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涉整个社会经济、文化乃至*统治机构发生变化的洋务运动，在表现形式上虽操演于少数地主阶级上层人士，但实际上，仅凭几个地主阶级上层人士的操演就使得整个社会都随之轰动，整个民族都进入演化行列是不可能的。少数地主阶级上层人士所以会那样操演，并所以会引起那样巨大的社会反响，根本原因在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整个中国社会都已不安于承载不了的封建母腹，炮火轰进的西方文化正无孔不入地刺激着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侵袭着中国封建经济的各个层面。中国社会的两大阶级：地主和农民都不得不适时地开始社会演化的前期活动。
存在决定意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人们的思想感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近代中国文明演化之势正是开始于森严壁垒的封建社会文化遭到全面摧击之时。当英国用“洋大炮”将中国深闭固拒的封建大门轰开，迫使不愿睁眼的中国人动用所有可用的力量和衰弱的封建道义奋力抵抗非正义的侵略者而终究失败时，不得已而涉足战事的人就已明了物质文化的优劣在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了。如投降派琦善、穆彰阿等说：中国“兵力不固”、“民情不坚”、地势无要可守”、“军械无利可恃”，因而他们力主避战求和。有志于坚拒英国不法的商贾行为，并勇敢地与英军对阵作战的时两广总督林则徐也客观地指出，英国“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乘风破浪是其长技”。无论主战还是主降，都看到并指出英军之“长”，可见掩障破除，优劣立见，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无论怎样虚夸己长，妄论人短，都只会屈服于实际力量的较量。封闭是固拒的前提，只有不知外面有世界，不知外面的世界如何精彩时才会自足于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环境。
鸦片战争的炮火，《南京条约》的耻辱以及接踵而来的农民起义，终于使封建士大夫首先伸展出丢弃虚妄，冲破封闭的思想触角，在千百年未遇的客观事实的促迫下，为自身、为乡土、为国家而努力睁开了看现实的双眼，并生出看世界，议国事，保中华的*，一时间，《歼夷议》、《中西纪事》、《康熙纪行》、《海国四说》、《瀛环志略》等公开要求改革，要求抵抗西方侵略，承认西方文化之长，同时主张学习资本主义富强之道的书籍接踵问世，这是时势造成的思想趋向。这趋向里已伏有后来洋务运动的根基。
敏感的思想嗅觉，发光的思想火花是社会新思潮，新运动产生的必要前提。但只有实际的行动需求才是使新思潮，新运动形成的关键因素。林则徐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被推到具体的行动需求面前的人，他适时、勇敢地站在封建国门口与西方来犯者较量了一番，而后又客观、冷静、不失国格地分析了中英两国实力的优劣，阐发出，习西技以强国力，“师夷技以制夷”的思想，后又将其思想精华交流于好友魏源，使志同道和的魏源成为鸦片战争后社会新思潮的集大成者。
魏源在所著《海国图志》中公开提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一语道出中国在汇入世界史流后，要与“夷”同立于世界所应走的路。他设想，清政府“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来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他预见，“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战船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海国图志·筹海篇三》。)，对近代工业技术在中国推行的前景充满信心。不仅于此，魏源还在那时特殊的刺激中萌发出将商业资本投资于近代新式工业的思想，预见了中国在存在一定数量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手工作坊与手工工场的基础上，可以兴建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动向。他对这种工业出现的形式、性质都一一论及。其思想跃进的程度之高，确乎可使人窥见“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曙光”。魏源的思想出发点既扎根于近代中国，其憧景与预感又符合近代中国的发展趋向。它最终虽未能冲破封建的桎梏，但却如严冰层下的*，预示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
