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但并非直线地扩伸。中西文化的结合才是近代文化的主要形式。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借鉴西方文化，发挥中华文明固有的融合力，变外来为内在，才建立起近代文化。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作为一种高一层次的科学文化长驱直入，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古老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开始了艰难而痛苦的蜕变历程。十九世纪六十——九十年代，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已势不可挡，西学的引进成为洋务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融、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一
中国与近代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始于明清之际。当时来华传播西学的主要是传教士。进入近代后，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仍活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成为接触普通中国人及传播西方文明的中介。他们的文化活动曾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占有重要的地位。1834年12月，英美在华的传教士和部分商人组成“中国益知学会”；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以翻译印刷《圣经》、传教小册子和自然科学的书籍为目的；1850年“五口”通商地区和香港、澳门都至少有一所美国传教士开设的西式医院。办学更是外国教会的主要活动。1830年美国公理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了贝满学校，1839年马礼逊学堂在澳门正式成立。教会学校发展很快。1840—1860年，中国有教会学校50所，学生一千人；1875年前后，学校总数达800所，学生2万人。这些学校主要都在东南沿海城市。1879年圣公会在上海办约翰书院（即圣约翰大学的前身）；1882年长老会在山东办广文学堂；1888年美以美会在北京建立汇文大学，1889年公理会等在河北通州建立华北协和大学（后两校合并为燕京大学）。传教士还在洋务派办的学校和企业中任职。例如：传教士丁韪良从1869到1894年任北京同文馆的总教习，时间长达25年之久；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曾任《上海新报》编辑、江南制造局编辑、上海广方言馆的英文教习。负有“神圣使命”的传教士为什么会在介绍自然科学和向中国输入西学中起到媒介作用呢？首先是因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在没有任何准备，人才又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被迫向西方敞开了大门，从而使传教士得以跻身于这个潮流之中；其次是自利玛窦开始，来华的传教士都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有悠久而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天堂”中的上帝遇到了人世中的孔子思想体系的抵抗。传教士们只有利用、宣传西方的科学成就，以便博取当时中国人的好感和信任；再次是长期以来，中国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先进，而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又属于外围文化，它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摩擦和阻力较小，易于沟通。因此，外国传教士为了在中国扩大自己的势力，在传教的同时也传播西学，自然科学技术成为中西文化沟通的突破点。
但是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绝不应过分夸大。因为十九世纪末以前来华的传教士并非都是学有专长者，他们中受过西方正规高等教育的人数不多，受过专业训练的更少。同时传教士带来的文化知识，是经过教会“净化”过的思想和知识。他们介绍西方科技时，常常有意加入反科学的内容，许多译著都将科学歪曲为上帝的旨意；对西方文明的精华，如自由、民主思想都加以回避。可见，他们传人的知识，局限性很大。
尽管如此，西方知识的输入，却多少打开了中国士大夫的眼界，起了开创新风气的启蒙作用，对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史无前例的挑战。它引起人们对旧学的时代适应性的怀疑。并启发人们重新认识外部世界，在客观上开辟了西学东渐的一条狭窄的航道。
必须指出的是：洋务运动时期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已不主要是依赖于传教士垄断的被动的输入，洋务派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采取了积极引进的态度，使西学能在较稳定的环境中和缓地向前发展。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这是当时融合中西文化的理论形式，是吸收西方文化之长以补中国文化之短的方案。“中体西用”作为洋务派的文化政策，推动了中国文化的新陈代谢。在开始时，其重点实际是提倡和保护西学，使西方文化的输入合法化。即“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洋务运动》，（一），第177页）也就是允许在充斥封建旧文化的天地里容纳部分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文化，为西学在中国的存在争得一席之地。这反映了洋务派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逐步深化，因而主动引进西学。
官方的公开引进是当时西学输入的主要途径，洋务派在这方面是有贡献的。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面对当时严重的内外危机，洋务派为适应这一严峻的形势，提出了“自强求富”的口号。他们举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开办新式学堂，成立官方翻译机构，派出外交使团和留学生，形成了输入西学的相当规模和系统。它表明，中国官僚中有一部分人欲以西方科技来弥补中国文化的欠缺。
