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五十周年而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执笔：赵 辉
一
这个题目，首先涉及考古学科的性质定位或价值取向问题。从世界范围看，对考古学有两种有关联的，却不同的观点。在美洲，考古学被作为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放在人类学的框架中发展，为人类学的目的服务。而绝大多数的中国考古学家把考古学看作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考古学本身就是历史学，她的任务是重构中国历史。
把考古学视作历史学，不惟中国学术界，旧大陆学术界一般如是。因此，这种立场，当有深刻的原因。这大概是因为除了玛雅文明之外，旧大陆是其他几个主要文明的所在地。就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看，玛雅文明远没有西亚、埃及、印度、中国和爱琴海文明的作用大。由此看来，把考古学定位在历史研究，不仅仅因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对自己过去的好奇心所致，实乃有更深刻的学术理由。
具体到中国的情形，一般认为是上个世纪20年代安特生的工作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事实上，自19世纪末，一些外国科学考察团、探险队就已经在中国境内活动了。其中也不乏考古学家的活动。然而何以直到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的工作才引起中国学人的响应，并由此开始了中国考古学的历程呢?这个原因，同样不局限在考古学的内部。
当安特生在中国从事考古活动的期间，中国史学界正在重新检讨历史。文献史学家们猛然发现，他们有能力摧枯拉朽般地摧毁旧的历史体系，但要建立新体系却远非易事。对此，王国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向学术界展示了地下文物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而安特生则通过仰韶文化的发现和对中华远古文化的研究，进一步展现了通过考古学构建史前史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考古学这门外来的学问获得了中国学术界的接纳。从此，重构中国史的任务，经过几-古学家薪火承传，直到今天。
美籍中国学者张光直曾经推测，如果中国学者第一次大规模、成系统的田野考古发掘不是在文献史学上深受注目的殷墟，而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史前遗址，也许中国考古
学对自己的定位及发展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促成殷墟的发
掘，固然有一系列偶然原因，但在中国的学术传统和当时的学术气氛下，你不能设想中国
学者会对其他遗址表现出更大兴趣。
二
和文献史学一样，考古学重构历史，必须从资料的年代问题入手。但和文献史学不同的是，考古学重构历史凭借的是实物遗存。这些实物资料的最大特点是非文字性的，因而缺少有明确标记的年代线索。即便在历史时期的考古资料中，有文字纪年者也是少数。为了利用这些没有文字的实物资料搭建起一个历史的时空框架，考古学家不得不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创建一套办法、一套概念工具和表述语汇。这套语汇如此晦涩拗口，以致当考古学家们津津乐道地运用它来互相交流思想时，旁听者则如坠五里雾中。这恐怕是导致考古学和其他学科长期隔膜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为了搭建这个框架，考古学家还必须通过田野考古工作积累起足够的资料，此亦非朝夕之功可举。国外考古学为此花费了百余年时间，中国考古学的这项工作至今也不能说全都完成了。当整个学科埋头于这种基础资料的积累和整理时，自然也难在其他层次上展开与譬如文献史学等其他学科的交流。但这是一个必须经过的过程。
历史时期的年代框架主要是通过墓葬材料搭建起来的。以若干有明确纪年的墓葬材料为标杆，再根据墓室形制及随葬品的特点，将其他没有纪年的墓葬单位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年代序列。进而把这个系列和诸如金银器、玻璃器、瓷器、钱币、铜镜、石窟寺造像、壁画等其他类别的考古资料的分期编年互相参证，从而获得涵盖内容更广泛的年代体系。
比较而言，建构史前史的体系，困难要大。考古学家必须依靠遗址中不同层位出土遗物的形制变化情况，对遗址进行分期，再把许多遗址的分期串联在一起，构成一个地区的比较长时段的年代序列，最后将许多地区的情况排比成一张尽可能完整的总表。以新石器时-古为例，自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不久，学术界开始了有关仰韶文化分期的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这项研究扩大到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各地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的普遍发现，整个新石器时代的历史框架才终于有了比较完整的轮廓。又以三-古为例，邹衡先生以郑州出土资料为主，系统研究了商前期的文化分期，再与商后期殷墟遗址的文化分期连接起来，建立起整个商文化的分期体系。这个分期成为学界认识三-古资料的主干。此后，向上衔接起夏纪年范围内的二里头文化分期、向下续接上两周文化的分期；并逐渐将周围地区的文化纳入相应的位置，遂构筑起整个青铜时代的分期体系。