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史的人物研究中，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一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学界已有大量的相关论著，较为详细具体地探讨了秋瑾的生平及其革命事迹，这与秋瑾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的影响与地位是相称的。秋瑾以一介女流而为革命事业献身，曾经具有广泛轰动性的舆论效应。近年有人主要以所谓“最具商业化特征而最少*派别色彩的大报”《申报》的报道为基本资料，对于秋瑾之死的舆论影响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着重探讨了当时舆论的反应、处理秋瑾案的相关人物的结局、安葬秋瑾的善后事宜以及关于秋瑾的文艺形象塑造等问题。（注：夏晓虹：《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晚清社会与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248页。）这对深化秋瑾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以往不少相关研究所使用的资料多为有利于革命方面的一面之辞。这就情感与*立场而言似亦无可厚非，但就理性的学术研究来说则难免有偏颇之嫌。本文试图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不但充分注意反映江浙民间社会舆论的上海主要媒体《时报》、《申报》等报刊言论，而且尽量顾及清朝官府主要当事人浙江巡抚张曾ｙáｎｇ＠①等人的声音，以求得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
一、秋瑾案激变之肇因
1907年，光复会首领秋瑾、徐锡麟分别在浙江、安徽加紧进行革命活动，密谋联合发动浙、皖起义。7月6日，徐锡麟借安徽巡警学堂学生毕业典礼之机，在安庆率先发难，刺死安徽巡抚恩铭，徐被捕就义。此事震动朝野，尤使官府恐慌不已。徐案事起安徽，随即祸及浙江。徐锡麟籍隶浙江绍兴，清政府严厉清查了他在绍兴的亲属，查抄了他的家产，使绍兴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越郡谣言四起，谓尚有人曾与徐道同学同谋，均须查拿。而学界尤受影响，恐被株连，栗栗自危。”（注：《浙江绍兴府查抄徐锡麟家属株连学界捕戮党人始末记》，女报社编印：《越恨》，转引自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9-460页。）7月13日，因世用重典的传统法律观念。在关于沈家本等人新订《刑事民事诉讼法》的讨论中，张曾ｙáｎｇ＠①是坚定的反对派。他说：“中国礼教功用远在法律之上，是以尊亲之义，载于礼经。汉儒说《论语》，亦谓纲常为在所因，此各省所同，浙不能异者也。浙西枭匪出没，浙东寇盗潜滋。治乱国用重典，犹惧不胜，骤改从轻，何以为治？此他省或可行，而浙独难行者也。”（注：《张曾＠③传》，《清史稿》第41册，第12539-12540页。）因此，张曾ｙáｎｇ＠①在处理秋瑾案时坚持采用“就地正法”措施。
应该说，张曾ｙáｎｇ＠①作为封疆大吏，实行“就地正法”措施并没有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但问题是，秋瑾案发生在清廷预备立宪时代，张曾ｙáｎｇ＠①实行的“就地正法”措施从根本上是与宪政精神相违背的。这正是当时舆论攻击的焦点，也是清政府处境尴尬而难以应对的症结所在。
二、民间舆论攻击之要点及其压力
秋瑾案被舆论攻击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案件的性质问题。秋瑾尚未举事，因而官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秋瑾便是一桩冤案。二是案件的程序问题。官府在没有确实口供或证据的前提下处死秋瑾，不合法制。这两点的关键之处又在于其有悖宪政精神，这是正在标榜预备立宪的清政府难以承受的压力。
首先，关于秋瑾案的性质问题，
浙江官府以秋瑾案为谋乱或通匪案，民间舆论颇不以为然，官府与民间关于秋瑾案性质的分歧，主要是因为双方对秋瑾身份认定的歧异。
