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是个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时代，当时相继出现了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事件，人物和传说，福临生母，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下嫁摄政王多尔衮的问题，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孟森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开始探讨这个问题，认为並无其事，近年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则大都持肯定态度。现将自己的一些初步看法，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r-indent-count: 2.0"
一
太后下嫁说的主要之点是，崇德八年八月皇太极突然去世后，满族统治集团中出现继统危机，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争位激烈，相持不下，最后双方取得妥协，年仅六岁的福临被立为帝。顺治初年，多尔衮权倾一时，野心勃勃，福临和太后孤儿寡母，致使太后依据满洲旧俗下嫁，以求保住福临的皇位。
史料表明，崇德八年八月的皇位争夺战其实比传统看法更为复杂，因为当时的争位者不仅是多尔衮和豪格，还出现以太后为后盾的福临这位第三者。福临的得以继位，除去多尔衮与豪格相持不下这一因素外，也是太后取得两黄旗大臣中的核心人物全力支持的结果。太后母子与两黄旗的这一结合所形成的不容忽视的力量，最终决定了皇位的归属，並对挫败多尔衮在其摄政期间的称帝计划，产生了重大影响。
多尔衮在明清之际满族统治集团中，是个很有才干的人物，“太宗创业盛京，同事诸王俱树勋劳，而睿王之功为冠”，[1]因而有较高威信。他和同母弟多铎分别掌握正白、镶白两旗，並得到同母兄阿济格和礼亲王代善的部分子孙如硕托、阿达礼等人的拥护，所以实力相当雄厚，是皇位的强有力的争夺者。
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英毅多智略”，[2]“容貌不凡，颇有弓马之才”。[3]他掌握正蓝旗，卓有战功，受到两黄旗的支持，代善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也作出拥立豪格的明确表示。这样，满洲八旗中就有五旗站在豪格方面。可见他在这场皇位争夺战中还处于上风。
当时，多尔衮的拥护者认为，“若立肃亲王，我等俱无生理”。[4]而两黄旗大臣中的图尔格“当太宗崩时，以与白旗诸王有隙，命三牛录护军具甲胄弓矢卫其门”。[5]鳌拜等人亦“偏听图尔格言，擅拨兵丁守门”。[6]足见双方对立的严重。
崇德八年八月十四日，清王朝在崇政殿召开决定皇位继承人的会议。“黎明，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诣崇政殿”，[7]表明为“立帝之子”，不惜以死相拚的决心。
会议在剑拔弩张的情况下开始。索尼和鳌拜“首言立皇子，睿亲王令暂退”，[8]于是代善提出豪格是“帝之长子，当承大统”。而豪格在这关键时刻却以“‘福小德薄，非所堪当’，固辞退去”。[9]阿济格、多铎立即“劝睿亲王即帝位，睿亲王犹豫未允”。多铎又提出：“若不允，当立我”，“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代善这时却冷冰冰地说，“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胜此耶”！[10]当即退出会场。代善这番话意味深长，既是给多尔衮出难题，也是在发出警告；你能使两黄旗大臣就范，当然可以称帝，否则还是立帝之子，以免火并。两黄旗大臣这时也“佩剑而前日，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思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11]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方的形势下，多尔衮只得提出拥立福临的建议；“虎口(豪格)既让退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子(应为第九子，即福临)。而年岁幼稚，八高山(固山)军兵，吾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12]这一折衷方案当即得到与会者的同意，一场继统危机总算解决了。
多尔衮的这一让步终于维护了满族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並取得两黄旗对于他充任辅政的支持，因而对清朝入关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两黄旗与两白旗之间的对立如此严重，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两白旗在努尔哈赤时期曾是“天子自将之旗”的两黄旗，在八旗中处于特殊地位，拥有较大实力，两黄旗原是皇太极掌握的两白旗，地位一般，实力也略逊一筹。努尔哈赤去世前夕已将两黄旗分拨给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三个幼子。皇太极继位后，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加强皇权，将两白旗改为两黄旗，即由一般旗分升为皇上旗分，同时将两黄旗改为两白旗，由皇上旗分降为一般旗分，使四旗的地位、权利发生很大变化。改旗后的两白旗，从此与两黄旗势成水火。[13]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去世后，两白旗人臣自然认为是恢复往日-上和物质上的利益的良机，因而全力支持多尔衮继承皇位；两黄旗大臣则坚决“立帝之子”，立誓“若换朝廷宫殿瓦色，变易旗帜，我等即死于此”。[14]这番话表明，两黄旗大臣已经充分意识到，如果多尔衮继承皇位，必将再度出现两黄旗与两白旗“变易旗帜”的事件，从而大大降低两黄旗在清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继统危机的解决既使两黄旗得以保持原有的特权和利益，两白旗由于多尔衮的出任辅政，他们的地位也会有所改善。自然，两白旗並不甘心，还在待机而动。
拥立福临並非多尔衮的首倡，他显然是在八月十四日会议前，充分估计了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並从索尼处摸清两黄旗大臣中的核心人物意在福临，並无必立豪格的意图后(参见下文)，经过深思熟虑，才拟定出这一折衷方案，以备在万不得已时运用。
多尔衮在会议前很有可能曾就这一折衷方案和多铎、阿济格进行过讨论，这从两黄旗大臣剑拔弩张，誓死主张立帝之子的局面出现时，阿济格和多铎不但没有针锋相对地为两白旗的利益作最后一番斗争，反而采取了消极态度：一个立即退出会场，另一个也“默无一言”。[15]由此可见，他们已经料到多尔衮肯定要推出他那折衷方案，晓得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了。
豪格既然在皇位争夺中处于上风，为什么又临阵退缩呢？通过对有关材料的探索，可以发现，两黄旗大臣在继统危机期间，对豪格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态度。
首先，八月十四日会议上，豪格明确表达了不愿继承大统的态度后，两黄旗大臣誓死力争的並不是“必立豪格”，而是“立帝之子”，二者显然不同。其次，多尔衮在会前曾“诣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16]索尼是两黄旗大臣中的核心人物，他的讲话很有分量，可见还在八月十四日会议前，两黄旗部分大臣就已经表现出没有必立豪格的意思了。下述材料，更能说明问题。
“当国忧时(皇太极去世)，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
瞻八人，往肃王家中，言欲立肃王为君，以上(福临)为太子，私相计议”。[17]
原来，两黄旗大臣拥立豪格是有先决条件的，即豪格一旦登基，必须以福临为太子。他们在坚持立帝之子(即父死子继)原则的同时，却又要求以兄终弟及为补充。不言而喻，这反映出两黄旗大旦中出现了拥立豪格和拥立福临的两种意见，将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这两种继统的方式杂糅在一起，当是双方取得妥协的产物。
两黄旗八大臣中哪些是豪格的拥立者呢？八月十四日会议上“议奉世祖(福临)即位”后，“索尼与谭泰、图赖、巩阿岱、锡翰、鳌拜盟于三官庙，誓辅幼主，六人如一体”，[18]从图尔格和塔瞻未曾参加此次盟誓来看，多少可表露出他们为豪格未能继承帝位而耿耿于怀。豪格后来在指责索尼、图赖等将他抛弃时也说。“至于塔瞻公，乃我母姨之子，图尔格公素与我善，此辈岂忘我乎”。[19]又如顺治五年三月贝子吞齐、尚善等揭发图尔格等八人“往肃王家中言，欲立肃壬为君”之前，图尔格就‘曾向肃王言，欲立尔为君”。[20]这些都足以证明图尔格与塔瞻是坚决拥护豪格的。
