要干部秘密进入西安和众多秘密电台的相继建立，西安地下党的统一指挥已迫在眉睫。9月，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于是地下联络处随之建立，成为西安地下党的指挥部，也是周恩来到西安后的首选落脚点。
地下联络处首先解决西安与保安的电台联络问题。由于当时刘鼎以及其他在西安的地下电台功率都不够大，在收报时因为保安电台的功率大而不成问题，但在向保安发报时就经常受到天气或其他因素的干扰，致使电讯时常中断或模糊不清。为了建立高质量的直达通讯，联络处的地下室新建了一台配备燃油发电机的100瓦大功率电台，作为地下指挥部的中枢电台。保安派了曾三、林青、申仲仁等报务人员，来加强那里的收发报工作。当时刘鼎的电台只有一个报务员，叶剑英到西安也有自己的电台，也只有一个报务员。但地下联络处却要配备三名报务员，正好说明这部大电台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还是全天候工作的，从而保证了西安与保安双方信息的交流在任何情况下都快速畅通，难怪张国焘在回忆西安事变发生时说：“西安的电报如雪片飞来。”
王又凯在《父亲汪锋西安事变前的一次秘密使命》一文中说：“1936年8月，父亲和叶剑英、彭雪枫、边章伍、潘汉年、吴自立、刘鼎、刘克东等8人化装成南京大员，又回到西安。叶帅率领其他同志去做东北军的工作，我父亲率刘克东在杨虎城部队的阎揆要团团部设立了电台，直接和中央联络，先后受叶剑英和周恩来的指挥，在西安经历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可见事变发生时，西安地下党的众多秘密电台决不是各自为战，而是受地下联络处的统一指挥。
从西安地下党当时已经建立的指挥系统看，发生“兵谏”这样的大事，作为指挥权限与责职，最早向保安通报事变发生的应该是西安指挥台。但这也只是一个推断，最终揭开谜团，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从西安地下党完善的情报系统、优良的通讯设备和大批情报骨干云集西安的情况看，那种认为中共中央在12日白天并不了解事变真相，要到13日才了解事变详情的观点应该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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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安事变当天，与事变休戚相关的保安究竟有没有开会
西安事变发生当天，保安的反应有些异乎寻常。
西安事变是一场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甚至世界的各个主要政治中心都忙着开会商讨对策，唯独与事变休戚相关的保安，就目前公布的史料中，无论是《毛泽东年谱》还是《周恩来年谱》，在这样重要的一整天，竟然没有记载任何会议。保安的会议居然要到13日上午才召开，这种情况既不合逻辑，更不合党的传统。如果说对情况不了解，那南京和世界更不了解。如果说等苏联指示，那13日上午也无法开会。
但有资料显示保安当天召开了重要会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大系》说：“中共中央立即在毛泽东住处进行了研究讨论。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后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人提议，给共产国际去电。于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发往莫斯科，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指出这一事件是根据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位一体’达成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请国际从速指示。同时，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给张、杨两将军的文电，对他们进行赞扬。”但该书没有提到周恩来。
另据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记载：“12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还说会议“决定由中革军委将蒋被扣一事通知各军团，令各军团加紧准备，待命行动。”
《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刊登了发报日期为1936年12月12日的《军委主席团电》，内容共两条：通报西安事变的详情；令各部准备待命。
再据《西安事变新探》一书认为：保安接到张学良的文寅电，“他们立刻就作出了反应，一面于中午12时将张学良的来电照转共产国际书记处，一面迅速提出应当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区别对待。”
再据《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书的记载：“12日晚24时，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了对事变的紧急处置意见。”电报的名称是“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中我方步骤问题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日）”。
那么12月12日这天，保安究竟是没有开会，还是开了会至今没有公布相关资料？尚不得而知。
五，西安事变当天，周恩来究竟在哪里
陈立夫说事变当天周恩来在西安，暗指这一事变是周恩来直接指挥的。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说：“与中共交涉时，我方代表是我和张冲，中共派代表是周恩来，这项谈判，必须有第三国际的代表参加，那就是潘汉年。”“后来，周、潘二人由我们招待至南京居住，由我直接和他们谈判，使他们更为放心。经多次磋商，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就想回延安复命，我命张冲陪他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学良再唱抗日高调，藉以保存实力。潘则留在京沪续洽，不料事隔几天，西安事变忽起，当时张冲、周恩来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为何？”
台湾《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6年12月10日也有记载：“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冲自南京到西安，准备去陕北（周与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在南京与陈立夫、张冲、张道藩商谈多次，不时往来京陕之间）。”
要证明陈立夫的回忆与《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的错误，唯一的办法就是证明西安事变的当天，周恩来究竟在哪里。
《周恩来年谱》的12月12日没有记载周恩来的具体活动。直到12月13日上午，才记载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并发了言。
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中说，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的那天晚上，保安举行群众庆祝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上通过一个决议——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斯诺没有提到周恩来。
共产国际派到红军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不确定地提到了周恩来:“我也参加了这个集会，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在他之后，就我回忆有朱德和周恩来的讲话。”不过李德已经记不清具体的日期，说集会的时间是“这一天或第二天晚上”。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在保安，却又说周恩来于12月13日到了西安。
叶子龙回忆把事变的首日电只交给了毛泽东，并不像通常那样，同时通知周恩来。
不管是陈立夫还是斯诺等人，单凭记忆在回忆数十年前的某个具体日子和具体人的活动时难免差错。
从现有史料看，既不能证明周恩来就在保安，也不能证明周恩来就在西安。看来，要证明西安事变当天周恩来的活动内容，仅仅依靠电报的署名或个人的回忆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具体的历史记载，才能最终破解这一谜团。
尽管西安事变还存在不少谜团，但作为历史的转折点又很简单，有些结论应该是可以取得共识的：蒋介石逆势而动坚持内战，只能是自作自受自取其辱；红军正当防卫顺势而为，既是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战，也是为了争取生存和发展；共产党最终礼送蒋介石并尊其为领袖，与蒋介石的誓灭红军形成鲜明对比；西安事变虽然对国共两党都是机遇，但对中华民族更是难得的幸运；西安事变作为秘密战线的杰作，注定众多出生入死的历史功臣只能做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
“我不认为少帅在中国还能挽救自己，但少帅发动的壮举必将挽救中国。”历史已经验证了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美国人雷纳德1943年在纽约出版的回忆录中所做出的预言。
（作者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