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线索问题，是近年来历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少学者专家根据新掌握的资料，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了探索。他们逐步摒弃了传统的说法，提出了新见解，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左”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引向深入。现将争议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略述如下：
一、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是沉沦还是向前发展的问题。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几乎所有的中国近现代史论著，都把它看作是在不断向下沉沦的，认为自１84０年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后，中国就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人民的一切灾难之根源都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清王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也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总代表，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中国是没有进步和发展的。“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这是历史的沉沦，不是时代的进步”。因为近代中国“不是取代封建主义的中国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之外，又加上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同官斯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这一东方巨人的近代苦难，也是一个完整的历程”。（汪敬虞：《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６期。)这种观点直到８０年代初期，仍为不少的历史学家所坚持。
但是这种传统观念近年却遇到了新的挑战，首先从辩析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概念开始的。
半殖民地这一词，因循沿用了许多年，把它当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来解释，往往缺乏充分的学术探讨和科学论证。近年有人提出了质疑：难道在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之外还有一个半殖民地制的社会形态存在？并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半殖民地这个概念并不是指一种社会形态，而是指国家的地位而言。当一个国家“遭受外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丧失了主权和独立，在*上和经济上由资本主义强国统治和支配的地区统称殖民地。”“近代中国，就国家地位而言，既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没有完全（至少形式上）丧失独立，故称半殖民地。”（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１98８年第１期。)就国家*和经济地位来说，因为丧失了某些独立性，是沉沦的。但又不是一直沉沦下去。人民的反抗斗争，有力地抗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深化，并使其有时有回升的趋势，如部分矿山、铁路权利的收回，租界的收回，抗日战争的胜利等等。以其文化方面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传来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以其经济方面来说，它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近代化的机器引进了中国的生产领域，使中国产生了近代工业、近代交通运输业和近代通讯事业，使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传统的封建生产关系受到破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由此而诞生。
和半殖民地这个问题同时提出质疑的是半封建这个概念。有人认为半封建是属于社会形态这个范畴，它和半殖民地这个概念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半封建的‘半’并不是个数量概念，而是指封建社会内部发生和发展了资本主义的因素，包括经济的、*的、文化的、特别是*因素。”中国“虽然发生了资本主义，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仍然存在着，故称半封建。……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资本主义因素的发生，帝国主义的侵略起过促进的作用；而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的保持，又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１98８年第１期。)因而半殖民地半封建并不是简单的半殖民地加半封建，或者“当他的一只脚踏进半殖民地社会，另一只脚必然进入半封建社会”，两者并非同一趋向；向半殖民地转化，主要是沉沦，而向半封建转化并非转向沉沦，而是转向上升，“是历史性的社会进步”。
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按照以上的说法，就可以把中国近代社会既可说成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也可以说成是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这是不可能成立的。仅管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代表新生力量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最先在中国出现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是从那里来的呢？它是从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中开始的，它是先于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而存在的。……外国资本主义不但在时间上先于中国资本主义企业而产生，而且在实力上也优于中国资本主义企业而存在。在许多工业、交通和金融部门中，外国资本占有压倒的优势。……对比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展就非常微弱，……我们决不想以１０％的资本主义代替半资本主义。”（汪敬虞：《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６期。)
持另一种观点的同志对此提出异议，并引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党》一文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封建社会。”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半封建”就是指封建社会解体，发生了资本主义，说明了社会的进步。“因此，单纯根据计量的提法，乃至单纯根据现象提法”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把半封建的另一半说成是半殖民地，那末，中国社会前进的力量在那里？几代人为资本主义前途而进行的艰苦奋斗岂不毫无意义？”（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１98８年第１期。)