值得注意的是，硕托、阿达礼等人在八月十四日会议后，密谋拥立多尔衮时，硕托“遣吴丹至和硕睿亲王所，言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皆从我谋矣，王可自立为君”。[21]图尔格与两白旗诸王多尔衮等尖锐对立，自不会在福临即位后又参与拥立多尔衮的密谋，很可能是他在硕托面前发泄了对索尼、图赖等人抛弃豪格的不满，硕托曲解其原意，作为有利情况上报给多尔衮的。
在放弃豪格、拥立福临的六大臣中，图赖和索尼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向睿王云，太宗宾天时，我等凡事皆随图赖、索尼而行”，[22]就足以说明。
豪格在两黄旗八大臣提出以福临为太子这一妥协方案时，当然会意识到来自两黄旗大臣方面的支持並不完全可靠，其中大部分人对自己有着一定程度的保留。不过，这並未过多地影响豪格争夺皇位的决心和信心，因为他立即“使何洛会，杨善谓郑王(济尔哈朗)云，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须尔议”。济尔哈朗“乃言我意亦如此”。[23]从代善在八月十四日会议上首先拥立豪格来看，他的态度也很明确。形势对豪格仍然相当有利。
可见使豪格在最后关头丧失继承皇位的勇气和信心的原因，当发生在两黄旗大臣去他家中表示拥立之忱后和八月十四日会议之前的短暂期间。代善、济尔哈朗的态度既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惟一的可能是索尼、图赖等六人又对豪格提出了使他难以接受的条件，双方形成僵局，迫使他决心从这场皇位争夺战中退出。
两黄旗大臣对豪格的真实态度，从八月十四日会议上的下述情节中就更加暴露无遗。
多尔衮所提出的拥立福临，以他和济尔哈朗作为辅政的妥协方案，分明意味着将政敌豪格彻底排除出清王朝最高决策机构之外。对此，两黄旗大臣居然未提出任何异议。这是因为多尔衮既然已经满足了他们“立帝之子”的要求，依据礼尚往来的原则，他们自然要满足多尔衮排除豪格的愿望。由此可见，两黄旗大臣在与两白旗的代表多尔衮进行这笔交易时，实际上已将豪格放在可以被忽略、甚至是牺牲品的地位。豪格责备图赖、索尼等“向皆附我，今伊等乃率二旗附和硕睿亲王”，[24]主要即指此事。至于图尔格和塔瞻虽站在豪格一方，伹在八大臣中处于少数地位，因而也无能为力。足见豪格並非由于八月十四日会议上的临阵退缩而遭到两黄旗大臣图赖，索尼等人的抛弃，乃是图赖等人在会前就已决定甩开豪格，从而迫使他忍痛放弃继承皇位的打算，[25]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图赖，索尼等人所以在最后一刻，撕毀与图尔格、塔瞻所达成的“立肃王为君，以上(福临)为太子”的协议，坚决拥立福临为帝，並非偶然。
皇太极在与明统治者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中，非常重视与蒙古贵族的结盟，以此巩固后方，利用蒙古的兵力对明作战；通过蒙古地区进入关内各省，扩大对明朝的打击面，促进与和硕特部固始汗和西藏达赖五世的联系，从-上进一步孤立明朝，最后，为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加强满蒙贵族结盟创造条件。与蒙古贵族的联姻，就是皇太极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措施。
皇太极的正妻(孝端文皇后)和地位显赫的关雎宫宸妃、永福宫庄妃(孝庄文皇后)都是蒙古科尔沁部贵族之女，而且亲为姑侄，既代表蒙古贵族的势力，也是满蒙贵族结盟的一个方面的体现，她们在皇太极的后宫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孝端文皇后无子，宸妃早逝，“子二岁而殇”，只有庄妃在崇德三年生福临，为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与麟趾宫贵妃所生的皇十子博穆博果尔，在皇太极诸子中最为高贵。豪格虽是长子，却是继妃乌拉纳喇氏所生，地位较低。[26]在豪格与多尔衮互争帝位、誓不两立的情况下，拥立福临既可解决这场危机，又可加强满蒙贵族结盟，在-、军事等方面，对即将展开入关之战的清朝大有裨益。
太后是清初满族统治者中的一位很有见识的-家，对各方面的情况，其中包括豪格的“性柔，力不能胜众”[27]的弱点当有基本了解，因而在涉及清朝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也为了自己母子和蒙古贵族的利益，必然会在姑母孝端文皇后的支持下，为福临继位展开活动，並终于取得成功。自然，太后並不仅仅依靠本身的地位和所代表的蒙古贵族的势力，决定性的因素还在于她争取到具有很强实力的两黄旗的核心人物的支持。
经过皇太极在位十七年的苦心经营，由两白旗转换而来的两黄旗的实力大增，而两黄旗大臣中，相当一部分人是追随皇太极东征西讨的著名战将，有的属于清宗室成员，有的则是开国功臣费英东，额亦都等的兄弟子侄，索尼更是富于智谋的突出人物，也就是说，他们都有着一定的资历，功绩和威信，从而使两黄旗在满洲八旗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势，符合于“天子自将之旗”的特殊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十四日会议召开前，两黄旗大臣派兵包围会场，而两白旗诸王却没有采取相应的对抗行动，反映了皇太极在世时，拱卫京城和皇宫的重任主要是由两黄旗担当的这一事实。
两黄旗的强大实力及特殊地位，确实是多尔衮实现称帝计划的最大障碍。继统危机期间，“英王、豫王跪劝睿王当即大位”时曾激动地说；“汝不即位，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28]就表明了这一问题。
表面上看来，无论豪格还是福临即位，两黄旗都可以保持在满洲八旗中的特殊地位，其实，豪格当政后显然会将他所掌握的正蓝旗置于两黄旗之上，甚至还会仿效皇太极改旗的作法，将正蓝旗改为正黄旗或镶黄旗，从而有损于两黄旗的利益。其次，图赖、索尼等人属于皇太极的嫡系，自然也十分重视维护並不断加强满蒙贵族结盟的政策，福临称帝就会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由此可见，在拥立福临的问题上，太后与两黄旗主要大臣的利益是一致的。最初，两黄旗大臣在拥立豪格的同时，所以又附加须以福临为太子的先决条件，当是孝庄文皇后向他们提出拥立福临以解决皇位争端的建议，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结果，而图赖、索尼等推翻与图尔格、塔瞻的协议一事则表明，太后通过进一步的活动，终于在八月十四日会议前夕，说服了两黄旗主要大臣，使他们完全倒向自己一方，从而形成一支压倒豪格，挫败多尔衮称帝野心的力量，使局势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
对于多尔衮和豪格，太后不大可能直接去说服他们退出角逐而拥立福临，这样做只能使他们产生反感，于事无补。看来她采取了大力说服关键性的两黄旗主要大臣的策略，以此间接影响互为竞争对手的这两个中心人物。太后也並未与代善直接或间接联系，因为代善在八月十四日会议上明确拥立豪格一事表明，他对太后与图赖、索尼等拥立福临的密谋一无所知，直到豪格“固辞退去”后，方才恍然大悟，急忙改口为“当立皇子”，匆匆离开会场。
豪格虽然“英毅多智略”，却没有能够充分运用自己最初所拥有的优势，在多尔衮和太后(通过两黄旗大臣)这两个强劲对手的夹击下，关键时刻软弱动摇，为福临继位与多尔衮辅政，也就是两黄旗与两白旗暂时取得妥协创造了条件，也使多尔衮此后能够对他施加一系列的排挤、打击，终于在顺治五年将他幽禁致死。太后在说服图赖、索尼等收回对豪格的支持转而拥立福临时，显然不曾料想到豪格竟因此落得这样一个悲惨的下场。
如果说皇太极在世时，太后与两黄旗大臣、侍卫们只是一般关系，甚至很少接触，那么，通过继统危机这场复杂、激烈斗争，终于使福临得以继承皇位后，共同的利益就使他们密切地结合起来。福临成为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后，两黄旗在八旗中的特殊地位就能够继续保持，也就意味着两黄旗大臣、侍卫们的利益不受损失，为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必然会全力拥护太后和福临，抵制多尔衮对皇位的觊覦；除去前述索尼、图赖，鳌拜等六人在福临即位后立即对天盟誓，“誓辅幼主”外，当硕托、阿达礼等拥立多尔衮的密谋暴露后，崇德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两黄旗大臣、侍卫等共二百一十人，其中包括上述六人以及图尔格、塔瞻、拜伊图、希福、范文程、刚林、遏必隆等，盟誓天地，效忠幼主，並特别提出，不得“谄事诸王，与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结党谋逆”。[29]这分明是太后以及图赖、索尼等人对多尔衮未遂密谋的有力回答。
多尔衮摄政期间，在他的威胁利诱下，谭泰，巩阿岱、锡翰、拜伊图、席纳布库、刚林等人虽然背叛誓言，“迎合睿王，以乱国政”，[30]但以图赖(顺治三年去世)、索尼、鳌拜为代表的两黄旗多数大臣和侍卫，尽管遭到多尔衮的多方打击，仍然坚决拥戴福临，在挫败多尔衮夺位企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仅两黄旗主要大臣坚决拥戴福临，济尔哈朗和代善同样站在太后母子一方。