一方面，民间舆论为秋瑾树立了一个学界爱国新女性的形象，并对秋瑾的惨死表示深切的同情。秋瑾作为清末革命女性的先驱人物，其行为确有不同寻常之处，且不论其主动与丈夫离异、只身赴东洋留学等惊世骇俗之举，即是日常生活方式，也颇为引人注目。“女士平日乘马驶骤，且作男子洋装，或送以目，或称为奇事也。”（注：《越郡党祸风潮纪实》，1907年8月2日《南方报》。范文澜先生的回忆可为佐证，他说：“我所看到的秋瑾总是男子装束，穿长衫、皮鞋，常常骑着马在街上走。”（《女革命家秋瑾》，周芾棠等辑：《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其时，秋瑾虽然秘密加入了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并在积极联络革命力量，加紧进行革命活动，但是，她的公开身份则主要是以归国留学生资格而出任绍兴明道女学堂、吴兴南浔女学堂、绍兴大通学堂及其附设体育会教员等职，并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杂志，明确标榜“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注：秋瑾：《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表面看来，秋瑾最多不过是一个女权主义运动者，而很难说其与*革命和种族革命相关。因此，秋瑾案发后，一般民间舆论多以之为爱国新女性，因被徐锡麟案株连而惨死，大都深表同情。如《申报》云：“秋瑾女士曾至日本游学，程度颇高。近被人指为徐锡麟党羽，遂被拿获，立予斩决。闻者莫不＠④＠④。”（注：《查封徐锡麟家产学堂之骚扰》，1907年7月18日《申报》。）秋瑾“殊负新学名誉，此次惨被株连，无不同声叹息”（注：《皖抚恩新帅被刺十一志》，1907年7月21日《申报》。）。《南方报》称：“学界中人以秋女士实为女学界不可多得之人，名誉卓著，咸皆惨惜。”（注：《越郡党祸风潮纪实》，1907年8月2日《南方报》。）《时报》相继发表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的来稿《秋女士传》和《纪秋女士遗事》，说明秋瑾是一个如“俄之苏菲亚、法之罗兰夫人”一样的女权革命者。“女士平时持论谓：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作者甚至郑重地表示：“愿以身家性命保秋氏家族，望当道负立宪之责任者，开一面之网饬属保全，勿再罗织，以成莫须有之狱，诬以种种之罪状，使死者魂魄尚为之不安。”（注：吴芝瑛来稿：《秋女士传》、《纪秋女士遗事》，1907年7月21、25日《时报》。）《申报》还刊登了秋瑾身着和服及男子洋装的照片二幅，其一有题称“女界流血者秋瑾”（注：秋瑾和服照及男子洋装照分载1907年7月23、27日《申报》。），并登载秋瑾的一些遗诗、遗文。在发表《秋瑾之演说》时，编者特写文前按语称：“秋瑾女士以徐锡麟案株连，被杀于轩亭市口，论者冤之。然是非黑白，局外之人亦不能赘一辞。惟闻女士自幼通经史，工诗词；及长，痛心国难，每于新报新书中见外侮侵迫，则横涕不可抑，大有‘四十万人齐解甲，并无一个是男儿’之感。”该按语认为秋瑾所主张的革命乃“男女革命”，所谓“汲汲焉提倡女学，以图女子之独立”，其实并不是“种族革命”，而“今乃以种族革命见杀，论者所以冤之也”。（注：《秋瑾之演说》，1907年7月22日《申报》。）可见，在一般舆论看来，秋瑾案显然是一桩由官府有意误办的冤案。
诚然，不能忽视的一点是，秋瑾是一位女性，这一点是她获得舆论同情甚至赞美的一个重要因素。《时报》刊载明夷女史来稿《敬告女界同胞》称：“秋女士平日之宗旨，或主革命，或以他故而波及，俱不能深悉……至于以国民之权利、民族之思想，牺牲其性命而为民流血者，求之吾中国四千年之女界，秋瑾殆为第一人焉。则秋瑾之死，为历史上放光明者，良非浅鲜。欧学东渐以来，国民渐知民族的国民主义，大声疾呼，以救危亡，然皆出于男子，而女界无与也。女界之愚弱，仍如故也。故新学之士动谓我二万万同胞为无用，动谓女子为男子累。今则以巾帼而具须眉之精神，以弱质而办伟大之事业，唤起同胞之顽梦，以为国民之先导者，求之吾中国二万万之女界，秋瑾又为第一人焉。人皆谓秋女士之死，阻我女界之进步，而不知适所以振起二万万人之精神也。则秋瑾之死，为社会之影响者，尤非浅鲜。盖秋瑾之革命虽未见实行，而政府杀之也以革命故，则秋瑾即非革命党，而亦不得不革命，何也？政府加之，人民即不得不公认之。然则秋瑾果系革命与否，不必深辨。而秋瑾终不能辞革命之罪，即亦不能辞革命之名……吾知继秋瑾之后者将闻风接踵而起，崇拜之，欣慕之，女界革命之传播，必速于置邮而传命，今日者特其起点而已，政府诸公果能举二万万之女子而尽杀之斯已耳，否则，民智大开，禁闭乏术，人人可以革命，即人人可以为秋瑾，是不啻杀一秋瑾，而适以生千百秋瑾，一秋瑾易杀，而千百秋瑾难除也……愿我二万万同胞人人心中有秋瑾之铜像，人人脑中有秋瑾之纪念，则秋瑾虽死欲生。”（注：明夷女史：《敬告女界同胞》，1907年8月10日《时报》。）在这里，秋瑾是否属革命党的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秋瑾是当时爱国新女性的代表人物，所谓“以国民之权利、民族之思想，牺牲其性命而为民流血者”，“以巾帼而具须眉之精神，以弱质而办伟大之事业，唤起同胞之顽梦，以为国民之先导者”。秋瑾被政府以革命罪惨杀，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不世出的女界英杰，她的死应当成为新时代女性觉醒的契机。