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引进了以放射性碳十四测年法为首的一系列绝对年代测年技术，为上述年表标注出绝对年代。这项技术对于缺少纪年资料的史前考古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它为考古学家在对一些重要现象进行基本估计时，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时间深度。例如中国早期农业的出现时间究竟是在12000年前还是8000年前，显然其历史意义是全然不同的。其次，它所给出的绝对年代数据使人们对各地文化的时间跨度、演变速率等根本性问题有了全新认识，并在中国新石器文化是从黄河流域起源和向四周扩散的，还是多起源的这样一些问题上，给人以历史观性的启发。最后，它还使得一些没有直接关联的文化之间的比较成为可能，例如长期争讼不一的中国彩陶文化的来源问题，自从有了绝对年代测年数据之后，就再无不同意见了。
大约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就整体而言，考古学搭建历史框架的工作终于有了阶段性成果。但这项工作并没有完成。近年来，这个方面的一个新动向是动员多学科力量，综合研究更精细的年代问题。北京大学参与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即其代表。这项工程旨在为共和元年以前、商后期武丁以下诸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为武丁以前的商前期和夏代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这项工程的完成，使一直困扰历代史家的这段历史的年代问题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而通过这项研究，考古学在自己最基础的研究领域开始与包括文献史学在内的相关学科展开全面对话，试图摆脱“纯考古学研究”的努力，则也是有其学术史上重要之意义的。
三
由于考古学是依靠物质资料的罗列建立历史框架体系的，因此，她所提供的历史分期编年，就不只是一张年表，而有些类似编年史，排列着大量以物质资料形式存在着的历史内容。也因为如此，考古学家在架构这个年代体系的同时，就不断受到其中形形色色现象的启发，从而形成一些历史的认识，甚至是至关史观根本的重要认识。自然，在有关史前历史的认识方面，这种心得尤多。如：
1．中国境内早期旧石器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以及南方地区以砾石石器为主、北方地区以石片石器为主的稳定的文化二元结构，反映了早期人类在和旧大陆西侧不同的东亚地区自然环境中，相对独立发展演化的历史。如果把现代人类的起源既看作是体质进化或突变，同时也是文化的演进结果，则东亚旧石器文化的连续性和独特性是对时下流行的现代人非洲起源论十分有力的反证。
2．关于中华民族及文化的起源，自17世纪以来，国外陆续出现过埃及起源说、巴比伦起源说、印度起源说、中亚起源说、印度支那起源说等等，不一而足。其中一些说法甚至深深影响了像章太炎那样大师级的人物。固然这些观点的提出是当时人们的知识局限所致，但成为长期存在于史家心理上的阴影，以致怀疑中国有无石器时代。即便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初期，也不时出现各种版本的仰韶文化外来说。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前仰韶文化的考古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框架体系的建立以及仰韶文化形成脉络日渐清晰，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本土起源说终成不争之定论。
3．石器时-古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是针对传统的黄河流域中心说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多元论或多源论认识。当研究者们逐个地区地排比其考古学文化年代的同时，发现一个地区的早晚文化之间往往有某种程度的承袭演进关系，而不同于另外地区，考古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文化的谱系。如前面所述，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境内的南北方就一直保持着一种稳定的“二元结构”，并在向新石器文化的转变中，分别采取了不尽相同的过渡方式。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更小的区域性特点显露端倪。我们以为，这是古代民族这种共同体开始形成的重要时期。而由此奠定的文化格局，贯穿了此后很长的历史过程。考古学家又发现，各地文化不仅谱系不同，其物质面貌反映出来的文化成就也高低变化、此起彼伏，意味着它们背后社会的演进方式的区别。这些现象促成了学界有关文化的多元论或多中心论看法。仔细揣摩这些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考古学家们进而注意到两点。其一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黄河和长江两条大河的中下游地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内部各地文化的发展程度普遍高于外围地区，且它们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也显然密切。针对这种现象，严文明先生提出，中国文化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重要观点。其二，正是在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互动中，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向心趋势，而这个趋势从此便长期地保持和作用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之中了。
