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以后，随我国大片国土的沦陷，当时我国茶业的贸易和有关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因此，尽管其时环境艰苦，我国在这个阶段的茶叶贸易、生产和科研、教育，仍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和提高。 如上海沦陷后，我国茶叶出口市场转移香港，１９３８年６月，财政部颁布了第一次战时产业统制的“管理全国茶叶贸易办法大纲”①，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办茶叶的对外出口业务，在全国推行茶的统购和统销。这一改革结果，不但革除了过去茶叶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诸多陋规，减少了中间剥削和洋行延期付款扣现等旧弊，使广大茶农和茶商得到很大好处；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出口贸易。如１９３８和１９３９二年，我国茶叶出口额、出口价格都比往年要高，是年茶叶出口创汇，在全国所有出口农产品中，也是首屈一指。后来日本实行海上封锁，我国从香港出口受阻，在贸易机构和政策上，才不得不又多次进行调整。
据吴觉农先生当时对茶叶统购统销和自主贸易的肯定，其成就“最堪为茶业界所注意的”，就是“外销红绿茶的分级的厘订”②。过去洋行或代理商收购茶货，完全据当年该国总部通知而定，而我国内地茶商，则又都是根据去年出口茶类的数量、价格收购，故历来出口供需不能协调。实行统购统销后，贸易委员会一面以国外需要规定内地生产数量，并在内地收购规定农商利润，去除了过去中间栈商从中抬高抑低的流弊。为了定价收购的公平，并在中央提高品质的主管政策之下，实行优质优价，因此对品质的改进，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为了贯彻和实施贸易委员会的全国茶叶贸易管理大纲，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与浙江、安徽等有关各省，还订立了茶叶运输合约，领导各省茶叶的管制生产。这时，，各产茶省也相应成立了茶叶管理处或局，负责茶业的各项改革和行政管理工作。这些改革和机构的建立，不但稳定了当时的茶叶生产和贸易，而且对于出口茶叶进一步支援抗战，也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n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