另一方面，民间舆论在否认秋瑾的革命者身份的同时，严厉痛斥了浙江官府残害秋瑾的暴行。秋瑾是否是革命党的问题，是民间舆论与官府分歧的关键。一般舆论认为，浙江官府之所以认定秋瑾是革命党，其实只是*凶手李益智、贵福、张曾ｙáｎｇ＠①等浙江官吏借以邀功请赏和谋求升官发财的口实。《申报》发表《论绍兴冤狱》说：“中国党祸多矣！官场拘捕似是而非之革命党亦多矣！然未有惨酷悖谬假公报私如近日绍兴冤狱之甚者也。”该文明确地指出：“贵福者，恩中丞之中表也。杀革命党者，升官之捷径也。以杀革命党为言，则任杀百数十无辜之人而人莫敢讼冤，以讼冤者亦可指为革命党也。事苟能泄私忿而遂吾功名富贵之大愿者，又奚恤他人生命为？故吾敢断言之曰：必有李益智之横酷，而后有贵福之罗织；有李、贵之残杀，而后见张中丞之任用群小。嗟乎！官吏者，所以维持人民治安者也。今不特不能维持，而反扰乱之，使祸逮于妇人孺子。充张中丞及李标统、贵太守之心，或者不愿浙江自后有东渡之女学生习体操之学堂，而后引以为快乎？抑以雷厉风行之手段，使浙中父老尽驱其子弟悉数勿入学界，而始高枕无忧，奏肃清学界之伟功乎？”（注：《论绍兴冤狱》，1907年7月23日《申报》。）《时报》发表《时评》称：“我今乃知天下有以弱女子之血，为人希恩固宠、邀名猎誉之资料者……秋瑾之死也，令人百思不得其故。苟稍涉文明法律者，莫不讼其冤。”（注：《时评》，1907年7月19日《时报》。）该报还借西方报纸的言论，痛斥官府处理秋瑾案的野蛮行径。其转载《文汇报》言论云：“视中国政府近来待女子之办法，终不若西国之文明。即办理女教员秋瑾一事，在中政府以为该女子暗通革命党，故必如是办之，然他国断无此等办法。若论世界进步各国，惟在一千八百年以前则或有此野蛮办法。”（注：《西报论中国待女子之办法》，1907年7月21日《时报》。）这对于正在标榜预备立宪的清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击。
其次，关于秋瑾案的程序问题。
据各报披露，秋瑾被害一案并无确实的口供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这是民间舆论敢于大胆攻击官府的要害之处。对此，浙江官府表现得处处被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秋瑾被捕后，绍兴知府贵福会同山阴、会稽两县令会审。“秋瑾始终无口供。山阴县令问：女子何以要讲革命？秋瑾答：是男女平权的革命，非*的革命。又令其将平日作为用笔书写，秋瑾但书一‘秋’字。又诘之，又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记大通学堂秋瑾被杀事》，1907年7月21日《时报》。）舆论以为，秋瑾无辜被杀，显示了浙江官吏的暴戾，尤其是绍兴知府贵福和新军标统李益智，更是罪魁祸首。
贵福平素与秋瑾多有来往，大通学堂的创办即得到他的支持，“开学之日，郡守及山、会两邑令皆莅堂致颂词，郡守贵福并赠瑾对联一联曰：竞争世界，雄冠地球。瑾于是益得畅所欲为。”（注：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卷，1916年铅印本，第19页。按：秋宗章记贵福赠秋瑾联与陶成章所记略有不同，为“竞争天演，雄冠地球”。又，1907年7月22日《时报》之《时评》所记与秋宗章相同。）秋瑾“虽恶其人，然利用其昏庸，免为革命阻力，故亦虚与委蛇”（注：秋宗章：《六六私乘》，《秋瑾史料》，第50页。）。贵福本系满人，故自谓“卑府籍长白，必不为彼党所容”（注：秋宗章：《大通学堂党案》，《秋瑾史料》，第102页。），因此他对革命是极端仇视的。当贵福与山阴、会稽县令会审秋瑾时，竟被秋瑾当堂指为“同党”，使贵福颇为难堪，因而向浙抚“危词耸听”，主张立斩秋瑾，“为己脱卸地步”，并将同情秋瑾的山阴县令李锺岳撤职，“以绝后患”。（注：《越郡罗织党祸余闻》，1907年8月5日《申报》。）
