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在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到一件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在这件珍贵的青铜器上，发现有一个洒扫人的象形铭文--"子洒扫"(见题图)。这个铭文刻划了一个清扫人的形象，手里拿着扫帚，一面清扫，一面洒水，生动地描绘了清扫时的情状。从这个距今二、三千年前的铭文来看，不难想见我国人民很早就进行清洁大扫除活动了。
古代的清洁大扫除
我国人民从事清洁大扫除活动，在殷商甲骨文中，已有记载，例如甲骨文中有这样一条卜辞：“庚辰卜，大贞，来丁亥寇帚。”这条卜辞的意思是，在庚辰那天进行占卜，要求人们在丁亥日进行一次清扫活动。解放前民间流传的黄历中，也经常记载某某吉日：宜沐浴、宜洒扫。固然，这些活动带有迷信色彩，但是反映古代人民已把清扫活动作为日常的生活制度了。考古工作者又发掘到许多汉代的“箕帚俑”(约公元前206-220年的遗物)，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有的手提水桶；有的手拿着簸箕，一手拿着扫帚，形象十分生动。墓葬中的陶俑，是封建统治阶级死后的随葬品，但是，通过这些实物，可以了解古代人民的生活习俗及生产劳动情况。
又据的《礼记》记载：“凡内外，鸡初鸣，咸盥洒扫室堂及庭。”这就是说，每天清晨起来，不论男女都要进行清洗，同时还需进行室内外的清扫活动《周礼》中还规定：“凡国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音涓，即清洁之意)”。根据这一资料，了解到古代人民每当国国家有重大节日或祭相活动时，各地(州里)人民都要进行清洁大扫除。这些优良习俗至今仍为我国人民所遵循。旧时我国民间每逢年岁，民间都要进行室内外大扫除，称之为“扫尘”、“潭尘”。据《帝京岁时纪胜》记载：“除夕，炉内焚松相叶、南苍术、吉祥丹。”可见在除夕期间，也即是说，在此期间，家家竞升炭盆、焚阡张、燃蜡烛、烧香药，散灯花、燎草等等活动，当时称之为“燎百病”。固然，旧时的烧燎活动带有迷信成分，但是烧燎烟熏仍能起到一定的除害防疫积极作用。
古代的城市卫生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城市卫生设施方面，也曾为世界树立了先进的范例。
大约在六、七千年前，我国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人民开始过定居生活，建立了氏族村落。西安半坡村遗址即是新石器时代典型的氏族村落。据考古发掘，发现当时人民居住的房屋，为了防潮，在屋内地面及四壁都抹上一层草泥土，并且用火烧干，成为红色硬面。较后期的住房内，地面上还铺上木板。这些设施，对改善先民们的居住条件，减少疾病发生，无不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半坡村还发现有饲养畜类的栏圈遗迹。在甲骨文里，看到有象形样字，据考证，有的为“牢”，即牛栏，有的为“圂”，即猪圈，表明当时已实行人畜分居了。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从打落群居逐渐发展为早期城市，于是，古代人民开始注意到城市中的环境卫生问题了。
在河南安阳发掘的商代遗址上，发现当时奴隶们已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宫殿和规模宏大的城廓。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奴隶主和平民住屋附近，已有地下排水管道，说明商代人民已注意到排除积水、污水。
秦汉时代，我国已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都城规模比前代更加宏伟，考古发掘中出土有各种下水道，有圆形的、有方底尖顶形(见图)的等等。在西安三桥镇秦代阿房宫遗址上发掘到的陶质下水管道，呈五角形，管长68厘米，通高46厘米，宽43厘米，管壁厚7厘米。这种造型结构，比之于方形的更能承受路面的重力。据计算，上面呈菱形的水管与同样大小的