济尔哈朗虽系皇太极政敌阿敏之弟，又非皇室嫡系，却深受皇太极扶持，提掖。因此，在多尔衮摄政期间，他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福临皇位的坚定拥护者，对多尔衮的-野心起着较大的箝制作用。
八月十四日会议上，代善的言行也明显地倾向于两黄旗，对多尔衮並无好感。硕托、阿达礼密谋拥立多尔衮时，曾试探代善的意向说；“众已定议立和硕睿亲王矣，王何嘿嘿？[31]显然，硕托，阿达礼事前如不征求多尔衮的意见，是决不会进行这一密谋的。-斗争经验颇为丰富的代善当然也会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立即向多尔衮“揭发”此事，“差谕睿王，言词迫切”，使多尔衮十分难堪，並陷于真相一旦暴露就将身败名裂的危险境地。“睿王惧罪及己，是以出首”[32]並立即将硕托、阿达礼及其家属处死，以掩饰自己参与密谋的罪责。
对于有自己子孙硕托、阿达礼参加的拥立多尔衮的密谋，代善所以立即揭发，主要在于他清醒地估计到两黄旗与两白旗的力量对比，认为这个密谋很难成功，因而先发制人，使自己免受牵连．其次还表明他和多尔衮很不融洽，才如此不留情面。多尔衮立即处死自己的两个同谋者，不但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而且含有报复的意图一一使代善获得大义灭亲的美誉时，[33]也尝尝大义灭亲的苦果。这一事件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将开国元勋代善及正红旗进一步推向太后母子和两黄旗方面。多尔衮此后虽重用阿达礼之弟勒克德浑以挽回影响，但收效甚微，病中的代善始终以绝对沉默对多尔衮的一些措施进行抵制。
当时清王朝总的-发展趋势，对太后母子也很有利。清统治集团继统危机最终以拥立福临而得到解决，不仅是斗争双方的力量相持不下的结果，也不单纯是为了保持满族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以便集中力量夺取中原地区统治权，另一重要原因在于，通过皇太极在世时的长期大力经营，皇权集中对后金汗国迅速发展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已使满族统治集团成员产生深刻印象，因为这也使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特权地位相应地为之增长，所以皇位应由皇子继承，皇权应不断加强的思想开始取得优势，“共主国政”的军事民主制习俗正在退出历史舞台，也是满族社会迅速封建化的反映。
总之，皇太极在世时已为清朝皇权的巩固和加强打下一定的基础。继统危机期间，两黄旗大臣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也代表了孝端、孝庄两皇后的意见)，与多尔衮、多铎，阿济格等亲王，郡王相抗衡，态度强硬，最后居然取得“立帝之子”的胜利。这是后金汗国建立(1616年)以来将近三十年中从未曾有的重大事态发展，有力地说明清朝皇权的加强已进入新阶段，．“天子自将之旗”的两黄旗，、已发展到可以维护皇权的程度。皇太极去世后，四个亲王中除去多尔衮外，豪格作为皇太极的长子，要求继承皇位，代善和济尔哈朗也不约而同地主张“立帝之子”，都体现了满族统治集团中皇位应父子相承，皇权须不断加强的这一人心所向的历史趋势。太后与两黄旗主要大臣的密切合作，则进一步增加了皇室的声势。这一切终于挫败了多尔衮的称帝计划，使福临得以继承皇位。所以太后母子在当时已经具有相当坚强的后盾，并非任人摆布、欺凌的孤儿寡母。
二
下述一系列史实表明，多尔衮在他摄政期间，曾殚精竭虑地谋求帝制自为，但在不可逾越的困难面前，终于悬崖勒马，改弦更张，另谋出路，从而进一步证实以太后母子为核心的清朝皇室所拥有的不容忽视的实力，也就是说，在此时期并不存在太后为保住福临皇位而下嫁的-需要。‘
在与豪格争夺皇位中，多尔衮由于力量对比不利于己，而在最后关头作出的让步相当机智，富有谋略。他的折衷方案不仅将政敌豪格排除出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之外，还推波助澜，加剧豪格与拥立福临的六大臣之间的矛盾，为他孤立豪格，拉拢两黄旗大臣，进一步控制清朝的军政大权开辟了道路。他在皇位继承问题上退却的同时，却又为再次发动进攻创造了条件。’
还在继统危机期间，两黄旗大臣中就出现拥立福临(图赖，索尼，鳌拜，谭泰、锡翰、巩阿岱)和拥立豪格(图尔格，塔瞻、杨善、俄莫克图、伊成格)两派。福临即位后，豪格对图赖，索尼、谭泰等人异常不满，指责他们“乃率二旗附和硕睿亲王”。他的亲信，议政大臣杨善甚至说：“此皆图赖诡计也。若得亲视其寸磔，死亦无恨”。[34]豪格还议论朝政，并攻击了多尔衮。不料这一切都被他的另一亲信何洛会所揭发。多尔衮于是借机将豪格“废
为庶人”(入关后又恢复肃亲主封号)，杀杨善、俄莫克图、伊成格等人，并“以谭泰、图赖，索尼为国尽忠，致为恶党所仇怨”，予以表彰和赏赐。[35]
多尔衮的这一措施，不仅沉重打击了豪格，大大削弱了他的力量，[36]还进一步分化了两黄旗大臣。
随后，多尔衮又以各种手法对拥立福临的六大臣进行拉拢，取得部分成效。“初时保护皇上(福临)，六大臣一心尽忠，不惜身家，誓同生死”，而“巩阿岱、锡翰因封贝勒、贝子，得享富贵”，于是“心归睿王，向鳌拜，索尼云，向者我等一心为主，生死与共之誓，俱不足凭”，[37]国谭秦曾因“匿谕旨不以示众”[38]的重罪被-在狱，“(多尔衮)遣人送野雉、野猪肉。谭泰私谓使人曰，王若拯我已死之身子-之中，吾当杀身报恩。睿王遂将谭泰从监内取出优养”。[39]对此；谭泰感激涕零，从此成为多尔衮的得力亲信。
不过两黄旗大臣中的关键人物即图赖，索尼和鳌拜却始终忠于太后母子，保卫两黄旗的根本利益，不因多尔衮的威胁利诱而动摇。
如顺治二年下半年，图赖跟随多铎扑灭弘光政权回师北京后，因见多尔衮权势日增，于是在顺治二年十月上书说。
“皇叔父王保辅皇上，效力甚多，难以枚举。图赖当年效力太宗，王之所知。今图赖之心，亦犹效力于太宗，不避诸王贝勒等嫌怨，见有异心，不为容隐。大臣以下，牛录章京以上，亦不徇隐其过恶，图赖誓之于天，必尽忠效力；图赖少有过失，王若不言，我恐不兔于罪戾，我欲改过自新，王幸毋姑息，不加教诫也”。[40]
图赖所表明的效忠临福，决不“容隐”任何人觊觎皇位的决心，不仅代表了两黄旗的大部分官员，甚至可能还道出了其他各旗不满多尔衮专权的官员的心声，也是对多尔衮的间接警告。这时豪格、济尔哈朗虽已初步遭到排挤，打击，锡翰、巩阿岱等也已倒向多尔衮，但是拥立福临、抵制多尔衮称帝企图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因而迫使多尔衮不得不公开表明心迹：
顺治二年十二月，摄政王多尔衮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遣人传语曰，今观诸王、贝勒、大臣，但知谄媚于予，未见有尊崇皇上者，予岂能容此。昔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诸王、贝勒、大臣等率属意于予，请予即尊位。予曰，‘尔等若如此言，予当自刎’，‘誓死不从，遂奉皇上缵承大统。似此危疑之时，以予为君，予尚不可，今乃不敬皇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后，可悉识之，有尽忠皇上者，予用之爱之，其不尽忠，不敬事皇帝者，虽媚予，予不尔宥也。溯兹鸿绪，’创自太祖、太宗，二圣所貽之业，予必力图保护，俟皇上春秋鼎盛，即行归政。予之声名岂渺小耶”。[41]
不久，多尔衮又“谕内院，嗣后诸王大臣差遣在外，凡有奏启，止令具本御前，予处启本著永行停止”。[42]
上述事件只是两黄旗与两白旗之间围绕皇位问题进行的激烈斗争的一个方面的反映．对于多尔衮来说，这些表白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
顺治四年，多尔衮违背崇德八年八月十四日会议的决定，“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43]这是他对清朝最高统治机构加强控制的第一个步骤。
在此基础上，顺治五年三月，多尔衮制造了一场大狱；借口刚刚班师回京的豪格隐蔽部将冒功，“又欲将罪人杨善弟机赛补护军统领”，“至于三次戒饬，犹不引咎”等罪名，“夺其所属人员”，“幽系之”，[44]不久死于狱中。又以继统危机时，济尔哈朗同意两黄旗大臣“谋立肃王为君”的计划，“乃言我意亦如此”，“擅谋大事”，“革去亲王爵，降为多罗郡王(不久又恢复亲王爵)。罚银五千两”。参与这一计划的“鳌拜巴图鲁，免死，赎身”。“索尼，免死，尽革所有职，赎身，黜为民，徙居昭陵”。[45]这样，当年继统危机时多尔衮的主要对手，已被一网打尽，多尔衮进一步控制了清王朝的军政大权。
两黄旗大臣与济尔哈朗等的拥立豪格，并非在福临即位之后，而在议立嗣君期间，所以无从构成罪名。否则，阿济格和多铎当时跪请多尔衮继承大统，又应如何处置？图赖、索尼、鳌拜的坚决拥立福临，多尔衮自然一清二楚，所谓“谋立肃王为君”只不过是他压制、打击政敌的借口而已。不过这个问题也就因而被弄得相当混乱，直到多尔衮去世后，冷僧机还说。“两(黄)旗大臣原誓立肃亲王为君，睿王主立皇上”，[46]以此为多尔衮评功摆好，并挑拨福临和索尼、鳌拜等人的关系。
索尼，鳌拜是太后母子据以抵制多尔衮称帝企图的两黄旗的核心人物，多尔衮居然对他们作出如此处理，其矛头所向十分清楚。顺治五年三月事件的严重性就表现在这里。