李益智是浙江新军第一标标统，其与学界结仇，事出有因。此前浙江拟练新军两标，分别由李益智、蒋尊簋（伯器）任第一、二标标统，到金、严二郡征兵。据说一标军弁素质低劣，军纪极差，二标则优。一标先回省城杭州，无声无息；二标回省，各学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场面风光无比。“不迎一标迎二标，舆论所在，判然扬蒋而抑李。是日自高等学堂以下，凡二十余校，欢声雷动，观者如堵，府县警官，皆至观礼，极一时之盛。不知学界对于二标欢欣鼓舞之时，正一标对于亦不可无法，甚至认为“专制之国其视守法也，乃较之共和、立宪之政体为尤重”。从法制的角度来看，绍兴冤狱只能证明清朝官府的“野蛮”。社论接着驳斥了浙抚告示与电奏指称秋瑾“为匪”与“通匪”的谬论。就“为匪”论而言，大通学堂虽然是徐锡麟所创办，但并不是徐锡麟的私产，“浙江之有大通学校，此固与皖案风马牛不相涉者”，且该学堂的创办曾得到地方官吏的批准和支持，如果其教员秋瑾与学生有“从逆”之罪，那么地方官吏更难免干系。就“通匪”论来说，指责秋瑾与武义、嵊县会党勾结，均没有确实证据，只是诬蔑之词，“试问搜出之证据果为何物？枪弹马匹均何所在？”“以一弱女子与十余未及壮岁之学生公然在郡城谋叛，已属千古未有之奇闻。直至逆迹暴露，大兵入城，乃犹夷然无事，一如平日，既不能先发制人，又不肯遁逃图免，并其所恃以谋反之后膛枪三十枝，尚束之高阁，以坐待擒获，世宁有此理耶？”社论最后强调，政府因害怕革命而无端制造党祸，事实上将起到加速革命进程而适得其反的后果。“自皖乱既起，内而公卿，外而疆吏，内政外交，悉置不理，而惟以搜捕党人为先务之急，不知革命潮流，自属心理问题，而非*问题，严刑峻法，滋长乱耳。”（注：胡马：《浙抚安民告示驳议》、《浙抚电奏驳议》，1907年7月27日、8月1日《时报》。）
留东女界也投稿《对于秋瑾被杀之意见书》于《时报》，以秋瑾为“俄之苏菲亚、法之罗兰夫人”式的中国女界英杰，认为“秋瑾之死，不过当道人为希恩图宠邀名猎誉之资料者”。随后逐段驳斥了浙抚张曾ｙáｎｇ＠①的电奏，以为“浙抚电奏之案，不过欺君罔上之辞”。该文既认为“曾无有一事可以揭示其罪状”，而又强烈要求浙抚拿出确实的证据，“揭示秋瑾之罪状”。（注：《对于秋瑾被杀之意见书》，1907年9月1、2、4日《时报》。）其目的显然是要与浙抚为难。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浙抚张曾ｙáｎｇ＠①正苦于不得确实证据，忽听信人言，以绍兴尚有*藏匿，“显有不轨情事”，当即派候补道陈翼栋前往查办。陈翼栋到绍兴后，又据匿名揭帖，“遽调防军突至同仁学堂及戏捐公所，前后围守，入内搜查，并无犯禁之物；复又再四抄寻，虽地板概皆揭起，墙垣亦均打开，仍无他物，当将校员、所董等五人，拘至县署收押。观者如堵，谣言蜂起，阖城震惊。”（注：《徐党株连案要闻汇志》，1907年7月25日《时报》。）同仁学堂无端受累，学校财物被抢劫一空，职员被拘，学堂监督禀请浙抚伸冤，禀称：“职等兴学，几费经营，败坏只在数刻，似此凭空诈陷，国宪何在？虽蒙府县讯明无故，恩予释放，然以办学之人，受兹奇辱，职等有何面目再任校务？且以陈道之轻信，设若辈奸徒预藏*，散布谣言，彼时搜有实据，百喙难辩。”（注：《同仁学堂呈请澈究诬陷》，1907年8月7日《申报》。）浙抚张曾ｙáｎｇ＠①批词冠冕堂皇地宣称：“查拿匪徒，搜起*，原为保卫地方治安。”他以秋瑾案为例，认为秋瑾与竺绍康、王金发等“纠党谋乱”，幸亏先期破获，否则，“数日之内，绍城之糜烂，讵堪设想？”对于陈翼栋骚扰同仁学堂事，他只是轻描淡写，认为“陈道委奉办匪，虽有搜查*之权，轻信揭帖，未免操切”。他甚至还认为同仁学堂监督的禀词“意近挟制”。与此同时，绍府贵福也发布了两道安慰民心和学界的告示。前者宣称：“秋竞（瑾）图谋不轨，在在确有证据，此次正法并无冤枉，民间均多误会意旨”，并悬赏捉拿在逃的竺绍康、王金发。后者宣称：“大通学堂勾通匪类，确有悖逆证据，实属咎由自取；其余城乡学堂，亟应一体保护，暑期假满，即须照章开学。”（注：《浙抚批同仁学堂监督之禀词》、《绍兴府安慰民心之示谕》、《绍兴府安慰学界之示谕》，1907年7月31日《申报》。）浙抚绍守的批谕，进一步引起了舆论的普遍不满。
《申报》发表专文驳论，认为：“秋瑾因株连而死，既无口供，又无证据，时人莫不冤之。盖始则株连无辜，为升官发财之计；继则锻练周纳，为文过饰非之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棰笞之下，无求不得。今观浙抚对于同仁学堂监督之批词，绍府对于士民之示谕，强辞夺理，护短饰非。此虽足以上欺九重，而不足以下欺黎庶。”随后该文便将浙抚绍守批谕逐条驳斥，认为秋瑾只是一个弱女子，万无通同竺绍康、王金发纠党谋乱之理，即使有之，也只能拘拿秋瑾一人而已，而不应株连大通、同仁等学堂，使绍兴全城人心惶惶，并一再强调秋瑾案只是一个“莫须有”的罪案。“总之，秋瑾一狱，浙吏势成骑虎，莫可挽回。在浙省绅商学界恐被株连，不肯干涉。夫秋瑾之死不足惜，而当在预备立宪之时代，竟听一班昏墨官吏之作威作福，而政府不派大员为之调查，以败坏预备之基础为足惜。秋瑾之死无足异，而当在预备立宪之时代，竟听一班昏墨官吏之作威作福，而地方之绅商学界竟不发一言以讼其诬，致败坏预备之基础为足异。”（注：《驳浙吏对于秋瑾之批谕》，1907年8月1日《申报》。）