4．继王国维根据地下出土的甲骨文把传说中的商代升格为信史之后，三-古的一项重大贡献是对夏代的探讨。根据文献索引，考古学家1959年在传说为夏墟所在的豫西地区调查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以后的考古发掘证明，这是一处有大型宫殿、墓葬、青铜礼器的都城级遗址，其文化面貌不同于商文化，年代早于后者。对于二里头文化的一些细节，中国考古学家之间或有意见分歧，但在至少这个文化的一部分是夏文化这一点上，诸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从而把夏代看作“准”信史，已经在中国学者中取得广泛的心理认同。
5．三-古的另一项重大收获是业已从考古学角度明确分辨出夏商周分别是三种有联系、却不相同的考古文化，各有自己的发祥地，彼此都有一定的并立共存期。三者的关系，并非“父子”，却似“兄弟”。按照苏秉琦先生的说法，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育中存在一种“大一统观”，将夏、商、周、秦、汉视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这种观念虽然不断遭到质疑，然最终使之化为陈腐者，全赖考古学的证据。
有夏以来，‘中原文化的地位益发彰著。殷承周继，中原文化的疆域不断扩大，这在考古学上是看得十分清楚的。但中原之外，史籍历来落墨甚少，语焉不详。致使学界不惟对这些地区研究困难，更难以通过和中原文化比较的角度达成对整个先秦历史的贴切认识。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相继在周边地区发现了一系列青铜文化，并陆续建立起各自的演变谱系。近十几年来，考古学又进一步发现了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大洋洲、湖南宁乡等高度发达的青铜遗存，以及遍布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的夏商时期的山城群址。这在一方面表明当时存在着若干与中原文化并立的地方文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的多元演进趋势依然。如果把眼光移向历史时期，战国七雄的格局，汉初郡国并举、分封九王，乃至一直到现代的南北方文化差异，也都可以视作这个趋势的继续。而仔细比较发现，这些地处外围的文化中有大量中原文化的影响，反之，中原也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因素。兹表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不仅始终保持着，一体化的范围和程度也稳步地扩大和加深。由此似可为中国历史上统治民族可以更替，但长期的多民族的统一大势不变；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以统一为目的者多，以分裂为目的者少，即便是割据对峙，也是为了日后的统一；中国人对佛教等外来文化的包容态度和外来文化往往于自觉或不自觉之间被同化改造等历史现象提供更深层次的诠释。
四
当构筑历史框架的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并据此而形成若干有关历史的宏观趋势性认识之时，考古学也就在复原和重建历史方面表现出更大的信心。1991年，苏秉琦先生连续著文，倡议重建中国史前史，其要髓是号召中国考古学研究重点从搭建历史框架的研究转向这个框架里面的历史内容上来。这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在历史重建中，从此进入到一个新境界。
固然，以历史研究为己任的中国考古学始终就有对这个框架内各种问题的追求，早就尽可能朝这个方向进行着努力。在这个方面，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由于有文献材料的索引，容易进入状态，并做出过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今后的历史时期考古，也将继续为丰富历史各领域的知识而努力。如通过墓葬研究历代丧葬制度，并借此探讨社会等级制度、-制度以及窥测社会生活乃至社会心理的变化情况；通过对石窟寺遗址的考古研究，探讨宗教史、思想史、艺术史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历代都城的考古发现，研究建筑技术、宫寝制度、城市发展、社会-生活的历史；通过手工业遗址的考古，探讨社会经济史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通过丝绸之路、北方草原、中国东南沿海及水下考古，探讨中外经济贸易及其文化思想交流的历史，等等。即便是史前考古，也关注过诸如不同阶段的社会形态等问题。但是，只有当历史的框架建设起来之后，考古学才有了对如何重建中国历史的问题进行整体思考的基础。
不用说，这个基础对于缺少文献索引的史前考古之于史前史的重建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上，自90年代以来，中国史前考古学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即形成了若干涵盖较长时段、涉及多个领域的、具有宏观系统的重大历史课题。目前，这些课题也越来越吸引着考古学家把注意力从文化史的基础性研究上转移出来，从而起到了带动考古学走进新阶段的作用。这些课题有：