同年十月，清王朝资历最深的开国元勋礼亲王代善去世。十一月，多尔衮“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47]济尔哈朗等人在多尔衮去世后对他的这番指责，不仅透露当时满洲亲贵对多尔衮行径的极大忧虑，还表明清王朝的-局势从此日趋紧张。此后多尔衮的一系列措施，也更增加了人们在这方面的疑惧。
《汤若望传》中对当时的情况作了如下叙述：
“满人人北京之最初六年间，摄政王多尔衮为中国实际上之统治者。但是顺治皇帝之名义却严格被扶持，一切表章奏疏均直接向皇帝呈递，批答表章奏疏与颁发谕令，皆以皇帝之名义行之”。
这是多尔衮在顺治五年十一月自称皇父摄政王以前的情况，他对福临还维持着表面的“尊崇”。
“摄政时期将近结局”，多尔衮“这时竟要图谋国家最高权位，大有自为皇帝的心思了”。“他自行建筑美丽宫殿一座，服皇帝之服装，自称为‘皇父与国父’，并且以自己底名义下诏谕。冲龄的皇帝已经开始为自己的生命忧惧操心起来了”。
可见顺治五年十一月是多尔衮摄政七年的转折点，他对福临的态度陡然一变，引起清朝政局的很大动荡。
“摄政王相信，他的这种贪求虚荣的计划，最好的实现方法，就是他如果建造一座
新的，只是为朝廷与朝臣所规定的城堡(即在永平地方筑避暑城一一作者)，而把皇
帝作为一个俘囚迁移其中”。[48]
汤若望在这里甚至将多尔衮夺取帝位的具体步骤都直接指出了。(这种说法并不确切，请参看下文。)
多尔衮在顺治七年尊所生母为皇后并“鉜享太庙”一事，朝鲜《李朝实录》孝宗元年九月己未条记载：“时九王之母柑庙颁赦，清使二人又将出来，中外无不疑惧”。[49]可见当时不仅清朝统治阶层成员，连朝鲜李朝君臣也认为这是多尔衮准备称帝的又一重要步骤，为清朝政局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甚至发生战乱而惊惶不安。
《清史稿》“喀兰图传”指出，“多尔衮摄政，请上幸其第，喀兰图方退直，闻上扈从无多人，即持弓矢趋诣左右防卫”。[50]福临去摄政王府，材料明确记载的只有顺治七年七月辛酉一条(见下文)，喀兰图赶去防卫的显然就是这一次。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忠于皇室的人们，惟恐福临遭到多尔衮暗害的心情。
福临颁布的关于拜伊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冷僧机五人依附多尔衮的罪状的诏书中，对多尔衮的称帝计划曾有所透露；“睿王曾云，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今索尼、鳌拜辈意向参差，难以容留，遂将索尼遣发，鳌拜问罪”。[51]这条材料说明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多尔衮摄政期间称帝欲望十分强烈，甚至因此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
第二，由于两黄旗的实力犹存，迫使多尔衮提出以己为帝、以福临为太子的折衷方案，不料还是遭到两黄旗中仍然忠于太后母子的大臣们的反对，于是他恼羞成怒，在顺治五年三月，以“谋立肃王为君”的莫须有罪状，将索尼、鳌拜两个首要分子，分别“遣发”和“问罪”。
索尼在两黄旗大臣中富于智谋，也很有威信，因而多尔衮在崇德八年八月继统危机中才特地“诣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所以他在顺治四、五年间就其称帝计划征求索尼意见，也是很自然的。
即使在乎日议政时，索尼的意见也往往与多尔衮相左，“王以是愈憾索尼”。[52]索尼在顺治五年三月被“遣发”后，多尔衮曾有意再行起用：“索尼虽不附我，然商议大事，无出索尼者，岂索尼至今，尚不儆醒乎”?[53]所谓不附我，自然也包括反对多尔衮的称帝计划在内。
多尔衮既然将称帝计划与索尼等商议，也会告知济尔哈朗和代善。从顺治五年三月大狱的矛头也指向济尔哈朗，就反映出他还是坚持拥戴福临，而不赞同多尔衮的取而代之。多尔衮所以在代善去世后才自称皇父摄政王，同样显露出代善也反对多尔衮称帝的蛛丝马迹。
多尔衮去世后，济尔哈朗等指责他“又亲到皇宫院内，以为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侍臣”。[54]可见多尔衮在顺治四、五年时也曾进宫谈判，通过福临的侍臣，[55]以皇太极夺取他的帝位作借口，强迫太后母子同意他的称帝计划。显然，他也遭到拒绝(参见下文)。
尽管称帝计划遭到各方面的反对，顺治五年十一月，多尔衮还是不顾一切，自封为皇父摄政王，公然行使皇帝的职权，造成虽无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的既成事实，等待时机，以便迈出夺取皇位的最后一步。
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并非偶然，因为他既然准备“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使自己和福临从叔侄关系成为父子关系，所以由“皇叔父摄政王”改称为“皇父摄政王”，自然顺理成章，合乎逻辑了。这就是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的原因或历史背景。将这一称号与太后下嫁相联系，则是一种推论，并无史实可以证明。
其实，从上述多尔衮成为皇父摄政王之后的有关行动，以及因而造成的清朝紧张-局势来看，人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太后如果下嫁，那么不但没有产生维护福临皇位的预期效果，反而大大刺激了多尔衮称帝的胃口，“冲龄的皇帝已经开始为自己的生命忧惧操心起来了”。是太后失策，还是本无太后下嫁之事呢？
朝鲜《李朝实录》的一条材料表明，对于多尔衮的自称皇父摄政王，太后母子曾进行过一些抵制。
朝鲜孝宗元年(清顺治七年)三月戊午，国王接见清朝来使：
“上……接(清使)于仁政殿，行迎敕礼。清使又以一敕书授于上，乃摄政王书也。……其敕云：‘皇帝敕谕朝鲜国王。前谥尔先王(即仁祖李琮，上年去世)，尔不耑疏谢恩，兼乏谢献之仪。皇叔(父)摄政王赠帽，亦不曾有谢恩本章，虽具有礼物，而单上不书皇叔父摄(政)王，此皆失礼之处。……’其二日。‘皇父摄政王敕谕朝鲜国王，……”。[56]
可见直到顺治七年年初，福临在致朝鲜国王的诏书中，还将多尔衮称为皇叔父摄政王，而清朝使臣同时递交的多尔衮的诏书中，却自称皇父摄政王。福临诏书在如此重大问题上不可能出现笔误，而是反映太后母子对多尔衮自封为皇父摄政王的不满，甚至达到使这一分歧在国外暴露都在所不惜的程度。不过他们的抵制也只能限于对朝鲜的这种场合，同年七月，福临关于多尔衮生母“拊享太庙”的诏书，由于主要是对国内，所以就不得不用皇父擬政王的称号了。这是太后母子与多尔衮明争暗斗的一个方面的反映。
顺治七年的各种情况无不说明，事态已发展到临近摊牌的地步，动乱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可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多尔衮在最后关头竟然作出了另一种抉择。
多尔衮去世后，“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首告……王欲于永平府圈房，偕两旗移驻。与何洛会、罗什、博尔惠、吴拜、苏拜等密谋定议，将圈房主人已经遣出，会因出猎，稽迟未往”。[57]按，顺治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摄政王以有疾不乐，率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八旗固山额真，官兵猎于边外”，[58]于十二月初九日在喀喇城去世。所以多尔衮是在顺治七年十一月中旬以前最后作出移驻永平的决定的。
多尔衮准备率领两白旗移驻永平的问题，福临在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追论摄政王罪状的诏书中也指出；“(多尔衮)曾向何洛会、吴拜、速拜、劳什、钵罗会商改，欲背皇上，带伊两固山移驻永平府”。[59]顺治十二年三月，济尔哈朗等再论多尔衮的罪状时也说：“尤叮异者，睿王欲离皇上，私与所属党臣定计，驻扎永乎”。[60]
热衷于称帝的多尔衮，为何在顺治七年年末，即顺治八年正月三十日福临十四岁亲政前夕，突然“欲背皇上”、“欲离皇上”，率领两白旗离开北京，移驻本旗田土所在地的永平府，也就是说放松对清朝-中心北京和福临的控制呢了这说明他已经作出自己一生中的最重要的抉择，即放弃夺取帝位的计划，抢在福临亲政之前，在永平府建立相对独立于清中央政权的势力范围；如果在此地不能立足，也便于就近向盛京地区转移。顺治七年七月，多尔衮下令立即在古北口外修建避暑城，看来正是为他在这里长期居住作准备。他将生母“拊享太庙”，也是要在福临亲政前，造成既定事实，是他归政前有关措施的一部分。这些事实也表明，最迟在顺治七年年终他已作出了归政的决定。
对于多尔衮，归政的抉择固然非常痛苦，而皇父摄政王的称号自行消失后，他在北京’的处境也将十分尴尬，因而他决定在远离北京之处建立变相小朝廷。自然，多尔衮不会轻易将已掌握的清朝军政大权全部交出，必定在一个时期内对福临进行一定程度的遥控，永平地区则是他不再能控制清朝局势时的退路。
多尔衮的归政抉择尽管很不彻底，并会给清朝带来新的混乱，但从总的方面看，积极成分终究超过消极成分。这与他在崇德八年继统危机时期能够照顾清王朝大局的作法相一致，有其一脉相承之处。