江苏教育总会特地发表致浙省绅商学界的公开信，对于浙抚批绍兴同仁学堂监督禀词中所谓“绅商学界亦自有公论”的说法，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浙吏有意借“公论”之名，掩盖其“前此所杀、所查抄、所拘系”的暴行，“而此公论二字，已为行政人所利用，则虽谓浙人*之、自查抄而拘系之亦可也。如是则凡浙抚之示告陈奏，皆不啻为绅商学界通公论之邮。所谓先期败露，保全绍郡绅富，而不至糜烂，浙抚之功且不可没，即绅商学界公论之功亦不可没。”他们认为，“浙省绅商学界公论而果以绍郡之案为情真罪当，则毋宁宣暴于众，所谓国人杀之也”；否则，“公论”不宜被少数人所利用。他们建议，江浙绅商学界应该联合行动起来，承担起宪政体制下绅民应有的责任，将绍兴案情弄个水落石出，以昭示天下。“兹事已亟，似宜开一临时谈判会，请稍晓法律者数人，先事研究，再行调查，终事报告，使天下晓然于此事之真相，不徒以空言相磨砻。”（注：《江苏教育总会致浙省议长议绅谘议官学界诸君询问绍案公论书》，1907年8月5日《申报》，又见1907年8月6日《时报》。）
舆论还揭露，浙省大吏为了证实秋瑾罪案，便肆意捏造罗织证据，“密授意于李益智、贵福、陈翼栋等，张大其词，谓此案与金华匪乱相通，以实被杀者之罪，而洗诬*之过。故自秋瑾被杀后，贵守、陈道及李益智部下军弁，肆意在绍兴各学堂暨民人住宅穷搜，务欲得一二疑似通匪之证据，然日久未遂其欲。近又密议授意金华等处已获之匪，诬攀绍兴学界中人。故浙抚、绍守所出安民告示，皆含混其词，欲以绍事与金华匪乱牵合为一。”在此过程中，官吏弁兵借机敲诈勒索，给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带来无穷的灾难。“绍兴之狱，凡衙署差役及李益智、陈翼栋带来之兵，无不以‘发洋财，三字（发洋财者，为军队掳掠民间之隐语）互相庆贺，途中遇有举止轩昂或衣服稍洁者，必挟之入茶馆，曰：汝是土匪，又是革命党。勒索洋十元至二十元不等。倘无所获，即执之见官。”有绍兴人孙德卿家颇饶裕，“亦被指为革命党，拘往会稽县署”。县令竟然对他说：“此次省台派兵来绍，供给一切，糜费颇巨，预算不下二万金，殊为焦灼。”言下之意，不言自明。“现绍人见其手段过辣，恐有罗织之祸，凡有家产二千元以上者，均已纷纷迁徙，恐慌之象，殊不下于发逆扰乱时。”（注：《浙省大吏骚扰绍郡汇闻》，1907年7月25日《申报》。）
在舆论的压力下，绍兴知府贵福将秋瑾全案刷印传单公布。主要内容包括：浙抚张曾ｙáｎｇ＠①一密函三密电，秋瑾、程毅、蒋继云口供，大通学堂搜获枪弹清单，秋瑾诗稿、文稿如《革命论说》、《伪军制论》、《皇〔黄〕帝纪元大事表》等。（注：《官场发表之秋瑾罪案》，1907年8月16、17、18日《时报》；又见《绍兴府贵寿＠⑥宣布秋瑾罪案》，1907年8月17、18日《申报》。）但当时舆论根本不相信贵福公布的秋瑾等人口供的真实性。此前，《时报》即登载绍兴友人来函称：“该省官场因外间人言啧啧，群为秋女士讼冤，大吏痛恨山阴县之不能刑迫口供，拟以事奏劾之。又授意某某求秋女士书函等件，仿其笔迹，造通匪等函件，以掩饰天下耳目。”（注：《徐锡麟株连案余闻》，1907年7月24日《时报》。）该报在发表贵福呈报浙抚的秋瑾口供及程毅、蒋继云供词时，特加编者按语于后，称：“此供词数日前业经访员寄到，记者以秋女士向无口供，今忽发布，深属可疑，故未敢骤登，继而思该口供既为贵守所呈报，则亦适成为贵守所发表之供词而已。”（注：《杂纪》，1907年8月15日《时报》。）当贵福公布秋瑾全案后，《时报》又发表了署名“蒋藻女史”来稿的驳论文章。首先，该文认为秋瑾案是一桩极大的冤案。“秋女士之死，相识者冤之，不相识之各报记者亦冤之，读各报之稍有一知半解庸陋如余者，亦莫不同声冤之，即此穷乡僻壤目不识丁之妇孺，闻女士之死，见女士之像，亦莫不交口冤之，甚至有闻而唏嘘欲泣者。此亦足见公道之自在人心，有非可以强令从同者矣。”其次，该文将贵福公布的秋瑾案主要内容进行了逐一驳斥。其一，关于张抚一函三电。张抚密函与第一电并无一字提及秋瑾，第二电仅列秋瑾之名于竺绍康、王金发之后，因而对秋瑾为革命党头目的指证表示怀疑；第三电以徐锡麟之弟徐伟供词称徐“与秋瑾同主革命”，因徐锡麟供词并无同党，“于株连之徐伟，始严讯而轻信之”，其实并不足信。