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精华》 2009年第11期
1928年,国民党宣布在全国实行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方针,相应地,在新闻宣传领域提出了国民党“以党治报”的方针,规定非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指导与行政管理,其目的在于镇压进步的和不同政见的报刊,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同时限制民营新闻事业,控制全国的舆论宣传。当时国民党负责宣传工作的一位官员郑国材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怎样办党报》,文中说,“以党治报”就是要使全国“新闻界党化起来”。这就鲜明地道出了国民党的目的,即要将全国新闻界纳入“一党专政”的轨道。
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念与封建君主专制的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可以说,前者是后者在中国的发展。二者的联系点就在于封建等级制度。当这种制度贯彻到新闻事业中时,就出现了封建新闻等级制度,即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封的新闻网络。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为了宣传的需要,他立即着手建设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在国统区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党营新闻事业网。这个新闻事业网的基本格局是:以《中央日报》为中心、以地方各级党报为外围的党报网,以“中央通讯社”为中心、宣传口径以该通讯社电稿为准的党营新闻通讯事业网,以及以“中央广播电台”为中心、以地方各级电台为外围的党营广播事业网。党营新闻听命于党,最终听命于蒋介石,在宣传的内容上实现一元化,打击多元化的自由新闻事业。
在“听命”这个话题上,由于《中央日报》最接近国民党中央,最接近蒋介石,因此,这张报纸表现得也最为典型。
《中央日报》1928年2月在上海创刊。《置党报条例》颁布后,在蒋介石控制下,国民党中央召开第176次常务会议,以条例规定首都设《中央日报》为由,决定将该报迁往南京。1929年2月1日,《中央日报》在南京复刊,言论编辑方针,除了一般的“阐明党义,宣扬国策”外,更着重提出以“拥护中央,消除反侧,巩固党基,维护国本”为职责。所以,在民国时期,《中央日报》社的总编一般由蒋介石亲自选或由亲信控制,以便更好地忠于他。但蒋介石的意旨是不好猜度的,这个总编也就不是那么好当的。在8年抗战期间,《中央日报》因其不能准确反映蒋的意旨,尤其是不能起到与共产党《新华日报》相抗衡的作用,屡屡遭蒋痛斥。以至于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一度视主持《中央日报》为畏途,无人敢接这副担子。《中央日报》西迁重庆7年,报社经历5次改组,社长、总编辑、总主笔、总经理等,均先后更换5任。5次改组就是5个不同的故事,但可以看出蒋介石实现中央新闻集权的多种手段。
第一个故事可以名之为“办党报的党员必须像党员”。当时被训斥进而被解职的《中央日报》社长是程沧波,1932年在南京任职。他因擅长文笔, 与蒋介石的“文胆”、大秘书陈布雷关系渐密。陈有时因身体不佳,有时因起草工作太忙,程沧波就不时帮陈起草一两篇文稿,也能够得到蒋介石的认可,陈布雷于是对他也就有了些好感,主荐其任《中央日报》社长。报社西迁重庆后,蒋介石要求在舆论宣传中一改过去唱“独角戏”的场面,变成与《新华日报》唱“对台戏 ”。可是《中央日报》的戏唱得不好,在气势与水准上,都不敌《新华日报》。碰巧就在这期间,程沧波偶尔应《大公报》之约,为其特辟的“星期论文”专栏撰稿。这事被人告到蒋介石那里,蒋听说后很不高兴。一次,蒋出席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讲话,碰到程沧波,突然间大发雷霆,斥责程不该给重庆《大公报》写星期论文,并责骂:“你是国民党党员,为什么不给党报写文章?这哪里像一个国民党员?”其实,《中央日报》的重要社论和评论,多出自程手。况且,追查国民党党章,也没有党员不许给党外报刊投稿的规定。但经蒋介石这一顿训斥,程就不得不离开报社,另寻他路。程沧波受训后,当即留下一纸辞呈,靠着于右任的老关系, 出任监察院秘书长去了。程一走,总编辑张客年、总主笔周邦式、总经理贺壮予等一套班子集体让贤。