1．中国境内早期人类起源与文化起源的探索，中国境内现代人类起源与文化演变的研究。鉴于人类起源是目前整个世界范围旧石器时-古所关心的最重大课题，而东亚特别是中国的考古发现已经成为有关人类起源不同假说争论的焦点，因此，中国考古学界应当对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2．农业起源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以致有人将其称作农业革命，和以后的城市革命、产业革命并举。中国是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独立起源地。对它的研究，自然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有关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展，澄清了印度阿撒姆——中国云南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等一些不切实际的推测，并综合环境变迁、野生稻资源和人类文化演进的互动关系，就稻作农业起源的机制，提出了“边缘理论”，是中国学界在农业起源问题研究上的重大贡献。但是有关稻作农业起源过程中的许多细节还有待新资料进行澄清，北方粟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是迟滞了许多，皆需要更多的投入。
3．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社会向复杂化发展，最终形成了国家。自80年代以来，随着在红山、良渚、石家河等一批公元前3000年以降的新石器文化中发现了一系列城址、高等级墓葬以及玉器、象牙器等大量精美随葬品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立刻显得迫切起来了。而如前述，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趋势正是在这个时期所奠定或被强化下来的。对于整个中国历史而言，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重要性自不待言。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已经在几个方面取得相当的进展：内蒙古长城地带、四川成都平原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新发现，扩大了研究该问题的空间范围；湖南澧县城头山、河南郑州西山等早期城址的发现以及对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社会发展水平的重新认识，有可能把若干文明因素的起源更向前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各地文化多元演进观点的引领下，以及随着对各地文化之社会内涵及其差异的研究日益深入，促成了文明起源研究从文明要素的界定到文明化的一般过程的比较，再进而在针对某一地方文化的历史过程进行个案探讨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和综合的研究动态。沿着这个方向，将有助于更好地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特点以及在世界文明上的地位等根本性问题。
4．夏商周三-古已经在各族源及其关系，年代框架的建设，以都城为重点的中心聚落的揭露和研究，结合文献材料考察三代礼乐制度、营国制度、埋葬制度以及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积累了大量专题性或个案式的研究成果。但一度缺少如何将它们综合成一个体系的角度。继中国文明形成之后的早期发展，或早期中国的问题，则充当了统领新时期三-古核心课题的角色。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三代的社会经济、重要资源的控制与分配、社会结构和等级、阶级关系、社会制度、国家组织形式等诸多领域以及它们在三代更替中的损益变化情况，同时还要根据已有考古发现基础上达成的多元演进的基本认识，深入探讨在各地方文明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中的一体化发展，直至最终建立秦汉帝国的历史进程。事实上，三代早期国家和此前基于农业经济的文明起源本身就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从这个角度，张光直先生主张应当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建设一个新的先秦史体系。
上述新的研究课题，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皆远远超过了物质文化史研究阶段，旧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也就不再满足需要，从而在考古界内部引发了对新技术方法的热切追求。90年代以来，传统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正在被改造、充实和提高，以满足新课题的需要。诸如聚落考古等一些过去开展得不很普及的研究方法，由于在探讨由人们各种行为组成的社会活动景观方面有特别的功效，正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和采纳。环境考古、动物考古、实验考古、航空考古、水下考古、民族考古等诸多在国外首先开发出来的新的研究方法正在被引进中国考古学中。考古学家还越来越主动地向天文、地质、地理、生物、化学、物理、数学、计算机辅助分析、遥感、全球定位和地理信息系统等自然科学或应用技术领域寻求考古资料分析技术的支持，并正努力将这些技术组合起来，以形成解决某些特定课题目的的有效方法。为了尽可能全面把握历史，考古学还加强了与文献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联系，以便获得更多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启发。总之，考古学在其研究体系的各个层面，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繁荣建设。与此同时，考古学变得越发地开放，越发地谦虚，越发地虚怀若谷起来，成为当前的一个显著特色。