其二，关于秋瑾口供，疑点有七：一是口供只字不提秋瑾生有子女二人；二是口供言秋瑾光绪二十九年游学日本含糊其词；三是口供云徐锡麟、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程毅皆与相识，而惟独不及蒋继云是否相识；四是口供云“堂内开枪兵勇”所指不明；五是口供云当时拿获仅有*一枝及论说稿数纸、日记手折一个，并无大宗*，与官场报告搜获枪弹、马匹若干数目不符；六是口供始终未及大宗枪弹，“官场所开此项快枪子弹，其即官场诬害秋瑾之铁证”；七是“秋瑾稿底不过作诗、作文、作论说而已，其间狂悖之语虽有，然并无承认为浙江革命党大头目，及手下有何羽党，约同何时起事，并与武义聂李唐等是否一起，与皖案徐锡麟是否知情一切明文”，结果“含混收场”确实可疑。其三，关于程毅、蒋继云口供，疑点有三：一是程、蒋供称“革命党各省均有大头目，浙江的大头目要算秋先生了”，“要算”之说仅是“一面之词”，其实“毫无确据”；二是蒋供称“前年北京炸弹是秋先生同谋”，而秋瑾口供并无与蒋相识确供；三是“程毅、蒋继云全供，的是一派诬陷之话，全为秋瑾而设”。其四，关于大通学堂搜获枪弹，疑点也有三：一是仅有枪弹、马匹若干不能为秋瑾革命之罪证，如果秋瑾真是浙江革命党大头目，“叛期已迫，羽党必众，必有特别可凭，如旗帜、册籍、伪示、伪印之类，或来往匪函，可以执为铁证，岂仅此枪弹、马匹而已哉？”二是此项枪弹来源及其数目令人怀疑；三是所谓学堂里有“马五匹，鞍辔齐全”，不能为秋瑾起事之实据，“言之殊堪发嘘”。最后，该文完全否定了秋瑾案为“匪案”的性质。“综观全案，秋瑾之死，死于何罪，仆实不能了然于心。如以为秋瑾之死，死于通匪耶，则张抚之密函既如彼，而武义之匪供又如彼；如以为秋瑾之死，死于为匪耶，则当日亲供既如彼，学堂之证据又如彼。然则秋瑾之死，不死于通匪，亦不死于为匪，特死于几篇诗文论说之稿底乎？”可见，秋瑾案“不过一文字之狱而已”，秋瑾之死确系“冤狱”。“官场宣布之罪案，曰女匪秋瑾，吾等女界中，必请官场将秋瑾是匪首、是匪党、是通匪、是为匪、是何亲供、是何确据，一一指示大众，庶可以暝死者之目，而平社会之心。若仅此几篇诗文论稿，几句摇动供词，几杆不知从何而来之枪枝，吾知其曷足以塞悠悠之口，曷足以告无罪于天下乎？然而亦足见浙中官吏草菅民命矣。”（注：蒋藻女史稿：《驳官场发表之秋瑾罪案》，1907年8月26、27日《时报》。）
就这样，浙江官府在秋瑾案上处处受到民间舆论的攻击，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舆论之所以能够如此大胆攻击官府，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已公开标榜预备立宪。“庶政公诸舆论”（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是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预备“仿行宪政”上谕中的说法。可以说，这是预备立宪时期民间舆论得以发扬的冠冕堂皇的依据。前引江苏教育总会致浙江绅商学界的公开信，就曾以“煌煌谕旨既曰庶政公诸舆论”为据，而说明绅民理所当然应该承担参与论政的责任。（注：《江苏教育总会致浙省议长议绅谘议官学界诸君询问绍案公论书》，1907年8月6日《时报》。）浙江官府在处理秋瑾案上的种种作为，在民间舆论看来，均是野蛮的专制制度下的产物，根本不合宪政制度下的法制规范。民间舆论对于浙江官府制造的秋瑾案，从证据到性质，都进行了根本的否定：一方面认为秋瑾是一个学界爱国新女性而不是革命党，另一方面认为浙江官府关于秋瑾案的各种证据都是凭空捏造的诬陷之词，因而得出秋瑾案是一桩典型冤案的结论。不仅如此，舆论甚至认为，即使秋瑾确系徐锡麟党羽而有革命党之嫌，因尚未有发动的事实，按理说也不应该如此草率办案。“浙省之秋瑾与大通学堂，故无论是否果为徐党，就令确为徐党，亦不过在预备阴谋之列。以常事犯论之，只有预备阴谋、未至措手实行者无罪，所谓只问行为、不问意思，刑法无诛意之条，与道德宗教判然殊也。以国事犯论之，预备者比措手实行者减一等，若阴谋未至预备者减二等，此文明国对于国事犯之办法也。”（注：《论皖抚与浙抚办理革党之比较》，1907年7月24日《时报》。）但浙江官府并没有按照“文明国对于国事犯之办法”来做，却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夫（秋瑾）女士之主张革命，固不能为女士讳，而亦不必为［女］士讳也。今国家虽预备立宪，而新律未编，女士果起革命军矣，固不能如文明国处以国事犯相当之罪，势必难逃一死。若革命未见实行，罪名未*&〔见〕宣布，而遽以‘秋风秋雨’七字定谳，则是官吏蔑视法律，鱼肉我同胞也。故今日之争，不必问秋女士之革命真与不真，但当问官吏之杀我同胞当与不当。女士当杀，杀之宜矣；乃杀之而于法律未当，是不啻杀我无罪之同胞矣。”（注：《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1907年8月25日《申报》。）