多尔衮的悲剧在于，尽管他已作出这一重大抉择，并准备以行动(率领两白旗离开北京)表明自己归政的决心，但是正在这个时刻他却溘然长逝，因而这一切不但不为人所知，他的移驻永平计划反而成为一条重要罪状。
多尔衮作出这一抉择后，他的言行也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多尔衮正妃博尔济吉特氏于顺治六年十二月去世，他也在第二年病倒：
“(顺治七年七月)辛酉，固山贝子锡翰，与席纳布库、多尔济达尔汗，冷憎机、哈世屯等，诣摄政王府。王怨曰，顷子罹此莫大之忧，体复不快，上虽人主，念此大故，亦宜循家人之礼，一为临幸。若谓上方幼冲，尔等皆亲近大臣也。又曰，尔等毋以予言擅请临幸，倘驾至，尔等罪益甚矣。锡翰等出，王遣人追止之。甫出门，锡翰等巳奏请驾临幸矣。上既至，王让锡翰等曰，尔等故违予令，不告予，擅奏请驾临幸，其意岂非以上至，即可借以释尔罪乎。言讫，向锡翰等跪且拜。顷之，驾回，王下锡翰等于议政王、大臣会议。(予以降职、罚银等处分)”[61]
多尔衮倘若仍然热衷于夺取皇位，那么即使丧妻、患病，也不会产生空虚之感，从而希望福临能以叔侄的关系前来探视。只有作出归政抉择，多尔衮的内心才出现空虚，病中需要安慰。由于决定归政，他和福临之间也从单纯的敌对-关系，开始萌发出某些家人、叔侄之情。他为自己的抉择而委屈，觉得已为福临作出重大牺牲，这是他抱怨福临不来探视的主要原因，尽管福临并不知情。
正是由于作出归政抉择，多尔衮也开始注意到君臣关系问题，因而命令锡翰等人不得将他的怨言报告福临，并借此“擅请临幸”。不料福临还是被迫赶来：“锡翰、冷僧机，席纳布库散遣皇上侍卫大臣等，径送圣躬至睿王处”。[62]“睿王与伊奸党同谋，离间皇上侍卫勒幸伊家”，[63]因而使多尔衮一时手足无措，十分恼怒，严厉责备锡翰等人违背命令，并为“感谢”他们所帮的倒忙而“跪且拜”，也是对福临的谢罪和表白。
上述情况是多尔衮作出归政抉择后心理状态的自然流露，他的言行相应地发生变化的具体反映，不可能是故意做作。至于多尔衮在顺治七年所以纵情声色犬马，为了排解作出归政抉择后必然会产生的巨大痛苦，可能是主要原因。
多尔衮既然已经在夺取帝位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为什么在最后时刻又作出归政的抉择呢?归根到底还是决定于满族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
多尔衮尽管不断排除异己，扩充实力，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却不可能对八旗制度本身作根本性的改造，各旗都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旗下仅听命于旗主的关系依然未变，所以多尔衮只能直接统治两白旗，对其它各旗则通过各该旗旗主进行间接控制。尤其是“天子自将之旗”的两黄旗，实力雄厚，与太后母子密切结合，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处于特殊地位，成为多尔衮夺取帝位的最大障碍。索尼、鳌拜的被“遣发”和“问罪”，已经是多尔衮对两黄旗所能进行的最大限度的打击，如再大量撤换两黄旗内忠于皇室的大臣、侍卫，则不仅要遭到他们的激烈反抗，还可能引起太后母子的反击，因为这牵涉到皇室和两旗的根本利益。两黄旗与两白旗如因此发生冲突，本即倾向皇室的镶蓝．正红两旗很可能进一步倒向太后母子，被多尔衮强行接管的正蓝旗，也不会为两白旗的利益而出力。
多尔衮权倾一时的局面，其实只有在他继续拥立福临的条件下才能够维持。他如贸然称帝，或对两黄旗逼迫过甚，就会使-形势达到发生质变的临界点，引起满族统治集团的公开分裂，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使清朝夺取全国统治权的计划遭到严重挫折，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
多尔衮在摄政期间急于称帝，大力排除异己，打击面宽，树敌过众。他独断专行，“睿亲王摄政，诸王多与忤。郑亲王济尔哈朗降郡王，旋复爵。初以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佐理事，亦以专擅降爵”。[64]多尔衮本来暴躁易怒的脾气，随着他的健康情况的日益恶化，也更加发展，“上上下下都怕他，据说就是达官显贵往往也不能直接同他说话，要趁他出外过路时借便谒见”。[65]这一切都使他在满族统治集团中的声望不断下降，陷于孤立境地。弘历队为，多尔衮“摄政有年，威福不无专擅，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66]这种看法不无道理。
多尔衮的逐渐孤立，也就意味着满族统治集团成员对皇室的向心力的进一步加强，太后母子潜在力量的扩大，以及对多尔衮夺取帝位的阻力和牵制因素的增加。
导致多尔衮的退却，也与两白旗诸王大臣的某些情况有关。多铎是多尔衮的主要依靠对象，备受重用，不过他在继统危机时期与多尔衮之间产生隔阂，和豪格的关系却逐步密切。他在顺治六年的去世，对多尔衮无疑是个沉重打击。阿济格有勇无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多尔衮并没有把他作为左右手看待，他之所以不曾继多铎之后成为“辅政”，就很可说明问题．，阿济格在多尔衮突然去世后，立即与两白旗大臣、侍卫发生冲突，陷于孤立，福临、济尔哈朗等乘机将他幽禁，随即处死。
两白旗大臣和侍卫中始终缺乏核心人物，在这方面与两黄旗相比较，显然相形见拙。皇太极去世后，以图赖、索尼为首的两黄旗大臣、侍卫，在多尔衮的多方分化和打击下，除少数人外，能够“坚持一心”，[67]在保卫皇室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两白旗大臣和侍卫在多尔衮去世后，却纷纷自寻出路，为投靠新主子而相互攻击，彼此揭发，终于被对方各个击破，土崩瓦解，任人宰割，《清史稿》就此指出：“睿亲王既薨，诸阿附者(包括投靠多尔衮的谭泰等两黄旗大臣)乃互相倾，……转相排轧，同就诛夷”。[68]自然，多铎、多尔衮相继去世，群龙无首，是造成两白旗人心离散的重要原因。多尔衮对自己营垒的问题不会没有觉察，这就不能不影响他夺取帝位的决心和信心。
多尔衮固然是满族统治集团中的一位杰出人物，但两白旗与两黄旗的上述不同表现，也反映了他和皇太极在用人等方面的差距。
总之，多尔衮的权倾一时，并不等于已经具有相应的实力，而反对者由于连遭打击，虽然一时保持沉默，力量却不容忽视。多尔衮去世仅仅两个月，两白旗居然一败涂地，这就充分表明，在他摄政时期满族统治集团各派力量对比的真实情况。
范文程是清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他不同于刚林、祁充格等人，始终和多尔衮保持一定距离，这除去某些政见分歧外，估计已预见到清朝-局势发生剧变的不可避免性。
多尔衮终究是个有头脑的人，能够大体估计出各派力量的对比，认识皇权日趋集中的总的趋势，因而在福临亲政前夕，当他的权势已处于巅峰状态时，经过极其痛苦的内心斗争，终于悬崖勒马，作出归政的最后抉择。清初满族统治集团的两次皇位争夺中，多尔衮都比较能够顾及清朝的统治大局，在中国历代统治者中也是罕见的。这就是多尔衮在他摄政期间：不曾夺取皇位的原因。
多尔衮决定归政的同时，又准备在永平地区建立变相的小朝廷，势必会给清朝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不过这一割据与皇权日益集中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而且两白旗与作为全国性政权的清朝的力量对比相差悬殊，所以即使出现，也不可能长期存在。
崇德八年八月的继统危机，以及多尔衮摄政时期围绕皇位问题的复杂、激烈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两黄旗为保持天聪元年(1627年)以来所取得的特权地位，两白旗为恢复努尔哈赤时期的特权和利益，因而产生的尖锐矛盾的具体反映；这是考察太后下嫁传说时不可忽略的历史背景。太后终于保住福临皇位的决定性原因，在于与两黄旗大臣中的核心人物如图赖、索尼等的密切结合。这是一场实力与谋略的长期斗争，太后固守阵地，坚韧不拔，从容不迫地抵御了多尔衮咄咄逼人的历次进攻，最终挫败他的称帝计划，并基本解决两黄旗与两白旗间绵延二十四年(1627—1650午)之久的较量，在加强皇权方面又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
由此可见，太后母子与多尔衮的斗争，并不单纯是个人问题。太后如若下嫁，只会使她和两黄旗主要大臣的密切结合被削弱，甚至有可能遭到多尔衮的破坏，为他人、权两得，放手夺取帝位大开方便之门。具有-眼光的太后不会出此下策，以下嫁去乞求多尔衮的怜悯。
三
这里就一些具体问题对太后下嫁传说作进一步考察。
第一，多尔衮“亲到皇宫院内”的问题。
济尔哈朗等揭露多尔衮的这一“罪状”的全文是：“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院内，以为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侍臣”。[69]所以多尔衮去皇宫内院，只是就称帝问题威胁太后母子(参见上文)，并无其它意图。太后果真下嫁，多尔衮也就可以出入宫禁，济尔哈朗等人投鼠忌器，自然不敢将此列为他的罪状，否则将置太后于何地?
