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我院边疆中心举办“中国疆域理论研究论坛”，来自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我院民族所、边疆中心等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我国疆域理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中国古代疆域观念相关概念、术语的辨析
与会者指出，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是边疆理论的五个基本概念。在历史演进过程的各阶段，疆域不仅在指称对象上不同，而且说话主体与被陈述或描述对象的关系也存在很大差异，应将这些疆域概念与具体历史语境相结合进行系统的考察，并对这些概念进行系统的考证和辨析。有学者在总结近代以来我国和西方史学发展的基础上，认为19世纪传统的主流历史学和法学均以民族国家为“普遍的概念装置”；20世纪中国史学是以民族国家为范围和书写框架的，不管是什么派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的新史学。
有学者指出，“天下”这个概念不仅中国有，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观念，但只有中国把这个理论继承下来，演化成“大一统”概念。从秦汉起，大一统的现实把大一统的观念强化了、升华了，即使在分裂时期，“正统观”仍支撑着“大一统”，大一统的理想仍然是不会消失的；狭义的“天下”也并不限于实际控制的范围，如东晋虽然控制很少领土，但仍将未能控制的北方看作现实中天下的一部分。
二、中国古代疆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与会者对我国疆域最终形成的学理与法理确认、邻国对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法理承认和列强对中国领土主权最终形成的法理认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清代统治者对于国家疆域的认识和观念已大大不同于前代王朝，“嘉庆志”与“嘉庆图”的形成，标志着清帝国已具备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清帝国已存在着近代意义上的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清帝国对其疆域、边界具备有意识的自我认定、法理确定，清帝国的疆域、边界已取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承认。
有学者依据藏汉文资料指出，西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有一个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的过程。唐朝至元朝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认为“六氏族”或者“六人种”说的目的是服务于吐蕃王朝的统一和藏族的统一，而吐蕃和唐朝的密切交往，开始了另一种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先河，在思想意识领域，西藏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基础在唐朝时期应该已经初步奠定；元代出现的“蒙藏同源说”和“蒙藏汉同源”是西藏地方认同元朝中央政权、认同古代中国的一个具体例证，标志着西藏对中国“大一统”认同过程的基本完成。还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对其族属的认同并不影响其对中国“大一统”的认同，并强调讨论中国的“大一统”问题不考虑边疆民族是不完整的，因此在理论上需要把这个问题吃透。三、中国古代藩属观念、宗藩体制的形成和发展
与会学者以西汉时期为中心，从不同藩属体系互相作用的角度来探讨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认为以西汉王朝为核心的藩属体系的出现是不同藩属体系碰撞、重组的结果；从藩属的角度来看西汉王朝的疆域，实际上很难用现代的一些疆域理论来确定西汉王朝的疆域范围，形成于西方文化基础之上的现代疆域理论并不适合于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无论是从藩属理论还是具体实践结果看，我国历史上统一王朝的疆域的构成都包括了不同的区域，核心的区域是中原，或称之为“中国”；在中原地区之外是边疆民族的分布区域，即是王朝藩属的分布范围，古代中国的疆域就是在藩属地区的不断“内地化”过程中形成的。
有学者对朝贡、朝贡体制、朝贡贸易体制等概念进行了辨析，探讨了明清时期朝贡体制的差异，认为朝贡体制不等于朝贡贸易体制，强调贸易在朝贡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明朝是朝贡贸易的极盛时期，清朝则是衰落时期；清代朝贡关系的实质是*，而非贸易，即清代虽然延续了明代的朝贡制度，但实质已经转化为一种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方式，剔除了明代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形成的藩属关系。
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历史上所谓的疆域，如果有界限的话，那么这条界限有以下特点：一是这条界限不是很固定，而是随着双方力量强弱而转移；二是我们看待这条界限，若以中原王朝为观察角度，其界限应该说是周围势力若归顺王朝或在王朝统治管辖之内，那么它就在中原王朝之内，其疆域也就是中原王朝的疆域；反之亦然。（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