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乌兰木伦旧石器遗址的发现经过
2010年5月，随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深入宣传，鄂尔多斯市一位名叫古日扎布的爱好古生物化石的中学教师，在伊金霍洛旗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河边一个自然泉眼附近，发现了十几件石块，古日扎布把这些石块送到鄂尔多斯市文化局文物普查办公室，经鄂尔多斯博物馆专家鉴定，确认这些石块就是古生物化石。其后，经过现场调查，发现在乌兰木伦河边存在着一处以前鲜为人知的旧石器时代[注: 石器时代指人们以石头作为工具使用的时代，这时因为科技不发达，人们只可以石头制造简单的工具。而随着时代的推进，人们对石器的研制也在不断改进。]遗址。乌兰木伦遗址开始进入考古专家们的视野，古日扎布老师也受到了鄂尔多斯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的表彰。
2010年6~9月，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鄂尔多斯青铜器[注: 青铜器是指以青铜为基本原料加工而制成的器皿、用器等。青铜，古称金或吉金，是红铜与其它化学元素（锡、镍、铅、磷等）的合金，其铜锈呈青绿色，因而得名。]博物馆组成联合调查队，在乌兰木伦遗址范围内和流域地区，进行详细的考古调查。调查成果表明：在乌兰木伦遗址的地层中，存在着多层古代湖泊的沉积；这里埋藏有丰富的古人类打制的石制品、古人类猎获的哺乳类动物化石。同时，在遗址中还发现有古人类使用火的遗迹现象。
2011年4~9月，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展了对乌兰木伦旧石器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获得了一批十分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二、乌兰木伦旧石器遗址考古的主要收获
1. 关于乌兰木伦遗址的古环境。经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袁宝印对乌兰木伦遗址的地质、地貌综合考察后，初步确定：今乌兰木伦河流域在古代曾为一处湖泊，周边为广阔的绿洲，绿洲上植物丰茂、动物成群。在乌兰木伦古湖周围，有多条河流流经绿洲注入乌兰木伦古湖，遗址所在地便是其中一条河流入湖处的三角洲地带。
2. 关于乌兰木伦遗址的年代。经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张家富博士[注: 博士是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如某科系哲学博士（PhD），理学博士（DSc/ScD），文学博士（DLitt），教育博士（EdD）。]等研究，认为乌兰木伦遗址的年代距今约4—7万年，为第四纪晚更新世，其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从测年结果来看：乌兰木伦遗址的地层处于晚更新世中期。
3. 关于乌兰木伦遗址石器的特点。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乌兰木伦遗址考古发掘领队侯亚梅女士，从遗址出土的4200余件人工打制的石器遗物研究分析后认为：乌兰木伦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类别包括石核、石片、工具三大类。工具有锯齿刃器、凹缺器、各类边刮削器和适于装柄的各类尖状器、鸟喙状器、石锥、石钻、石刀、使用石片、盘状器、雕刻器、原型石镞等类型。乌兰木伦遗址的石制品总体上属于小型石片工业组合，在技术和类型上同欧洲的莫斯特文化有相似之处， 这说明乌兰木伦遗址预示着在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之间曾经存在着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石器类型的丰富，直接反映出当时古人丰富的生产生活情况。此外，遗址地层的第2和第6层中，发现多组石制品拼合组合，证明该遗址曾是古人制作工具的场所，在发掘中筛洗出的大量石制品制作过程中产生的碎片也佐证了这一论断。
4. 关于乌兰木伦遗址古生物化石的特点。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董为从遗址出土的3400余件古动物化石研究分析后初步确定：在乌兰木伦动物群中，以披毛犀的数量最多，其次是马、河套大角鹿、双峰驼、牛、仓鼠和兔。从动物群的组成来看，乌兰木伦动物群属于“披毛犀－猛犸象动物群”，带有明显的草原特点。其生活时代处在晚冰期中相对较暖的时段，水草丰美，非常适宜人类居住[注: 北史·杨椿传》：“吾今日不为贫贱，然居住舍宅，不作壮丽华饰者，正虑汝等后世不贤，不能保守之，将为势家所夺。”《说唐》第一回：“觅了所房子，与 莫氏 一同居住。]和生存。此外， 在乌兰木伦遗址各文化层中出土的大量有所残缺的骨化石上面观察到很多由于工具的打击作用留下的切割、砍和剥片以至于修理的痕迹，骨片和制作成型的骨器数量也相当多，反映出了乌兰木伦遗址古人类在气候环境变化下，所采取的与狩猎活动密切相关的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情况。
另外，联合考古队还对乌兰木伦河下游地区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采集到古生物化石60余件，可辨认的有披毛犀牙齿、牛角、鸟类化石、螺壳等。本次调查表明在乌兰木伦河下游也分布着旧石器遗址，在地层中也有石制品、动物牙齿化石、烧骨和炭屑等遗物发现。
三、乌兰木伦旧石器遗址的性质和意义
在乌兰木伦遗址出土遗物的数量与内涵之丰富，再加上多学科专家的共同研究与大量先进的考古研究设备的使用，使乌兰木伦遗址各种遗迹、遗物的信息记录更为完善。特别是在内蒙古包容性极强的草原文化背景下，开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拓宽与深入，更加凸显了乌兰木伦遗址的稀有潜力和独特的研究价值。
各界专家共同认为：
1.乌兰木伦遗址的时代正好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阶段，很多类型呈现出原始质朴又相对发展的面貌。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分期及其与古人类的具体对应关系尚不十分清楚，整个分期体系仍有待完善，乌兰木伦遗址旧石器的丰富遗存和研究将有助于推动对这个重要学术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2.乌兰木伦遗址正好填补了贾兰坡先生提出的华北旧石器两大文化体系中“周口店[注: 震惊中外的发现“北京人”的发现，为人类起源提供了大量的、富有说服力的证据。大量事实表明，“北京人”生活在距今50万年前到20万年前之间，]北京人[注: 京人又称北京猿人、中国猿人，正式名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现在在科学上常称之为“中国直立人”或“北京直立人”，拉丁文学名为Homo erectus pekinensis。]遗址——山西峙峪系”体系中的很大空白。乌兰木伦遗址以发达的锯齿刃工具与凹缺器为代表，以较多类似于欧洲旧石器中期文化特点的面貌，与乌兰木伦河流域调查中发现的更多具有莫斯特工业特点的器物类型一起为探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野。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先生指出：乌兰木伦遗址古人类的行为方式，是东亚晚更新世人类适应当时环境转变而做出相应调整的一个突出事例。乌兰木伦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不但对于研究内蒙古远古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也对研究鄂尔多斯高原的古地质学、古环境学、古人类学、古生物学等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根据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乌兰木伦遗址已经在文物保护、考古调查发掘的基础上，开展筹建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的规划运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乌兰木伦遗址将成为中国史前时代历史文化的新地标，这里将建成我国旧石器文化的发掘、科研、展示、教育、学术交流的大遗址博物馆。
（《中国文物报》2011年10月28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