上文所引《清世祖实录》顺治七年七月辛酉关于福临“临幸”摄政王府的记载，对判断本问题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因为太后如若下嫁，并住进摄政王府，多尔衮病中自然不会感到举目无亲，抱怨福临不来探望了。多尔衮若是住在皇宫内院，就更不可能发此怨言。事实却是多尔衮独处王府，对福临没有“循家人之礼，一为临幸”而牢骚满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事实的真象。
第二，满洲旧俗与太后下嫁问题。
多尔衮以如太后为妻固然符合满洲旧俗，无可厚非，不过清王朝这时终究已处在人口占绝大多数、高度封建化、三纲五常思想根深蒂固的汉族社会中，太后和多尔衮都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的相当突出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会不考虑因此所造成的影响。太后始终甘居幕后，不愿张扬自己，为什么偏偏在下嫁问题上颁布大婚诏书，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呢?
《汤若望传》指出，多尔衮取豪格之妻．“却是为全国之所愤慨非难的一件事情了”。[70]多尔衮如若取皇太极之妻(太后)，那么所产生的轩然大波可想而知。可是除去张煌言的有关诗作外，为什么没有任何著作记载或暗示这种大事?
对于多尔衮取豪格之妻，清统治者始终认为是他的一条重要罪状。如顺治八年二月，济尔哈朗等指责多尔衮“逼死肃亲王，又纳其妃”，[71]济尔哈朗等在顺治十二年三月又指出：“查睿王将肃王无因戕害，收其一妃，又将一妃私与伊兄英王，此罪尚云轻小，何罪为大？”[72]济尔哈朗等人的这种提法，虽然出于打击多尔衮的-需要，但也反映出清统治者入关后对这一旧俗的观念的一定变化。太后下嫁如实有其事，济尔哈朗等对多尔衮的这条罪状，就很有可能含糊其词了。
多尔衮与太后之间有无暖昧关系，无从判断，即使存在这种情况，也和太后下嫁有根本区別，不能等同视之。
第三，太后下嫁诏书问题。
1947年1月28日《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第35期，刊登刘文兴于1946年10月所撰《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一文。该文作者指出：
“清季宣统初元，内阁库垣圮。时家君(刘启瑞)方任阁读，奉朝命检库藏。‘既根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摄政王致史可法、唐通、马可书稿等．遂以闻于朝。…时又于起居注档上，见有《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一册，黄绫装背，面钤有弘文院印。……特书式博大，与康熙立馆后所修起居注不合。……家君心窃疑之，遂语诸同僚，不虞竟散失，盖为同僚某闻而窃取之矣。越一年，始见诸厂肆，家君亟购存之。
……
“是书这录殊不恶，字体类瘦金，傅沅叔老人极称之。忽忽藏吾家三十年余矣。今乃以易米，会当永别，聊跋诸后”。[73]
尽管此文明确指出，太后下嫁诏书确曾在宣统元年(1909年)被清朝内阁中书刘启瑞所发现，似乎不容置疑，不过其中还有如下令人莫解的问题。
太后下嫁诏书从发现到“以闻于朝”的全过程，显然不可能由刘启瑞一手处理，绝对保密。他既然已将发现《皇父摄政王起居注》的问题“语诸同僚”，那么就不会、也没有必要隐瞒太后大婚诏书的发现，因而它肯定会在刘启瑞的同僚中引起很大轰动。即或他们在宣统年间不敢泄露此事，辛亥革命后也会迅速外传。
从文中所记傅增湘对《皇父摄政王起居注》的字体极为赞赏的情况看，此件档案曾被不少名流学者所鉴赏。刘启瑞父子介绍它的发现与收藏的曲折经过时，依据常情，也要由皇父问题联系到太后下嫁，从而透露发现太后大婚诏书的问题，使这一引人注目的消息传播于世。
问題在于，这一本来会迅速外传、势必引起人们浓厚兴趣的大事，从1909年到l946年的三十七年中居然丝毫不为世人所知，这又如何解释?
退一步讲，即使刘启瑞当年确曾发现太后下嫁诏书，并由他个人全权处理，不为人知(这是不可能的)。此后出于某种原因，使刘氏父子几十年中对此事守口如瓶，因而始终不曾外传．但是人们立即会产生新的疑问：《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出售前夕，刘文兴为什么突然又在《起居注跋》中披露这一秘密？还居然将它的剪报贴在《起居注》之后，唯恐人们不知道曾发现太后下嫁诏书的这件大事。是什么原因促使刘文兴的态度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人们不能不对所谓发现太后下嫁诏书这一报道的真实性，产生很大怀疑。
第四，福临在多尔衮摄政期间的处境问题。
顺治九年三月，福临将拜伊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冷僧机五人的“罪款一并发出”，命令“诸王大臣会审”。他们的“罪状”集中反映了这位幼年皇帝当年的艰难处境。
顺治七年前，福临的亲近大臣中，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等投靠多尔衮的两黄旗大臣，扮演了监视、控制福临的主要角色，鳌拜、巴哈等两黄旗大臣对福临则忠心耿耿，“殷勤竭力”，因而招致巩阿岱等人的极大不满。顺治五年三月大狱时，“冷僧机、巩阿岱、锡翰议云，鳌拜、巴哈不宜留上左右，当与宗室博穆博果尔俱逐退，勿令近御”。福临从此被进一步孤立。顺治七年七月，多尔衮卧病摄政王府，抱怨福临不来探望，于是“锡翰、冷僧机、席纳布库散遣皇上侍卫大臣等，径送圣躬至睿王处”。福临被多尔衮所严密控制的情况，于此可见一斑。
在日常生活中，多尔衮的亲信对福临的轻蔑、嘲讽不一而足，福临的人身安全有时也处于没有保障的状况。
一次围猎时，巩阿岱、锡翰等“平坦之路，任意自行”，“上(福临)行之路，险峻崎岖，以致驾前巴哈，骑马失足，上步行而下。”巩阿岱等当即嘲笑说：“年少不习骑射．似此路径，遂下马步行耶”。又一次围猎中，“至沙碛悬崖之处，骑不能下，上遂步行”，巩阿岱等“并不引行平坦之路，反向平路猎兵云，皇上下马步行，尔等俱宜下马，众遂下马步行。”[74]这已发展到当众“肆意讥讽”福临的程度。另一次围猎时，“上方逐射一狍，席纳布库迎上争射，箭落皇上马前”，不利于福临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了。
福临“避痘塞外时，司膳官厄参，率众膳房人钓鱼，止留二人在膳所进膳。厄参至，上乃切责之”，厄参随即告知巩阿岱、锡翰，他们“遂詈进膳之二人云，尔等何不候厄参，而辄进膳耶”。这不仅表明厄参对福临的轻慢，还透露“御膳房”也已处于多尔衮的严密控制之下。
巩阿岱，锡翰等人“罪状”中的如下几条，也可说明一些问題：“夏猎时，巩阿岱、锡翰二人跟随护卫，身穿金黄号衣，骑射于皇上之前，儕越已极”。“席纳布库回家时，竟不奏闻皇上，但向锡翰说知，锡翰亦不转奏，擅准回家”。又如“锡翰当直宿之日，未奉上命，私自回家”。[75]他们不将福临放在眼里，已经到了不加掩饰的程度。
福临的安危既然基本上操诸多尔衮之手，后者为何始终不曾加害这位冲龄皇帝?这是由于他有太后和两黄旗作为坚强后盾，迫使多尔衮迟迟不敢下手，以免引起满族统治集团的分裂甚至火拚，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既不可能杀害，而以己为帝、以福临为太子的折衷方案又不为对方所接受，多尔衮因而进退失据，无可奈何。巩阿岱、锡翰等人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多尔衮将福临视为眼中钉的这一情况的具体反映。总之，受制于多尔衮，处境艰难，却终究保全了性命，这就是福临在顺治七年以前的境遇。如果太后下嫁属实，多尔衮为何毫无爱屋及乌之心，反而采取如此伤害这位幼龄皇帝心灵的作法?