在此，民间舆论的立足点已经超越秋瑾革命与否的界限，而充分关注了宪政题中应有之义的法制问题。浙江官府处理秋瑾案的举措，正是无视法制规范而肆意践踏人权的野蛮行径，完全剥夺了人民的基本人权甚至生命权。“此次之党狱，政府官吏之对于我人民，可谓侵削生命权之甚矣。欲杀则杀，欲捕则捕，欲搜查则搜查。不必有证，不必有供，不必按律。匿帖可信，罪名可诬。一切敲诈之事，乘此而大起。人有旦夕之恐，士无一线之安。行旅不得自由，居处不得自由，书。此举正是迫于革命党势力威慑的结果。据孙宝ｘｕāｎ＠②日记称：“自恩中丞遇害，凡达官贵人，皆有危心，朝廷则更甚，至引见之礼废，改为验放。革命党人之势焰，岂不盛哉！”（注：孙宝ｘｕāｎ＠②：《忘山庐日记》下册，第1050页。）所谓“引见之礼”，是指由皇帝亲自接见臣下以示恩宠的礼制。按清制，京官五品以下，外官四品以下，初次任用、京察、保举、学习期满留用等项官员，均须朝见皇帝一次，文官由吏部、武官由兵部分批引见。清廷改引见为内阁验放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根据上谕，内阁王大臣“极为慎重”地拟定了验放规则：“（一）凡当差之人均带门牌；（二）验放人员不得逾百人；（三）验放人员每十人为一排；（四）验放人员由内阁前门进，后门出，秩序不得紊乱；（五）由某部请验人员先期开单知照验放之王大臣。”（注：《王大臣拟定内阁验放规则》，1907年7月28日《申报》。）同时有人还奏请慎防召见官员：“朝廷日见多数官员，其中恐有匪类匿迹，应请于召见外起官员暨圣驾出入，均宜慎密严防。”据说，此奏上后，“两宫甚为嘉纳，因之内廷官员出入，近日十分戒严”。（注：《杨学士又请慎防召见官员》，1907年7月30日《申报》。）皇帝不敢召见官员，这是中央政府的状况。
各省督抚也在纷纷采取防备措施。一方面，他们也有意减少与部属接触的机会。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不仅通令督署及全省官署一律戒严，而且他与藩、臬、学三司均不见客，即使他被升授体仁阁大学士，司、道各官拟赴省辕道贺，他也只接见三司四道，并面谕：“此后如有面陈事件，可由电话传递，不必来辕，以免意外之变”。他还要江夏知县制作腰牌二百面，分发给督署内办事人员及杂役佩挂，无此牌者，均不准轻入。（注：《鄂都张中堂之恐慌》，1907年8月2日《申报》。）另一方面，他们还主动出击，着力清查革命党人。如护理两广总督胡湘林特传藩、臬、学三司至署，“谕令速拣干员数人，密查政界、学界有无革命党潜匿其间，随时将查明情形逐一面呈，惟所派委员务须严密，切勿泄漏风声，致滋惶惑”（注：《粤省密查政学两界有无党人》，1907年7月30日《申报》。）。两江总督端方致电江苏巡抚陈夔龙，要求他“将全省大小文武候补人员，无论有无差缺，及各学堂监督提调人等，详细调查，有无徐锡麟同党。如有形迹可疑者，立即撤差查究，并须严饬各员，各具同乡互保切结，方准委差。”陈夔龙即札饬藩、臬、学三司，妥议办法。（注：《电请调查官场有无徐锡麟同党》，1907年8月5日《申报》。）据报载，江苏某大吏接见僚属时非常慎密，“非有紧要公事概不接见，如必须面禀者亦不得近身接洽。出见时，必以多数之戈什哈及护勇人等各持*，四面围绕，并先期传谕各员，一切公牍不得如从前之置于靴统内，如接见时有以手探靴者，则护者不问情由，即当开枪。是以僚属之诣辕求见者，咸预相儆戒。”（注：《苏省大吏接见僚属之慎密》，1907年接轨，其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修改旧律，即修改旧刑法中的残酷、野蛮、落后的部分，如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和刺字等酷刑，禁止刑讯逼供等不良司法行为；另一方面是制订新律，即制订《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等新的法律。法制改革终清之世未能完成，但一些近代法制观念已被不少先进人士所接受。清政府处理徐锡麟、秋瑾案仍然沿用“就地正法”旧制，其野蛮、落后之处便成为社会舆论攻击的焦点。“刑律既已减轻矣，枭首、凌迟、戮尸等律已删除矣，何以皖省之变起而徐锡麟有剖心之事？何以徐锡麟之案发而绍兴大通学堂之秋瑾女士有不得口供而冤杀之事？徐之罪诚当死，而剖其心得不谓之滥刑乎？秋瑾女士既指为〈非〉徐之同党，何以不明暴其罪于天下，而贸贸然杀之，得不谓之滥刑乎？且大通学生程毅、吕诚等五人，既已讯无供词，而火练火砖，血肉糜烂，今顾非热审时乎，得不谓之滥刑乎？”（注：《论法部严禁各省州县滥用非刑事》，1907年8月10日《申报》。）《申报》还译载《字林西报》上的英人论说，指责清政府处置徐锡麟案的“野蛮手段”，认为“彼官吏既杀徐而又取其心以祭死者，果已野蛮矣；竟又株连其亲族朋友。