二、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这个问题的争议是紧接着上一个问题提出出来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是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化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它的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则从此永远截断。”（樊百川，《中国工业在外国资本入侵后的遭遇和厄运》，《历史研究》１９６２年第３期。)“封建地主官僚和包括一部分依附外国势力的买办在内的商人之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创建者，这一客观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不到真正的发展，规定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汪敬虞：《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６期。)他们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资本主义企业的数量看，截止１９11年，中国还只有近代厂矿企业５６２家，资本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比照我国的土地人口及庞大而又原始的农业经济来看，仍不能不认为数量甚微。”第二，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前，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不及当时成年男子人口的万分之一，为数实在太少”。第三，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他们有很深的依赖性和妥协性。因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较诸西欧前辈更加稚弱。”（黎澍：《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１98１年第５期。)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个明证。
有人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首先对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提出了看法，认为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主要力量不是农民阶级或是农民起义斗争，在中国*党成立之前，是由中国的资产阶级来扮演的；在中国*党成立之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同盟军，即使大资产阶级，中国*党也和他们联合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就是一个例子，现在还主张第三次国共合作。因而中国资产阶级以其地位来说，应当不同于农民阶级。农民阶级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并不是代表时代进步的阶级力量。他虽然有反抗封建压迫的一面。但它又“不可能建立一个非封建的或超封建的上层建筑”，农民起义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统治”，（沈嘉荣：《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太平天国政权问题探索》，第３８页。)或是帮助资本主义发展扫除某些障碍。太平天国起义是这样，义和团运动也是这样。因而农民阶级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尽管薄弱，但早在戊戌变法中就提出了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掣肘，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苏双碧：《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中的四个层次五种力量》，《历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６期。)。到辛亥革命前夜，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担当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角色，在*上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主张，具有明确的反封建性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要求；在军事上积极组织革命军，主张暴力革命，用武力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在经济上主张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解放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因而他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３．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并不比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的力量稚弱。作为资产阶级成为一支独立力量标志的商会来说，英国的第一个商会出现于１８１３年，比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晚了一百年。而中国的商会组织在１９０８年时已经建立了２６２个，三年后就爆发了辛亥革命。再以工厂来说，英国近代化的工厂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17８５年才开始发展起来；沙俄在18６６年以前，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只有３０７家。而中国在辛亥革命前自办的近代化工厂已经有５６２家，办厂的历史也有４０年，并不比西欧的前辈稚弱。因而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位是不能低估的。
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位既然是这样，那么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怎样呢？这是以往较少涉及的一个问题，当今的争论是：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化中虽起了一些作用，但并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这同他先天的软弱性有关。有人以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不能保住政权这个问题为例，认为“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资产阶级缺乏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正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黎澍：《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１98１年第５期。)。不仅如此，还由于“中国已经逐渐丧失了独立和主权，沦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以封建主义为支柱奴役中国，严重地阻碍和摧残刚刚有所发展的中国资本主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由于与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在资金、设备、技术以至市场等方面受外国资本控制，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较西欧前辈更加稚弱。”“而它面临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又较诸西欧封建势力更为强大和根深蒂固，因此它难以取得如英法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辉煌的成就。”（章开源：《就辛亥革命性质答台北学者》、《近代史研究》１98３年第１期。)