第五，太后母子对多尔衮的严厉处置问题。
多尔衮去世后，福临的诏书中所以称他做皇父摄政王，并追封为“诚敬义皇帝”，其实是剥削阶级统治者-斗争中的常用手段。多尔衮虽死，他的亲信仍然遍布朝中，继续掌握一些要害部门，而长期遭到多尔衮排挤、打击的力量的集结还需要一个过程。为防止对方铤而走险，太后母子必须采取这种权宜之计，按照多尔衮生前的-地位予以哀悼和追封。一当条件具备(包括两白旗大臣的四分五裂)，“诚敬义皇帝”也就因‘谋逆”属实，立即遭到削号、黜庙、籍没家产、平毁墓葬等严厉处置，其亲信也被分期、分批处死和貶黜。
太后下嫁倘若属实，太后母子对多尔衮的处置也将留有余地，以免影响他们本身的形象。他们既然使多尔衮彻底身败名裂，就从一个侧面表明，太后与他其实并无传说中的那种瓜葛。
多尔衮去世后，太后母子所以对他尽情打击，除去发泄七年来的积怨，迎合多尔衮大批政敌的强烈报复心理外，更主要的目的在于削弱、拆散两白旗集团，进一步加强皇权。
皇太极即位初期进行改旗后，两白旗与两黄旗之间就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皇太极去世后，两白旗更作为支持多尔衮争夺帝位的实力集团出现，对皇权形成极大威胁。所以借多尔衮去世的时机解决两白旗的问題，也就成为太后的重要战略部署。而不以谋逆这一最严重的罪名加诸多尔衮，就不足以使他身败名裂，清除他的影响，并加速两白旗集团的分化。
太后母子在两黄旗的支持下，通过长期艰苦斗争，终于基本解决以多尔衮为首的两白旗集团的问題，是继皇太极消除三大贝勒特权地位后，清皇室所取得的又一次重要胜利。
由于多尔衮对满族统治集团各派系的排挤、打击，以及两白旗集团随后所遭到的严重挫折，诸王的力量大为削弱，济尔哈朗虽成为当时硕果仅存的开国元勋，但其实力已不能与摄政时期的多尔衮相比。福临亲政后在太后的扶助下，终于逐步掌握了清朝的军政大权。
第六，太后不愿归葬昭陵问题。
太后去世后，玄烨向大学士，内务府总管等颁布如下谕旨：
“太皇太后疾大渐时谕朕曰，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谆谆降旨，朕何敢违。伏思慈宁宫之东，新建宫五间，太皇太后在日，屡曾向朕称善，乃未及久居，遽尔遐升。今于孝陵近地，择吉修建暂安奉殿，即将此宫拆运所择吉处，毋致缺损。著拣选部院贤能官员前往，敬谨料理。天气甚寒，务期基址坚固，工程完备。尔等即传渝行”。[76]
太后在入关后的四十四年当中，保护、培育福临、玄烨两个幼龄皇帝，使他们分别度过多尔衮和鳖拜专权的险恶时期。逐步成长，相继接管政权，母子、祖孙的感情自然相当深厚，所以她的这一遗愿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玄烨对此却深感为难，因为归葬昭陵合乎常礼，而在孝陵安葬又是祖母遗愿，不忍违背，于是在犹豫不决中拖延了三十五年之久，直到去世时也没有作出最后决定。雍正三年，胤褸才将太后就地安葬，称为昭西陵。
太后如果确曾下嫁，玄烨也就不会将她的这一遗言公诸于众，而是迅速将她的遗体归葬昭陵，以免引起人们更多的猜测和议论。玄烨在太后归葬问题上的迟疑不决，可以作为并无太后下嫁之事的旁证。
第七，朝鲜《李朝实录》的有关记载。
《李朝实录》仁祖李琮二十七年(清顺治六年)二月壬寅的一条记载，对考察本问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上引见大臣备局堂上。……上又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云，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則二帝矣’。”[77]
所谓清国咨文，即顺治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清王朝“以奉太祖武皇帝配天，及追尊四祖考妣帝后尊号礼成”而颁发的覃恩大赦诏。诏书宣布，多尔衮“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加封为皇父摄政王。[78]这里并没有提到太后下嫁之事。李朝官员金自点就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的问题询问清朝来使时，对方的回答很简单，也没有涉及太后下嫁之事。’如果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是由于太后下嫁，那么清朝使者回答金自点的提问时，为何对此避而不谈?倘若清朝业已颁布了有关大婚诏书，在其统治地区广为宣扬，“普天同庆’，毫不考虑会在汉族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中所可能造成的影响，那么清朝使臣在具有同样封建文化素养和同样强凋三纲五常的李朝君臣面前，又何必缄口不言?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并无太后下嫁之事，皇父摄政王这一称号的出现另有原因(参见上文)。
清朝初年，清统治者与朝鲜李朝统治者来往频繁，凡属清朝“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的大事，包括清帝即位，亲政、上尊号、大婚，甚至多尔衮之母“拊享太庙”，都立即派遣使臣携带诏书前往李朝。太后如若下嫁，并为此发布诏书，那么也应由专使迅速送往李朝，而《李朝实录》中却偏偏没有关于太后下嫁和大婚诏书的记载。
明清之际，朝鲜李朝君臣对清统治者并无好感，《李朝实录》及其它有关记载中都反映了这一问题。如若清王朝并未将太后下嫁事通知李朝(不可能如此)，那么每年数次前往北京的李朝使臣回国后，也必然会详细报告此事，引起李朝君臣的议论，视为奇谈，而《李朝实录》中也偏偏没有关于此事的片言隻语。
第八，《汤若望传》所反映的问题。
本书是德人魏特根据汤若望本人以及其它方面的大量有关档案材料所编辑。天启三年(]623年)到康熙五年(1666年)的四十四年中，汤若望基本上住在北京。他和多尔衮有所接触，与福临和太后的关系很密切。所以本书对于了解清初的各方面情况，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通观《汤若望传》，并无有关太后下嫁之事的记载或任何暗示。汤若望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为他的义女即太后隐瞒此事，如果清王朝确曾颁布过大婚诏书，他就更没有必要对此讳莫如深了。何况当时在中国还有其他西方传教士，他们也会对这件大事详加记载。
汤若望对清朝最高统治者生活情况的记载都相当直率。关于多尔衮取豪格之妻一事，他指出：“至于说阿玛王(多尔衮)于肃亲王-后，霸占了这一位侄子底妻妾的举动，却是为全国之所愤慨非难的一件事情了”。他对福临婚前的“道德方面的过失”以及后来将董鄂妃“收入宫中”等问題，也并不因彼此的密切关系而代为掩饰。[79]所以多尔衮如取太后为妻，他同样会振笔直书的。
又，笔者曾请有关同志查阅《入华耶稣会士列传》一书的中文译稿，也无太后下嫁问题的记载。)
四
太后下嫁传说出现的根源在于多尔衮的成为皇父摄政王。
摄政王而又冠以皇父，中国古代无此先例，而首先会在地主阶级士大夫中引起轰动，特另u是由皇叔父突然改称皇父，人们惊诧之余，也要思索这一变化的含意，由皇父联系到皇后，由太上皇想到太后，作出皇父称号源于太后下嫁的推论。孟森先生在“太后下嫁考实”一文中的如下一段叙述，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情况的理解：
“改革以后，教育部首先发旧礼部所积历科殿试策，于抬写皇上处，加抬写摄政王，而摄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字，或冠以“皇父”字，亦不一律，一时轰然，以为“皇父”之称，必是妻世祖之母，而后尊之为父也”。[80]
由漫长历史而形成的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状态．在发展迟缓的封建社会中，很难发生迅速变化，十七世纪中叶与二十世纪初两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对皇父问题的推论。不会有很大差别。
太后下嫁说的最初传播并不在北京。顺治六七两年，朝鲜李氏王朝前后曾向北京派遣了八位使臣，[81]他们回国后都没有谈到这一问题，可见当时它在北京还没有出现，即使已经出现，也只是在少数人当中流传，所以不为李朝使者们所知。
可将雍正即位的传说与此作一对比。玄烨暴卒，胤镇即位后，雍正元年初，李朝派往北京的使者立即听到“雍正继立，或云出于矫诏”[82]的传说。足见李朝对清统治者一些情况的了解还是相当及时的。
与此相反，张煌言虽远离北京数千里，在东南地区从事抗清活动，却在多尔衮称皇父后不到一年即顺治六年，就已经写出太后下嫁诗。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抗清意识较强的东南地区的地主阶级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从清朝顺治五年十一月所颁布的覃恩大赦诏中得知多尔衮被加封为皇父摄政王后，很快得出太后下嫁的推论，并有意散播，以丑化清统治者的形象。张煌言正是通过这一渠道得知此事并形成诗作的。[83]它的史料价值在于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一传说的最初传播情况和具体内容。
“春官昨进新仪注”一句表明，太后下嫁传说在东南地区形成之初，钱谦益就已经被“罗织”进来。这显然出于当时对他降清深为不满，而又不能公然指责的当地文入学士之口，影射他参与了这一违背人伦的事件，以示对他的鄙弃。张煌言的诗作是初期太后下嫁传说的如实反映。
此后，以东南地区为中心，这一传说逐渐向各地散播。至于它在全国范围内究竟流传到怎样一种程度，又增添了哪些内容，因无文字记载，已不可考。它的广为传播，有更大可能是在清末，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
清末革命党人为制造反清舆论，不仅翻印载有清初抗清人民惨遭屠杀情况的书籍，也印行《大义觉迷录》一书，揭露康雍之际清皇室因皇位问题骨肉相残的事实。由此推论，太后下嫁说也会进一步流传于世。
辛亥革命后，清朝野史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太后下嫁一事也就成为各种有关演义、秘史的题材，愈出愈奇，形成文字是它得以盛传的关键。
多尔衮去世后的身败名裂，是清初的一大冤案。顺治十二年，福临因“疆圉未靖，水旱频仍，吏治惰污，民生憔悴”，[84]下诏求言。于是汉族官员彭长庚、许尔安(许定国子)“各上疏称颂睿王元功，请复爵号，修陵墓”。[85]清统治者对此极为不满，济尔哈朗等立即进行全面驳斥。彭，许二人随即遭到严惩。[86]
此后很长时期，清朝官员中再也没有人敢于提出多尔衮的问题。不过康熙亲政后所修《清世祖实录》，对多尔衮的事迹却作了比较客观的记录，说明玄烨虽已了解问题的真象，却不便为他“昭雪”，只有摆出事实，供后世鉴别。