第二个故事可以名之为“听命中宣部不如听命蒋介石的侍二处”。程沧波走后,原任三青团宣传处长的何浩若接任。何深知在蒋手下,《中央日报》这碗饭不好吃,弄不好碗就砸了。于是,何在走马上任之前,先请出与中央宣传部关系较深的刘光炎任总编辑,代他把新闻关;请出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外交系主任陈石孚任总主笔,代他把言论关,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等到何入主《中央日报》以后,才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中央日报》名义上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实际上听命于蒋介石个人。蒋介石不亲管,就得听命于由其亲信组成的侍二处。所以,何认识到《中央日报》的第一个大婆婆就是以陈布雷为首的侍二处。偏偏侍二处这班人,同何的心理一样,由于受蒋介石的严格控制,最是胆小怕事,诸事不肯负责,《中央日报》发表新闻和言论,动辄得咎。加上何浩若与陈布雷等官邸派人物素无深交,事先很难沟通,事后解释又难以做到,于是很难让《中央日报》符合蒋介石的心愿,许多实际问题都无法解决。何到职3个月,谋了一个行政院物资局局长职,走人了。何为之解嘲说:“物资局言之有物,行而无资,局长成了闲曹,但总比《中央日报》社长少些麻烦。”
第三个故事可以名之为“国民党的报纸不能与共产党的报纸搞交流”。何挂冠之后,《中央日报》社长的大缺一时无人揭榜,人选发生了问题。不得已蒋介石亲自点将,要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把陈博生借出来,整顿《中央日报》。陈也想绝不辜负总裁的栽培,带了《晨报》一批办报老手到任。然而,到任后发现《中央日报》财务上难题百出,往往版子已经上机,纸张尚未买到,便病急乱投医,到《新华日报》社商借。《新华日报》也不含糊,本着互通有无的原则,也向《中央日报》商借铜模浇铸铅字。正所谓拿了人家的手软,《中央日报》不便拒绝,只好与《新华日报》搞起了“双向交流”。国民党的机关报与共产党的机关报搞起这种交流,这犯了大忌。再加是日机实施疲劳轰炸,造成重庆市区经常停电,《中央日报》社应变不力,出版很迟,有时到了夜里,蒋还未看到当天报纸,很不高兴,多次打电话找陈布雷查问原因。等到《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互通有无的问题暴露,蒋大为震怒,陈被迫辞职。
第四个故事可以名之为“党报政治第一、新闻第二”。陈博生之后,第四个被蒋赶跑的是陶百川。陶是浙江绍兴人,先后任上海《民国日报》编辑及《晨报》总主笔,很懂新闻,知道如何去抢新闻发头条,如何提高新闻的价值,如何去吸引读者的眼球,报纸办得不错,也很有影响,被誉为报界一流人才;最为关键的是他担任了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三青团常务干事等政治职务,照理是懂政治的,所以说是一个“政治素质高、业务技能强”的双料人选。《中央日报》社长被免,陈布雷感到《中央日报》非陶百川这样的干才不行。陶上任之后,果然气象不凡,先是请出后台老板潘公展兼任总主笔,主持言论,以防政治上出问题;然后大刀阔斧地抓新闻和版面改革,全力办好“本报特讯”,以期压倒《新华日报》和《大公报》;还一反《中央日报》四平八稳的传统做法,主张要和中央通讯社抢新闻,以显示《中央日报》的特色。陶有一部专用轿车,为了抢新闻,早上交给发行组运送报纸,白天交给采访组记者使用,自己宁可去挤公共汽车,或搭乘马车上班。