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二连在最后，前面没跟上，把我们堵在一个苍天大林子里，憋了好一阵，我一看，快到总攻时间，只好按方位往我们预定的位置去。我那时身体很好，每天冷水浴，但那晚上也很感到很吃力，不咬牙就得往下倒。新战士杨中武十七岁，还未长成人，一米六不到，父早死，靠要饭长大，入伍后表现很好。他倒下了，我拉起他，他一把抓住我："指导员，别丢下我，别丢下我。"我只好半拉半抱着他走。他边走边哭，还打自己，战士们后来说，那晚上是淌着汗水，流着泪水，踩着泥水，拉着稀水走的。我们没走到地方我方炮击就开始了，一片惊雷在我们头上排山倒海般飞过，敌人阵地上转眼就是一片火海，天都红了，大家都兴奋起来，正吃干粮，敌人的炮火来了。后来从缴获敌人一份作战图证明，我们的穿插路线正在敌人预料中，也许是敌人观察到我们的行军路线，人家的炮打得很准，很密，一来就造成我们很大伤亡。因为正走到一条狭谷里，没法躲。原来我们什么情况都想象过，就是没想过在这样的地形突然遭敌炮击怎么办。战士们一下子傻了，很自然地往一堆挤，以为靠得越近越好。本来大家都学过如何识别远炮近炮，如何防炮，这时候却反应不过来了。
干部没有慌，很快制止了一堆挤的现象。并指示了前进方向，带领大家拼命往前赶。敌炮追着我们打，沿途又有人倒下了，为了尽快赶到目标，完成任务。我们顾不了伤员了，只有等后面的军工来救护。伤员们大哭大叫大骂，给部队心理压力很大，有个别人抱住大树喊妈呀，妈呀，神经错乱了。我们大部份人还是冲出了炮火封锁区，但找不到前面的一、三连的去向。我看到前面一个山头上有敌人，看得非常清楚，动员连长攻击。连长不同意。他说："上级没叫我们打这里，也搞不清这是哪，上头多少人。"我和他争："现在还顾得了这些？只要有敌人的地方就是目标。"他说："打好了上级或许不追究，打坏了，脱不了责任。"我说："我负责！"他说："等一等"，再不吭气。我们就等在那，还是时刻遭炮击，时刻有伤亡。战士们这一时聪明多了，都就地挖了防炮洞。可惜，一次可贵的战机，一次使我们连可能脱离危险区域的唯一路就这么着等掉了！
我卧在地面，一发炮弹打来，听到"噗"地一声，如泼水。接着浑身一震，我知道糟了，想回头看看，但头转不过来，我想挪动双腿，也动不了，我意识到双腿没有了。很快，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疼，好象一支手伸进我的胸腔内在抓挠，我将十指插进地里，让自己不喊叫，指甲都抠没了。我身上的装具全掀烂了，背包、水壶、还有一部照相机--我带了十几个胶卷，原想凯旋后开个战地影展的。一个战士扶起我，给我包扎。我才看清，我的腿还在，只是成了烂肉。与我同时负伤的还有步谈机员、通讯员、文书。新战士杨中武满脸血，对我哭喊："指导员，指导员。"他不哭自己，哭我。我又听到连长微弱的声音：给我包扎一下......伤太多，战士们也不知给我包扎哪儿好。我准备了药片杜冷丁，吃了，我叫战士把连长抬下去，自己包扎了一条腿。炮弹还在周围炸。这时大家只有拼杀的愿望，生死已置之于度外了。都在喊："指导员，咋打？你说一句话！"我想调整一下部署，又一炮打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我已在四班副背上，我问："你干什么？"他说："我背你下去。""这是哪？"他说："不知道。"我一会清醒一会昏迷。到了营救护所，我才知道，我们营大部份都没有到位，全营伤亡很大。我忍不住大声哭喊："完了，完了！"教导员说："你现在什么也别管，快下去吧！"接着，我开始呕吐，这是休克前的征兆。从营救护所再往下抬的途中，我被颠醒了，看到我连副指导员汪斌，我很吃惊："你怎么到了这儿？"他说他来找军工连上去抬伤员，还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叫他好好组织部队，他满口答应，还给团里写了个条，大意是连队伤亡很大，连长指导员都负重伤，他们表现很好等等。就是这个汪斌，后来被敌人俘去，并且在广播上发表讲话，说了一些迎合敌人政治需要的话，成为我们连营团师军的奇耻大辱。不管我们在这次攻克老山的战斗中有多大战果，多大牺牲都不能消除它的极恶劣影响，至今也抬不起头，翻不了身！我认为，战争中被俘是难免的，我们不是先后也抓了越南成百上千的军人么？各级都有，提供什么情报的都有，不必把这事看得多重。汪斌战前几个月从别的部队调来，他知识面广，能说会道，但作的不如说的好，我的他的印象总的说不坏。我至今认为，他是中途遭遇敌人被俘，不会是有意投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