持另一种意见者不同意把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贬得过低。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所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乃是因为“历史客观进程所提出的重要课题”，“辛亥革命的巨大成功、也是在于推翻了清皇朝，使外国侵略者不能继续依靠清皇朝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从某些意义上说，皇帝是某种*力量的凝聚点，皇帝被打倒了。资产阶级又没有能力组织起稳定的政府，中国出现了军阀统治四分五裂局面。帝国主义不得不重新在这些军阀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帝国主义之间和军阀之间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这样，任何一个帝国主义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在中国独占利益。从整体上看，帝国主义对中国控制的手段削弱了，因而才有中国*上反帝运动的掀起，为中国*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苏双碧：《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中的四个层次五种力量》，《历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６期。)在经济上，也摆脱了许多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控制，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北洋政权尽管在*上反动，但就其颁布的一些政策法令，对在中国发展民族工业有利的，这同中国10至２０年代民族工业大发展有相当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３０年代的经济改革，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展也有相当影响。辛亥革命后的２０多年，中国民族资本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不足10％，提高到将近２０％，工厂数由５００多家增加到近４０００家，增长８倍，是中国向近代化进程的一大标志，这一成绩的取得，和中国资产阶级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应当加以肯定。
三，关于“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它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问题。
１９４７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说：“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样一提出，显然就将国家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都包括进了“官僚资本”的范围内。从此以后就进一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视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推倒这三座大山。因而官僚资本主义就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敌人，是被打倒的对象，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近年来有人对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的定义提出自己的认识，认为即按照毛泽东所说的定义也不完全一致。以其１９４７年所说的定义，官僚资本应当包括整个国民党政权的国家资本和达官贵人们的私人垄断资本在内。但“我们已经觉察到把它用于经济史研究中的缺点”，至少是笼统地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本已经是‘官僚资本’，即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不恰当的。”因为“所谓‘官僚资本’在中国长期以来被等同于‘买办资本’，即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七七’事变后，国家的总任务是抗日救国，*结构是以共同合作抗日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么在抗战期间保持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能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济基础吗？事实是不可能存在的。”“应当把‘官僚资本’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恰当”。这种“垄断全国经济命脉的官僚资本，这种资本的大规模集中，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接收了日、德、意三个战败国的在华资本后才实现的。”（丁日初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１98６年第４期。)持前一种意见者仍不同意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在抗战以后形成的。认为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官僚资本，在１92７年“随着南京政府的建立而开始出现，中央银行的建立，中国、交通两银行的改组完成和币制改革的完成”。“终于形成了控制全国的经济命脉，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官僚资本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经济基础。”也有人认为，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官僚资本，在它开始形成后就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上起了极其反动的作用，对经济发展起了极大的阻碍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独占金融业，“他们运用手中的*、军事权力，操纵财政经济”。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联合经营，成立“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金融集权组织，也是四大家族垄断金融的机构。四大家族独占商业，“他们运用‘四行’的雄厚资本，进行商业投机，大发横财。”四大家族垄断工业，“他们依靠军政权力和经济实力，乘民族工业之危，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工矿调查委员会，协助发展官僚工业”。这样，“民族资本几乎没有插足的余地”。
与其持相反观点者，不但否认在抗战前和抗战期间就出现了官僚垄断资本，还认为抗战前和抗战期间的国家资本对推进中国近代化和保卫国家民族利益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抗战前国民党政府曾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国家金融资本的实力。１９35年的币制改革，对当时及以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生了积极作用。南京政府颁布的一系列的经济法令，如废除厘金制和苛杂，实行统一货物税；颁布工厂法、实现关税自主和海关自主，对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在抗战期间，国家资本的“四行两局”由于实力雄厚，不但使战时财政得以统筹调度，更重要的是对后方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起了扶助作用。”１９３７——１９44年的８年中，‘四联总处’对经济事业的放款总数达４９６亿元，其中对工矿企业的放款比例逐年提高，由１９37年的９．３％，列１94４年增加列７２．２％，８年间工矿放款总数达到３１６亿元”。当时的贷款由于物价上涨，“而往往收回本息时只剩下原先值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贷款等于“直接成为企业的无偿补贴”，更谈不上对工矿企业的“收括”。对私营企业也是如此，如对民生公司、重庆电力公司、华西实业公司等都大量发放贷款（丁日初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１98６年第４期。)。再以资源委员会来说，虽成立于抗战前，而实际在“九·一八”后为国防作准备而成立的，最初称“国防设计委员会”，为私人资本无力发展的重工业作了贡献。抗战期间它为后方工矿企业的发展，“增加了抵抗日本侵略所必不可少的物质资源……对于改变旧中国工业布局和工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程麟荪：《论抗日战争时期资源委员会的企业活动及其历史作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５辑。)
（文章来源：《江海学刊》198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