倡导自强的洋务运动是以引进西方科技，兴办近代企业为主要内容而开展起来的。在动力、制造、纺织、矿冶等技术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输入。江南制造局建立后，购有车床、刮床、钻床、锯床等，1876年基隆煤矿引进了一批西方开矿机器，用于凿井、采煤、抽水、提车以及通风、截木。1892年湖北汉阳铁厂引入“西门——马丁炼钢法”，即平炉炼钢法。此外，还购进了成套的纺织设备和石印的印刷技术。容闳最先建议曾国藩购置制造机器之机器，如“各式车床、锥锉等物”，“由此车床锥锉可造成各种根本机器，由此根本机器，即可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它种种有机械之物”。（容闳：《西学东渐记》，第87页）
洋务派不仅采取直接引进的方式，购买成套技术设备，而且也注意科学技术理论的输入，即所谓“采西学，制洋器”（《洋务运动》，（二），第24页）同时并举。为了引进科技理论，他们对翻译工作甚为重视。曾国藩曾说：“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务运动》，（四），第18页）洋务派组织人力，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书籍。当时京师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北洋水师学堂、开平矿务局、金陵机器局、北京海关税务司等都集中人力译书。其中最主要的是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和京师同文馆。从1867年设立翻译馆到1880年，江南制造总局就印了西方书籍98种，232本；译成未刊的45种，142本：主要引进了军事、数学、物理学、化学、近代矿物学、古地质学、天文学等。京师同文馆在30年间，译著了近200部侧重于介绍西方外交、历史、时事等方面的书籍。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最初也是伴随洋务运动中认识世界、学习西方的浪潮进入中国的。同治十二年（1873年）闰六月二十九目《申报》刊登一则消息：“英国有博士名大蕴者，撰著各书，大显于世。近世新作者则又有《人本》一书。盖以探其夫宇内之人凡属性情血气是否皆出于一本也……。”（见《申报》，上海书店影印本，第三册，第177页）文中的“大蕴”即达尔文，《人本》就是他在1871年发表的《人类的由来及其性选择》一书。但当时进化的观点和进化论的介绍并无专著和专文，是零星、片面和笼统的。它依附于“格致”之学。
洋务派还通过译书、举办学堂和派留学生等活动培养了一批外语、外事、科技和军事方面的人才，增强了人们的科学意识。
民间先进知识分子对西学的传播是洋务运动时期引进西学的又一途径。进入近代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中国已大大落后了。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他们一直在寻找一条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的学习西方的道路。他们积极从事传播西学的活动。当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有较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的文人，大量阅读介绍西学的书籍报刊，从而逐步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并开始传播西学。在沿海地区与海外联系较早较多的地方，具有一定自然科学知识素养的人，成了中西文化最早的沟通者。例如，精通算术的李善兰1852年来到了上海，到1860年已与西人合作，译书七种。60年代末，“于西学窥见原委，尤精制造”（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252页）的江苏士人华衡芳与“专研博物格致之学”、“试制诸器绝妙（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252页）的同乡徐寿到上海参加了文化交流工作。出生于苏南农村的不第秀才王韬1849年仅22岁，大胆地进入上海英国教会办的墨海书馆就职，结识麦都思、慕维廉、艾约瑟、伟烈亚力等一批英国文化人士。他在墨海书馆任职13年，协助英国人编译了大量介绍西方文化和现代科学知识的书刊。例如，他编辑了上海第一个中文月刊《*丛谈》，出版了《中西通书》；帮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和艾约瑟一起编译了《格致新学提纲》（后改名《西学原始考》）、《光学图说》；和伟烈亚力一起编译《西学天学源流》、《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他还自著了《泰西著述考》。江苏籍翰林冯桂芬，1860年来到上海，接触西学，认为西学中“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格致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冯桂芬：《采西学议》）因而他提出“广取士”、“改科举”、“制洋器”、“采西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另一种形式是走出国门，直接接受西学的熏陶。一批又一批地出使、考察、游历、留学，是近代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高级形式，也是他们能更系统地宣传西学的有利条件。1867—1870年，王韬游历英、法、俄，后长居香港，在外达20年，堪称出洋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后马建忠赴法学习，薛福成出使西欧，著有《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容闳7岁入美国传教士办的学堂，1847年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近代第一个留美学生。他在曾国藩、李鸿章的主持下，率领第一班120名学生从1872年起分四批赴美留学。容闳还著有《西学东渐记》一书。他们参与西学的介绍，更使西学引进工作大为发展。
二
对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引进，应作何评估呢？我认为，十九世纪后半叶，只是西学输入中国的初级阶段，传入的西方知识都是很杂泛粗浅的。开始时，洋务派只学“船坚炮利”，没有认识到西方文化中还有别的东西高于中国文化。而学船坚炮利就得办厂开矿，就得学习工程技术，于是又开始了对自然科学技术的注意。在洋务运动时期，科技输入还停留在十分低级的状态，人们存有情性，掌握新技术并不断革新的愿望并不强烈。