我国古代有关下水道的名称有好几种，诸如沟、窦、续、石渠、埔墁等。所用的材料和方法也有多种，有用陶管铺设，有用石块修造，或用砖块砌成。据《考工记》记载：“窦，其崇三尺”，表明当时的下水道已有3尺高度。据《左传》"成公六年"(公元前585年)记载：“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注：“恶，垢秽”。可见当时人民已发现积存污水今致人疾病，要排除污水以保障人体健康。后来的记载更为明朗，如宋代《养生类纂》引《鲁般宅经》说：“厅前天井停水不出主病患”；同书又引《琐碎录》说：“沟渠通浚，屋字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根据这些记载，说明古人对污水处理，基本上是从卫生学角度来考虑的。
隋唐时代，我国封建文化高度繁荣，当时的城市建设和卫生设施，较前代更加进步。唐代的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的都城，整个城市的设计布局，合理整齐，皇宫、百官的衙署、住宅、市场都分区设立。当时，把外廓城规整地划分为108个坊(居民区)，王室所占的宫城和国家机构所在的皇城，位于北部正中，整个长安城不但街道宽敞，两旁还栽种整齐的树木，街道两侧普遍建有排水沟。从发掘到的朱雀街的排水沟来看，沟宽3.3米，深达2．3米。考古工作者又在东西两市的巷道下面，发现有砖砌的排水暗沟，这些暗沟最后都通向大街两侧的明沟。唐代长安的城市规划及卫生设施，在世界古文明史上无疑是领先的。
明、清都城北京的设计，即是参照唐代长安的城市规划。据清昭涟《哨亭杂录》记载，明宫廷内下水道工程更为壮大，或用生铜铸成，或用巨石砌成，管径粗达数尺。这在当时世界范围来说，也属少有的卫生工程。解放后在北京调查古代的下水道，发现五、六百年前明代建筑的下水道，大都是用砖石砌成。据工程技术人员估计，这些下水道即使再使用几十年，也是没有问题的。
洒水车是现代城市的一项卫生设施，它在防暑降温，减少尘土飞扬，维护城市的环境卫生上，具有一定的作用。我国早在公元2世纪，已经创制使用这项先进的装置了。
我国古代大多建都北方，北方城市向受风沙侵袭，采取那些措施来维护城市中的环境卫生，这是古代人民所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据《后汉书·张让传》记载，汉灵帝中平3年(公元186年)，灵帝曾命令当时的掖庭令毕岚，设计制造一种洒水车，称之为“翻车渴乌”。据《后汉书》记载，毕岚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据李贤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可见这种洒水车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贮盛河水的库水车(翻车)；另一部分是汲取河水的抽水机(渴乌)，抽水机是一种“以气引水上”的类似唧筒式的吸水装置，这项先进的发明--洒水车制成后，在长安桥西汲足了水，洒扫于长安之南北大道，以减轻人民洒扫之劳。
洒水车非汉代仅有，据《魏略》记载，三国时马钧所作的“翻车”“其巧百倍于常”，可惜后来也失传了。宋周恽在《清波杂志》记载：“旧见说汴都细车，前列数人持水罐子，旋洒路过车，以免埃蹬蓬勃。”由此可见，历代人民时有创制洒水车来改善城市卫生。
据《后汉书》记载，毕岚在当时又设计了一座喷水池，称之为“天禄虾蟆”，安装在平门外面以美化城市。
城市中粪便、垃圾的处理，是现代城市卫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古代人民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先进的范例。
古代把厕所称为“图”，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厕，清也”。顾名思义，已把厕所定义为“清”的对象。据《周礼·天宫冢宰》记载：“宫人为其井医，除其不踢(洁)，去其恶臭。”郑司农解释：喂，路厕也。可见当时宫内已经建立路厕。汉代以后，我国都市普遍设立公共厕所，当时称之为“都厕”。从出土的汉代厕所明器来看，设计已相当合理，几乎与现代公共厕所相差无几。有了公共厕所，对改善城市卫生，方便群众生队提供农业肥料，防止传染病的传播，都有利。
无数的史实证明，我国人民自古以来是一个爱清洁、讲卫生的民族。但是，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造成了人民生活的贫困，瘟疫流行。近百年来，又有帝国主义的侵略，致使中国的卫生条件处于落后的状态。解放后，我国的卫生条件已有显著的改善。现在，随着科学文化的普及，人民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爱清洁，讲卫生，必将成为我国人民的日常风尚。伟大的中国，也必定要成为人寿年丰的社会主义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