当林则徐，魏源的思想提示被腐败的清政府冷置一旁时，太平天国农民异军突起地张出西方宗教大旗，对封建制度开始了武器的批判。农民显然不知道西方国家向中国传播宗教的主要意图，也不了解天主教的真谛所在。但他们崇尚天主教中上帝的子民都平等的思想。他们因痛恨封建制度的残酷、无理性而希图去建立不可能建成的人间天堂。他们因没有受过足够的传统教育而较少对西方观念的排斥，并且因为西方宗教中的平等意念符合其渴望而克制了本能的排外习惯。当西方传教士以布道为名到达太平天国区域时，太平天国将士们以“兄弟加朋友”的礼仪接待他们。太平天国不曾思考用西方的宗教冲击中国的封建统治会带来什么结果，就已先于政府指令，与西方宗教、商人以及外交人士开始了经济、文化的交往，定都南京后，由于抗清事业的需要以及中外关系的发展，太平天国领导人更是自觉地进行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活动。尤其是洪仁玕到达天京后，这种活动不仅迅速发展，其内容也由宗教转向军事技术、文化科学乃至社会*方面。洪仁玕除广读西书外，还著出被人们公认为近代首先提出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纲领文件《资政新篇》。洪秀全对此纲领中有关发展经济的主张逐一批示：“是”、“此策是也”，并准旨刊刻。可见，这个农民起义的领导团体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倾向和仿效意向是非常明确的，因有宗教信仰这根纽带，太平天国一般将领，兵士乃至民众也对西方的器械、*较少排斥心态。1853年美国公使乘“色奎哈那”号巡洋舰到天京参观时，太平天国将领们对这艘显示了西方近代军事文明的战舰充满了惊异和崇尚。一些到天京参观的外国人说，天京城内的军民“很喜欢欧洲的东西，如八音盒、手套、雨伞、钟表和*。我们时常见到好的外国钟表在南京街上出售，两块半大洋，几乎每条街都有钟表修理店”(《太平天国译丛》第二辑第68页。)。由此可见，《资政新篇》在天京问世不无基础。它虽然在基本上没能得到实施，但太平天国农民也按其借用西洋技艺的思路，做了一些尝试。如有史料记载,太平军占领昆山后,在城内建起“制造大炮、炮弹和开花炮的军工厂，由两个英国人经营”(《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三辑第247页。)。《戈登在中国》一书记述,太仓“是太平军的*库和炮弹厂(《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68页,王崇武、黎世清编。)。呤唎也回忆说“我在湖州留下了从苏州来的一个工程师和另外一个人,让他们制造枪炮*”(呤唎著《太平天国亲历记》第578页。)。太平军还雇佣外国军人参战，借用西洋的各种军事技术与清军抗衡。据1861年英国驻上海副领事福士德报告，“太平军中雇有西人一百零四名”；1862年“太平军中有西人二百名”(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175页。)。太平军在后期的历次战役中,都采用了西方构筑工事的技术，并运用西洋*作战。与此同时，太平军的敌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所率领部队也在采用西法。曾国藩在安庆建起生产*、船舰的军工厂。李鸿章则明令其将士虚心忍辱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纵观敌对双方的作为，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太平天国军队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清朝军队异的同趋，他们相互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拼斗，但与西方列强握旋、借用西法以达目的的途径却不约而同。
为什么阶级立场不同，斗争目标相异，文化素质也相去甚远的封建社会两大阶级会同时借用西法从而同时迈出走向近代化的步伐呢？这正说明封建社会母腹已承载不了已经腐朽了的整个社会机制，社会的变动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它有无比强大的渗透力，会以绝对的优势挤进落后的文化圈内，这是由人类历史向前推进的必然所决定的。无论是维护旧有统治还是推翻现存政府，无论是要建立新的社会还是再建旧形式的社会，都会不同程度地运用先进的社会文化。因为物质文化经常是先进于制度文化而行的。
因为国门已被打开，中华民族必须面对强敌，因为封建社会腐朽太甚，国内各阶级都在挣脱这个腐朽绳索的束缚；更因为炮火裹入的西方文化刺激着向往进步的中国人士，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已出现了向西方寻求救国之方的苗头，而且愈益漫延成一种趋势。有这种趋势，有四、五十年代以后的客观条件，中国发生洋务运动的大势已定了。
二
中国在具有中西文化融合的氛围，接纳西方文化的趋势时，迫在眉捷的问题是由哪一个阶级、阶层、什么人物来带动起地幅辽阔、人口众多、专制统治的中国国土上的洋务运动。如果从时间的先后评衡，我们应该说，太平天国是先于清政府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开始“洋务”活动的。当清政府执政官吏们尚在鄙视“夷人”的夜郎心理下窥视西学时，太平天国就已因崇尚西方宗教开始与西方传教士乃至官方人士进行外交往来了。虽然太平天国农民对西方人也怀着仇恨其侵略的心理，对他们提出的侵略条件也出自爱国心和骄狂自大心理严斥拒绝，但比较起清政府当时的闭而不见来，显得开明、和善得多。所以，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太平天国处于先进于清政府的地位。为什么太平天国没有成为近代中国洋务活动的主持者？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不能建立长期的巩固的政权。太平天国因悲壮的失败而中止了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跋涉，从而也使中国近代化开始的一种偶然机会丧失了。
有大势在，就一定会出现顺势之人之事。中国近代在大势已成时，究竟是哪些偶然因素促成了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有三，一为太平天国的直接敌手，出自镇压太平天国之需，与太平天国竞相借用西洋器具、兵力，从而由不自觉到自觉地踏上洋务之路。二是清朝廷因内外交困，不得已而承认汉族官吏“借洋师助剿”的做法。又逢皇权更替，慈禧无力可恃。借外力势力夺得权力，只好依外力意志稍弃顽固之风；其三，西方列强经多方交涉，找到了可乘之机，作出了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以扩大侵略权益的选择。清政府的洋务政策就这样在必然趋势里的偶然因素中被促成。