陶的一番苦心,的确使《中央日报》为之一新。但他的运气实在太差,上任之后,纰漏一个接着一个。1942年12月27日,《中央日报》为“抢新闻”,赶在美、英前面,刊出独家新闻:《中美、中英新约明年元旦正式公布》。这件事把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惹火了,认为泄漏了党国的外交机密,蒋也大为光火,一怒之下,写了个手喻,要将《中央日报》总编辑袁业裕交付军法审判,采访主任卜少关罚薪3个月,以示薄惩。陶百川慌了,请出陈布雷、叶楚伧、潘公展等人转圜,袁业裕总算被交保释放,但总编辑一职,只好另请高明了。于是,中央通讯社编辑主任钱沧硕取代袁业裕。钱沧硕吸取前任教训,上任第一件事, 就是严格审稿,把好新闻关,以至于每晚坐在总编室里,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以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但越是怕鬼,越是闹鬼。一天,陈布雷派人送来一份《中央日报》,上面有蒋用红铅笔加注的记号。蒋的习惯是,红圈表示满意,黑叉表示不满,问号表示有问题。但这些记号往往是蒋氏在不经意间读报时留下的雪泥鸿爪,事过境迁,其真实意图,不要说一般人很难琢磨,就是蒋本人往往也是一笔糊涂账。这次加注的红色记号,非圈非叉,亦非问号,更让人不知所云了。陈布雷看后,也感到是个闷葫芦,便派人一送了之,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但陶百川紧张了,马上发动大家猜谜,久猜不中。于是,陶快刀斩乱麻,提笔就批下几个字:“标题不当”。钱老夫子不愿意了,认为这是陶对他的侮辱,当即留条走人。事情闹僵了,一时难以转圜,陶就请他的老师陈德徵来报社帮助看稿,对外名义是顾问,在报社大家也就戏称为陈总编辑。也许蒋感到《中央日报》近来颇有些太平气象,偶然问问左右:“现在《中央日报》的总编辑是谁?”左右答:“是陈德徵。”不想蒋大吼一声:“把这个家伙抓起来!”竟把左右的人都搞糊涂了。原来,这是十余年前的一桩公案。1930年,陈担任上海市教育局长,曾在中小学举行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陈的本意并不算坏,但投票的结果:第一是孙中山,第二是陈德徵,第三才是蒋中正。蒋闻讯下令把陈扣留了十几天,撤销陈的一切职务。这次,陈居然又在蒋的鼻子底下钻出来,当上了《中央日报》总编辑,蒋当然要光火了。事后蒋虽没有抓他,但却补了一个手令:“永不录用。”陶百川的运气似乎还没有背透。1943年3月,三青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这一代要比上一代更好》。大意是说清末贵族子弟骄奢浅薄,不能成器,所以政治腐败,江山不保。社论绕山绕水地大谈人伦、血缘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最后笔锋一转,写道:“如果今日的成年老年,对于后一代的青年,爱之不以其道,言论思想,处处暗示他们不劳而获,引进他们到特殊与例外的地位,处处无形中培养成一批亲贵子弟。那是前一代人对不起后一代人的地方。”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以CC系为代表的党方,对蒋介石扶植蒋经国及黄埔系、培养不劳而获的“一批亲贵子弟”的影射和讽刺。三青团分子看到这篇社论,顿时群情激愤,剑拔弩张,并要陶百川亲自出席升旗典礼,予以解释。陶一方面致书自辩,一方面托请陈布雷代为疏通,均无效果。陶自感山穷水尽,别无良策,只有辞职了事。