物换星移，一个多世纪前的利害关系已不复发生作用，更因-上的需要，弘历在乾隆三十八年下令将多尔衮墓“量为修葺，并准其近支以时祭扫”。乾隆四十三年初，弘历为多尔衮全面平反，充分肯定他在清朝开国时的重大功绩，强调多尔衮“生平尽心王室”，“实能笃忠荩，感厚恩，深明君臣大义，尤为史册所罕觏”，“乃实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而王之政绩载在实录者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又岂不可为之昭雪乎，”应加思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87]由其五世孙淳颖袭爵，“世袭罔替”。
弘历对多尔衮的评价突出其忠于皇室的一面，这和他对史可法忠于故明的大加赞扬．一满一汉，相辅相成，是对其全体臣民进一步灌输对皇帝尽忠乃至愚忠的思想，作为巩固清朝统治地位诸般措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弘历为涉及清初统治全局的这一重要人物彻底翻案，在清朝的历史上绝无仅有，说明在乾隆后期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刻，他对加强-思想统治的极度重视，也是封建皂权发展到极点的必然之举。
弘历为多尔衮平反，强调他对皇室的忠贞不二，其实ul就否定了太后下嫁的传说，因为这位汉化程度很深的皇帝，是决不会对弟妻兄嫂之人表示任何好感的。这也否定了所谓弘历因钱谦益为太后下嫁穿针引线，而对他深恶痛绝的说法。
考察关于太后下嫁的传说，并非猎奇，也不单纯是为了辨明这一问题，而是以此进一步了解清初的-局势，并有助于对多尔衮和孝庄文皇后这两位明清之际的突出历史人物，作出更符合其本来面目的评价。
（资料来源：《清史论丛》第八辑，中华书局1991年）
[1]《清世祖实录》卷八八，顺治十二年正月癸丑．
[2]《八旗通志》卷二三一，《和硕肃亲王豪格传》。
[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册第3487页。
[4]《清世祖实录》卷二二，顺治二年十二月癸卯。
[5]《清史稿》卷二三三，《图尔格传》。
[6]《清世祖实录》卷三八，顺治五年四月癸酉。
[7]《清史稿》卷二四九，《索尼传》。
[8]《清史稿》卷二四九，《索尼传》。
[9]《沈阳状启》，仁祖二十一年(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10]同注④。
[11]《沈阳状启》，仁祖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12]同上书，仁祖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13]参见白新良：“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载《南开史学》1981年第2期。
[14]《清世祖实录》卷五六，顺治八年四月丁巳。
[15]《沈阳状启》，仁祖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16]《清史稿》卷二四九，《索尼传》。
[17]《清世祖实录》卷三七，顺治五年三月己亥。
[18]《清史稿》卷二四九，《索尼传》。
[19]《清世祖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
[20]《清世祖录》卷三七，顺治五年三月己亥。
[21]上书，卷一，崇德八年八月丁丑。
[22]上书，卷六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23]《清世祖实录》卷三七，顺治五年三月己亥。
[24]《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
[25]格在皇位角逐中的失败，与他的下述弱点不无关系。如豪格曾对杨善等人说，“罗豫郡王曾语我云。‘和硕郑亲王初议立尔为君，因王性柔，力不能胜众，议遂寝，其时我亦曾劝令勿立，由今思之，殆失计矣，今愿出力效死于前。’其为我言如此。”(见《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
[26]《清史稿》卷二一四，《后妃传》。
[27]《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
[28]《清世祖实录》卷六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29]《清世祖实录》卷一，崇德八年八月癸未。
[30]上书，卷六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31]《清世祖实录》卷一，崇德八年八月丁丑。
[32]上书，卷九0，十二年三月庚子。
[33]《钦定八旗通志》卷一二一《和硕礼烈亲王代善传》就此事记载：“众咸谓王大义灭亲，比烈周公云”。
[34]《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
[35]《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
[36]多尔衮去世后，清统治者对这个案件重新审查后认为：“何洛会前首告肃王，非肃王有抗上之罪也。肃王以睿王摄政，心怀篡逆，不能隐忍发言。何洛会党附睿王，乃以首告。”(见《清世祖实录》卷五三，顺治八年二月癸巳。)
[37]《清世祖实录》卷六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38]《清史稿》卷二四六，《谭泰传》。
[39]《清世祖实录》卷五九，顺治八年八月壬戌．
[40]《清世祖实录》卷二一，顺治二年十月戊申。
[41]《清世祖实录》卷二二，顺治二年十二月癸卯。
[42]同上书，卷二五，顺治三年四月戊戌。
[43]同上书，卷五三，顺治八年二月己亥。
[44][44]同上书，卷三七，顺治五年三月辛丑。
[45]同上书，卷三七，顺治五年三月己亥。
[46]同上书，卷五六，顺治八年四月丁巳。
[47]《清史稿》卷二一八，《多尔衮传》。
[48]魏特：《汤若望传》第八章。
[49]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册第3804页。
[50]《清史稿》卷二二九，《喀兰图传》。
[51]《清世祖实录))卷六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52]《清史稿》卷二四九，《索尼传》。
[53]《清世祖实录》卷六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54]“迫论摄政王罪状诏”，《明清史料》丙编第四本，第306页。又参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册第3813页。
[55]所谓挟制皇上侍臣，有可能是直接威胁太后母子的饰辞．
[56]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册第3796页。
[57]《清世祖实录》卷五三，顺治八年二月癸巳。
[58]同上书，卷五一，顺治七年十一月壬戌。
[59]“迫论摄政王罪状诏”，《明清史料》丙编第四本，第306页。又参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册第3813页。
[60]《清世祖实录》卷九0，顺治十二年三月庚子。
[61]《清世祖实录》卷四九，顺治七年七月辛酉。
[62]《清世祖实录》卷六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63]同上书，卷九0，顺洽十二年三月庚子。
[64]《清史稿》卷二四六，《博尔辉传》。
[65]“鞑靼漂流记”，载《清史研究集》第一集第378页。
[66]《清高宗实录》卷一O四八，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辛未。
[67]《清世祖实录》卷六三，顺治九年二月庚申。
[68]《清史稿》卷二四六。
[69]“追论摄政王罪状诏”，《明清史料》丙编第四本，第306页。又参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册第3813页。
[70]魏特：《汤若望传》第八章。
[7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册第2812页．
[72]《清世祖实录》卷九0，顺治十二年三月庚子。
[73]转引自熊克：“清初《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原本题记”，载《四川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74]《清世祖实录》卷六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75]《清世祖实录》卷六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76]《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二，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壬申。
[77]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五0，仁祖二十七年二月壬寅。
[78]《清史稿》卷二一八，《多尔衮传》。
[79]魏特；《汤若望传》第八章。
[80]孟森：《清初三大疑案考实》。
[81]参看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9册，仁祖二十七年、孝宗元年的有关部分。
[82]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册第4387页。
[83]太后下嫁传说的出现与多尔衮取豪格之妻无关，当时人们並未将两者混为一谈，因为多尔衮是在顺治“七年正月纳肃亲王妃博尔济吉特氏”(《清史列传》卷二，和硕容亲王多尔衮传)，而张煌言的太后下嫁诗在己丑年即顺治六年就已写成。
[84]《清世祖实录》卷八八，顺治十二年正月戊戌。
[85]同上书，卷九0，顺治十二年三月庚子。
[86]同上书，卷九0，顺治十二年三月庚子、己酉。
[87]《清高宗实录》卷一0四八，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辛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