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后，清朝军队不仅不能将太平天国镇压在广西一带，而且不能阻止太平军定都天京，曾国藩、李鸿章以及直接受太平军武力威胁的地方官吏何桂清、薛焕等人感知，在军事上，太平天国借用了西洋技法，因而必须“借洋兵助剿”。在中央的奕沂、桂良等人也因内外交困的逼迫，力主改变国策，向西方学长技。
李鸿章率淮军出战后不久就发觉，太平军所以“猛不可当”是因为“专恃洋枪，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第58页，卷二第46页。)在他的“敌情”报告中，经常出现“洋匪”一词。如一份写给清朝政府的报告中称：李秀成准备再勾通“洋匪”，“购夺小轮船，驶入太湖，以备窜拢”(呤唎著《太平天国亲历记》第55页。)。与此同时，他也盛赞西洋*的精良。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他赞誉英法的军械和部队说“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每攻城劫营，各项*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他自称“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并大胆地“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第58页，卷二第47页。)李鸿章既感到太平军借用洋器的威胁，又认识到了中国武器、军队与西方的差距，为务镇压太平天国之实，他先于政令袭用西法，与太平军竞相借用西法以抗衡。
与此同时，受到太平军威胁、打击的江苏、浙江一带的地方官吏，因深知清朝军队无以与太平军匹敌。为保全地盘及官职，他们私下与英人交涉，先开借用西洋兵力以抗击太平军的先例。上海道台薛焕在太平军围攻上海时，不断与英国领事通信，渴求英国出面应付危局。被太平军炮火威逼着的清朝官员，顾不得清王朝自称天下第一大国的颜面，也顾不得清政府对红发蓝眼人不屑一顾的尊严，屈膝于西方列强脚下，请求供助其先进武器、兵力来保全他们的生命、财产、权势。他们在荒不择路中开启了中国深闭固拒的大门。这些地方官僚在私自勾结外人的同时又用危言耸听的言词劝说皇帝，实希翼能得到圣上的谅解。被内忧外患搅得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既已将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托负给了地方官吏，怎能不承认他们“平乱”的功绩和办法，这些官僚也就居功操演了后来的洋务运动。可以说，没有太平天国对清朝腐朽权贵势力的打击，一贯执行“太阿从不下移”之家法的清朝最高统治者就不可能给予新兴的经世派以重大权柄，没有西方势力的侵入和太平天国接纳西方文化的举动，也不能引发敌手们“借师助剿”的需求。没有“借师助剿”以及与洋人共同镇压太平军的合作，就不可能有强烈的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刺激，学习西方物质文化的迫切愿望和行动。
清廷默认李鸿章、薛焕等人开门接纳西法，除必须依赖他们“平乱”除“息”这一因素外，还因为几乎在同时，清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外国列强无形参预的政变，坚持不与西洋人打交道的咸丰滞留热河迟迟不归北京，终于“驾崩”热河，但临终仍将权柄交给顽固如已的旧大臣载垣、肃顺。不被咸丰信任的奕、慈禧在宫廷内争中日益与肃顺等顽固派对立，终于联手盘算以政变来改变咸丰的临终安排。与联军直接交涉的奕已清楚地感觉政府再难以同时抗衡西洋来犯者和太平军两大劲敌，英、法、美等国外务人员也乘机以温和的态度说服奕接受其外交观点，并暗示可以帮助其夺权并摆脱困境。因此，奕不断向慈禧发出联合外人能保全平安的信息。慈禧因手无只兵、只得将夺权的希望依托在皇叔所攀援到的洋人力量上。事成之后，英国外交大臣卜鲁斯很得意于他们这次政变的操纵，“恭亲王及其同僚之操权，……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这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是英国人以“温和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并支持他们去发动政变所得到的。从政变中获得权柄后，慈禧和奕一必须顺从暗助他们的洋人之意，二必须向国人摆出与被他们打倒了的肃顺等人不同的*态势，所以在他们发出的惩办肃顺等人的上谕中特别斥责了他们“伪报外人态度言词恐吓故君，阻其还都”的罪行。这种斥责无疑是在表示对过去外交态度的悔过，也预示着未来的外交亲善之势。清廷在政变后的对外亲善之态与地方上李鸿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的洋务之举于此合流。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就这样在宫内宫外的偶发事件中具备了内部的基本条件。