五
以上种种，都表明中国考古学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初期，一个繁荣时代的开始。对中国考古学的未来，我们固然有理由乐观。然而，我们必须对考古学重构历史的作用有比较准确的认识，以便在展望她的前途时，不至于盲目。
大而言之，考古学之于历史研究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凭借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现，大幅度增加了历史资料。细论之，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包括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敦煌文书、历代碑刻、墓志、陶文、封泥等等。它们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自不待言，但尚非考古学贡献的主要方面。另一种是考古发现的小到一件器物、大到一座城址的各种实物资料。这才是考古学的最大贡献。凭借这些资料；历史变成丁可以直接面对的、可以直观观察的、可以触摸的、可以对话的对象，而不再是记录在纸上的记忆。这种实物资料一经形成，或许会遭到后世的损坏，但其历史寓意不会被歪曲。这种资料可以通过各种角度和运用各种已有的或有待将来发明的分析技术，不断从中榨取新的历史信息，从而不断丰富历史的内容。从时间上看，自从有了人，就有了人类的物质遗留，因此，考古学一下子把历史研究延长到整个人类的历史。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把考古学的这一作用比喻成一架望远镜，使人们可以看到人类的起点。从广度上看，考古资料反映的历史范畴与文献记录的历史有很大不同，甚至大幅度超过了后者。从深度上看，考古资料又常常能具体而微地反映一个完整的景观。对此，柴尔德则比喻为一架显微镜。陈寅恪先生认为，史学的进步依赖新史料的发现。用此来评价考古学，是再恰当不过了。
其次，经过数十年发展，考古学已经形成了若干擅长的研究领域。这既是考古学资料的特点导致的优势，也恰好是考古学局限性所在。概括地说，考古学资料用来研究社会的经济层面十分有效；如人们的取食方式、生计内容、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程度、建筑技术的进步以及一些物品的远地交流或贸易等等。考古资料在用来研究如居住形式、风俗习惯、埋葬习俗等社会生活情况和营国制度、礼乐制度、等级制度等社会制度以及对社会分层化、阶级关系等社会-状况的研究，亦比较有效。而这些方面，往往是以-史、战争史为主要内容的文献资料所忽视的。但考古学在进行精神领域的研究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尽管一些现-古流派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但也往往限于社会大众的一般心智、心理、审美情趣等，除非极特殊的场合，很难了解某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心理。至于文学、语言等，就一筹莫展了，非依靠文献不可。又由于绝大多数考古资料是过去社会最为常见的物品，而非特殊物品，于是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便被淹没在大量的一般性现象之中了。例如考古学家可以通过大量的材料推断出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社会的首领对大众实施着强有力的控制，却很难知道他是否为了谋取首领职位而发动过流血政变。最后，因为考古资料占有最大的时间深度和空间广度，使得考古学家可以据此作出历史某一方面的宏观趋势性的判断，例如三代用鼎制度的变化、丧葬制度的变化等等，前述有关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化演进、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等认识则是更宏观地观察历史的好例。
由于考古学的这些特长同时也是局限，决定了在历史研究中，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基本关系是互补关系。为此，张光直先生于近年提出将考古学和历史学进行整合，建设新史学的倡议。我们看到，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隔膜主要是早期研究中的技术原因所造成的。随着考古学基本完成了物质文化史架构的重建，进入历史研究的新阶段，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越来越开放，研究课题(至少在相当的方面)和文献史学越来越趋同，她所用来表述的工具语汇和发布成果的语汇越来越通俗化、大众化，她和文献史学就越来越乐于接受对方。因此，未来考古学将在与文献史学不断加深的整合中得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