第五个故事可以名之为“与蒋介石的亲信做一条绳上的蚂蚱”。陈布雷是蒋介石的亲信,实际上越过中宣部管理《中央日报》。《中央日报》一个劲儿地换人, 便急坏了陈布雷。正好这时国民党《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胡能写文章,擅长作诗填词,口才极佳,说一口流畅的英语。从1928年任《杭州民国日报》(后改组为《东南日报》)总编辑、社长算起,主持报社15年,经验老到,素有办报能手之称。陈布雷闻讯胡健中来到渝,眼前一亮,当即找到胡健中的后台老板陈果夫、陈立夫商量,3人联合向蒋保荐胡健中出任《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是个明白人,深知《中央日报》社长虽是炙手可热的宝座,实际上成了无人敢啃的硬馒头,当这样的社长,尽管地位显赫,可由于蒋的喜怒无常,赏罚随心,伴君如伴虎,哪里比得上《东南日报》的天高皇帝远,独步东南的自由! 于是胡健中找借口,力辞《中央日报》社长之职,弄得陈布雷急了,决定改阳谋为阴谋,将胡谋到报社。一番琢磨,陈布雷约胡健中谈话,表情严肃地说:“事情很严重!总裁骂你了!总裁说:‘胡健中虽佼佼自负,实是自私自利的人!’”胡问:“我怎么自私自利啦?”陈答:“我也是这么问的。然总裁说你只晓得办自己的报纸,党里面的事一点儿也不做!”胡力争:“我能抛下同生死共患难的员工,一走了之吗?总裁批评我自私自利,《东南日报》员工也可以说我自私自利,我该怎样做才算不自私自利呢?”陈管不了那么多,却郑重宣布:“现在中央已经决定:由你担任《中央日报》社长。”陈大概自己也觉得这样做,无异于逼良为娼,非君子之道,故马上以一种歉意的口吻说:“可惜我不能陪你下海,叫我的兄弟陈训悆、陶希圣做你的搭档。”陈布雷约见胡健中之后,陈氏兄弟也相继出马,力促其就任。蒋也亲自召见胡健中,多所勉策,以示垂青。胡见最高当局如此厚爱,这才诚惶诚恐地表示接受,但条件是:继续兼任东南日报社社长,并请陈训悆任总编辑, 陶希圣任总主笔,陈宝骅任总经理。陈训悆是陈布雷的老弟,陶希圣是蒋的文学侍从,陈宝骅是陈果夫的堂弟,这些人都是党国的忠贞之士,蒋一一照准。在胡健中看来,一是认为《东南日报》还在自己手中,等于预留了一步退路;二是认为陈训悆、陶希圣、陈宝骅都是通天人物,如此可以“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大家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出了问题,谁也逃不脱。还未上任,就已经将退路布置得滴水不漏,这才看出胡健中的真功夫。至此,胡始于1943年11月15日到任视事。陈训悆与陶希圣就住在侍二处,与陈布雷朝夕相见。陈布雷从蒋那里回来,如有重要新闻和言论发表,每每于事先告诉陈训悆和陶希圣注意。如此一来,与其说《中央日报》是胡健中在办,不如说是陈布雷遥兼。《中央日报》出了问题,固然胡健中要第一个负责,但陈训悆、陶希圣亦脱不了干系。这样,蒋即使要追查责任,陈布雷也只好居间转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此,《中央日报》总算风平浪静。不但政治上买了保险,曾经困扰《中央日报》的经费问题也得到改观。由于《中央日报》经理部是陈宝骅在那里负责,胡健中表示一切拜托。经费发生困难,陈宝骅也就直接找陈果夫、陈立夫解决,一切问题均迎刃而解。胡健中入主《中央日报》社,这一手果然厉害。上靠陈布雷、陈果夫、陈立夫撑腰,下靠陈训悆、陈宝骅掌印,五陈助一胡,昔日多事的中央日报社,一时间竟成了“太平天国”,胡健中这个“太平官”一直做到胜利还都以后,真可谓一大奇迹。
从《中央日报》的5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国民党蒋介石是如何实现中央新闻集权的。国民党为了有效地控制新闻宣传,力求以党性原则消灭新闻特性,稍有失误,便予以训斥或处分,使其新闻业务处于失常状态,新闻报道迟缓、失实,编排死板、保守,文章千篇一律,甚至在文体方面也还保留着文言腔调。由于国民党党部办这些党报是为了政治上宣传的需要,新闻来源多半来自“中央社”同一渠道,言论口径上又照搬《中央日报》,国民党众多党报的创办并不表明其新闻事业的繁荣。
1948年后,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末日即将来临,刚刚发展到顶点的国民党新闻事业也开始走向崩愤。1948、1949年间,国民党的新闻机构纷纷拆迁设备,遣散人员,准备出逃。中央日报社在1948年即开始筹办该报的台北版,1949年南京总社社长马星野带着总社的大批工作人员和大部分器材、设备到了台北,于3月12日出版台湾《中央日报》。就这样,国民党的所谓“中央日报”成了偏处一隅的“地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