因为洋务运动是个双向活动，即中国学习西方，接纳西方文化，西方各国向中国传授先进技术，协助中国建立西式的工厂、学校、机关……，所以它的成行只必须具备另一个重要条件：西方列强的意愿。西方列强是否和为什么愿意让中国开展学习他们的洋务活动呢？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言行中得到答案。林乐知在《中西关系略论》中表示，对西方各国来说，新的问题“不是由于中国的强大，而是由于中国的衰弱”，因此“西人所望中国者，一曰非强不可，不强则生意阻滞不行，西人于此多不便也。二曰非富不可，不富则西国之物无能买也”。英国及其同伙虽然已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诸多口岸，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中国太弱太贫以致不能满足他们的侵略需要。另外，中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的傲慢态度，治理国事的腐败、无能，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所导致的自给自足，不依赖商品的生活习惯以及中国人民对西方商品的排斥心理等等，都极不利于他们的侵略利益。因而他们亟望中国能借西法以自强，并愿意帮助中国自强自富成适合于他们侵略需要的国家。威妥玛也在《新议略论》中表白：中国若借法自强，泰西各国无不欣悦，因为中国政府对于西方各国“益盖多焉”：“中华初办，需得外人相帮”；“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人氏来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中国必得约清借贷”。他的盘算，是指望中国自强后，压平内乱，为外商在华居住、贸易提供安宁的环境，同时在自强期间为列强各国提供控制中国的机会和输出资金的门路。显然，列强是从殖民化角度来促成中国的强和富的，但也毕竟与中国的国情需要“里应外合”了。
西方入侵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去扶助清政府自强，而一度希图借太平天国来实现其殖民目的。他们曾一边扬言“用实力去支援一个既衰弱又腐败的政府只有降低我们国家的信誉”(呤唎著《太平天国亲历记》第317页。)，一边对太平天国极尽诱骗之能事。据李秀成自述说：“鬼子到达天京，与天王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地土，其愿助之。天王不肯云：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洪秀全对侵略要求的坚拒当然很令列强失望。但太平天国领导人在通商贸易，外事往来，接纳西方先进器具等问题上的开明态度使入侵者兴趣尤存，于是有太平天国与西方人士的频繁交往，有太平天国区域内洋务活动的先起步，有列强对太平天国“保持中立”的许诺。有太平天国对“西方兄弟”居住和利益所在地暂不攻取的保证。但这种“兄弟”关系没有持续到使太平天国把握全国政权，操演洋务运动的地步，因为两者的利益存在着根本冲突，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目的是要取代清朝“异族”统治，他们必须攻取“异族”统治者的一切地方；而西方列强的目的是要兑现南京条约中的侵略权益，扩大这个权益并逐步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当太平天国将炮火对准已被清政府首肯的通商城市时，侵略者便认为这是在损害他们的利益，为维护既得利益，侵略者不顾与太平天国“朋友加兄弟”的许诺，暗助清军，反击太平军。他们在尚未摘下“中立”面孔时就已开始与清军联手镇压太平军了。恰如李鸿章等人在清政府还撑着不屑与“夷人”握手言谈的尊严时就已“忍辱”、“虚心”请教西洋长技一样。他们都是出自“务实”的需要，出自维护阶级利益本能的需要。正是利益的需要构成了侵略者与清政府之间的“合作”之桥。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农民坚持认为，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不应受到外来者干涉。他们不肯放弃攻取“异族”统治的每一个城市的目的，不愿原谅列强暗助清军与太平军为敌的行径，甚至宁愿与“洋兄弟”对抗也不屈服于他们的“好盲相劝”。这样，原有的一种比较有利于太平天国的三角关系倾斜成轻重失比的天平。太平天国站到与两敌联合势力相抗的地位。西方列强所以要向清政府伸出联合之手，是因为他们与清政府同属既得利益阶级。清政府统治着中国，侵略者则已涉足其中，他们有维持国家现状以便以统治稳定和侵略利益获得的共同需求；是因为侵略者不可能在太平天国统治的国度里获得他们期望获得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因为清政府内部的危机使清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抛弃了他们素所保持的成见，在列强外务人员的拉拢下显露了比太平天国更“灵活”的向列强靠拢的意向和行动。由于这一切，侵略者作出了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选择。他们对这种选择的解释是：“我们的利益和中国合法政权的利益交织在一起，”“我们遭受的损害将同清政府所受到的损害成正比例”(《北华捷报》604期。)。
我们已能如此断定，西方列强各国因害怕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会让他们从不平等条约中取得的利益丧失，而且断定不可能从太平天国手上得到更多的利益，所以将太平天国视为殖民事业的敌人，一变先前在中国内战中所持“中立”的态度而为拉拢清政府以求“合作”；清政府则因害怕被太平天国攻垮，无从保持满清政权，更无从保持“天下大国”之颜面，不得不痛苦地放弃鄙“夷”之态，转而媚好外人，联合西方力量消除心腹之患。两者都因面对太平天国的威胁而踏上联合之路。联合的一方是想借助镇压太平天国推行殖民政策，另一方是想借学习西技镇压太平天国之机壮大安内攘外之实力，虽然各怀鬼胎，却由此引发了中国的洋务运动。由此看来，太平天国运动对洋务运动的产生确有不容否认甚或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影响。
【资料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