此等手段，徒使吾外人增轻视华政府之心耳……夫徐刺皖抚，其罪果不容赦，然而政府以此野蛮族类之行为处置之以为报复，亦尚可恕乎？”（注：《西报论徐锡麟被刑之酷》，1907年7月19日《申报》。）清政府在处理徐锡麟、秋瑾案上的滥刑与野蛮行为，与正在进行中的法制改革精神颇相违背。于是，法部拟严禁各省州县滥用非刑，“至外省州县滥用非刑，尤须一律严禁，倘有阳奉阴违者，定予从重惩办”，并拟将刑事上应用刑具详定章程，“通咨各省俾有遵守，不至滥用酷刑，以重民命”。（注：《法部严禁各省州县滥用非刑》，1907年8月6日《申报》。）对此，舆论以为：“今日之天下，非实行立宪不足以挽回之。严禁州县之滥刑，洵立宪之要政也。”（注：《论法部严禁各省州县滥用非刑事》，1907年8月10日《申报》。）立宪始终是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
清政府在想方设法防范革命党的同时，迫于民间舆论的压力，也适时地做出了一些政策调整，以期适应立宪的新形势。
民间舆论借徐锡麟、秋瑾案攻击官府的中心旨意在于推动宪政改革的进行。首先，舆论认为，清政府处理徐锡麟、秋瑾案的作为是与宪政精神相违背的。如《时报》发表社论《论办理徐锡麟案之与立宪相反》，针对徐锡麟被惨杀和秋瑾被株连而惨死的事实，痛斥清朝官府的残酷与野蛮，认为此案株连之惨“比之戊戌政变为尤酷，即比之汉口庚子之役为尤酷”，“以预备立宪之时代而株守此野蛮之刑法，则前数日之谕旨煌煌，所谓官民各负责任者，果何语乎？如在上者肯负责任，则对于徐锡麟一案，当以文明之刑法治之，不当以野蛮之刑法治之，方足以坚天下之信，而促立宪之进行。”作者还在文末特地附录日本现行刑法关于国事犯治罪条文，“俾我国民之留心此事者对照而参观之，则当道处置此案之是非自灼然见矣”（注：天池：《论办理徐锡麟案之与立宪相反》，1907年7月19日《时报》。）。
其次，舆论认为，清廷预备立宪的诚意有问题。《时报》社论认为：“朝廷近年举行新政，实非出自本心，不过刺激于内忧外患之频仍，不得已而姑出于此，聊以涂国民之耳目，饰友邦之观听而已。是故日言融合满汉，而种族之界限益严；日言预备立宪，而中央集权之谋益亟；贡举既已全停，而崇奖科名之积习犹在；地方声言自治，而士民预政之例禁犹严。至于学堂与学生者，则尤政府之所侧目，而与地方官吏分据于极端反对之地位者也。”该社论认为清廷预备立宪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如果实行真立宪，也许可以挽回国运。“吾敢为一言以正告吾国之政府曰：诸公而果有志于立宪也，则请尽去其瞻顾之私、忌讳之见，君臣上下同心合志，以从事于改革之前途。神州厄运，庶犹可挽。”（注：胡马：《论搜捕乱党》，1907年7月23日《时报》。）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舆论认为，立宪可以消除革命。革命党人的暗杀风潮，使清朝官府惊恐异常，实行立宪可以平息暗杀风潮。“故不立宪亦立宪，原今日之势，非立宪更无第二著足以息暗杀之风潮……暗杀之风潮，至今日而可谓极矣。以无量数之炸弹*，无非欲破坏专制之萧墙，排满之主义，其所持以为间接之手段者也。无量数之炸弹*，无非欲期望立宪之成立，破坏之主义，其所持以为建设之前提者也。故立宪苟能实行，则革命之风潮自息。”（注：《论政府处于两败之地位》，1907年7月19日《申报》。）革命风潮起于满汉矛盾，实行立宪可以化解满汉矛盾，平息革命风潮。“政府不欲实行立宪则已，果欲实行立宪，非先平满汉之界，其道未由。政府不欲消除革命之风潮则已，果欲消除革命，非先除满汉之界无由着手。故早一日实行立宪，即早一日弭革命之祸；早一日平满汉之界，则早一日成立立宪之局。”（注：《论消除革命在实行立宪》，1907年7月27日《申报》。）清政府当时面临着革命与列强侵略两方面的所谓内忧外患的威胁，“自表面上观之，则革命之祸急，而列强之祸缓；而自实际上观之，则列强之祸大，而革命之祸小”。两者都足以使清王朝覆灭，惟一的挽救方策只有立宪：一则“革命之发端由于立宪之不能成立，故不立宪则革命何自消除”；二则“非实行立宪则不足以消除革命之祸，革命之祸不消则列强之害亦终不能去”。（注：《论今日中国之两大害》，1907年8月25日《申报》。）这是清政府无法回避的现实压力。
民间舆论从立宪的角度攻击官府，正刺到清政府的痛处，可谓击中要害。清政府自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以来，进展缓慢，实不尽如人意。在民间舆论看来，徐锡麟、秋瑾案正暴露了清廷预备立宪的诸多问题。革命风潮之所以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