西学的输入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的传播遇到过很大的阻力。一是由于受传统文化中的封闭性一面的影响。西学只有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这块土壤的“过滤”、“培养”，才能取得生存的权利。因为人的认识运动既离不开思想文化的历史积淀，也受主体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和心理状况所限制。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包袱过于沉重，不利于西学的合理引进。二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很多文人、士子热衷于科举仕途，升官发财，对学科技真正热心者甚少。三是因为西学输入主要靠洋务派和传教士。洋务派对西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既想引进资产阶级的新学，但又死死抱住封建主义的旧学，以“西用”代替“中用”，将中体与西用结合，这种以维护儒家传统原则为前提，把西方的科技加在封建的伦理之上的做法，是具有浓厚的保守性质的。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他们侧重工业制造或与之直接相关联的实用学科，对自然科学的纯理论著作的价值认识不足，甚至反对人文科学著作的翻译。传教士翻译的著作，有的陈旧粗浅，在国外早已成了科学旧闻。
尽管在洋务运动时期，西学的输入还处于初级阶段，有种种不足，但对中国社会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西学的引进是刺激中国近代化运动的一种重要的外来力量。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官僚想通过学习西方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它既没有资产阶级的领导，也没有规划出全面近代化的蓝图，当然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近代化运动。但它却不自觉地在客观上迈出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向近代化蜕变的开始。西学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二）在西学和中学的冲突与交融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夷夏之辨”这一传统观念被突破。夷夏之辨是封建顽固势力反对社会前进，反对学习西方的一种武器，曾起了很大的阻挠作用。洋务运动时期，不少人已抛弃了这一观点，明确承认西方很多东西比中国先进。其次是“道器”观念的变化。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改变了儒家思想中重道轻器的观念，认为器可以通道，并非被动、从属，无足轻重的。再则，是利义观念、本末观念改变。进入近代后，重功利的经世之学兴盛，即注重于计功言利，以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反对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把振兴商务提到抵制外国侵略的地位和高度。
（三）西学输入培养了近代第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西学的传播扩大，中国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了。这是一个在知识结构、*倾向、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都与传统士大夫有明显差别的新兴的社会阶层。洋务派招集了一些通西学的文人及教会学校的学生，并通过举办洋务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培养和集合了一批人。他们热情地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当时的情况是：“四方好事者造诣无虚日，算数、格致、路矿、制造之属，随事指陈，各满其意而去。以致通达者众，风气为之大开。”（《洋务运动》，（八），第30页）这些科技知识终于转化为思想资料，成为封建文化的异军，在思想领域中放出光辉。掌握西方科技的人们提高了认识世界的能力，使中国封建社会里很少有过的科学意识开始加强了。他们由于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先进的*学说和世界观，从而在思维方式、文化意识、伦理观念，以及*思想等方面渐渐地偏离了封建传统的轨道。在思维方式上他们反对理学的唯心主义的“内出”、“自省”，主张向外国学习；文化教育上，反对虚学，重实学；在伦理观念上也开始触犯纲常礼教；在社会*上，把西方的议院视为立国之本。
（四）西学的传播也为后来维新派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西学的输入没有引起一场科学振兴的热潮，而在*上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重道轻器，重虚轻实的传统，致使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够重视，于是人们强调学艺难，基础差，认为*易学，从而鼓吹多学*；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的需要，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人们所学的新知识迅速地和*主张结合起来，从而促进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出现。
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引进，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但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近代中国*上所受的压力过于沉重，致使在中西文化上的调和倾向十分严重。人们对西学的介绍、了解刚开始，对中学的整理、反省也才起步，因此，两种文化一接触，就很快转入了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于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消极东西和中国封建文化的糟粕都被夹杂着留存下来，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中国人民仍然存在着如何向外国学习的问题，洋务运动时期引进西学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