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清流派，是指光绪初年一批标榜风节、纠弹时政的京官聚合成的一个*集团，其在中法战争后期解体。李鸿章与清流派关系是反映李鸿章在晚清社会舆论中处境的一面镜子，实有进行探讨之必要。
一
清流派活跃时期，正处中外交涉事件迭起环生，无岁无之的岁月。因此，不论是李鸿章还是清流派，他们的对外思想，都产生于这一历史大背景。
李鸿章在其洋务总纲中．以“外须和戎”，确立了他办理对外交涉事宜财的总方针。“和戎”方针，既承袭了曾国藩“能御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成年”（《曾文正公书札》，卷33页48。）的“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曾文正公书札》，卷33页9。）论的衣钵，又遵从着恭亲王奕诉“保全和局”（《防海纪略》，卷下，附录。）“以信义笼络”（丛刊《洋务运动》（一），第5页。）的一贯精神。李鸿章认为，“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于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中国无法决胜于疆场，“即暂胜必终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页13。）。他公开声音“与洋人交际”，以“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李鸿章能够正视中外实力相距悬殊的客观事实，自当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他过分强调了“和”，而对“战”——抵御外侮—一则缺乏信心，一成不变地认为，中国的实力不足以御敌于国门之外。
清流派以主战著称于时，时人袭毓磨在《清流党之外交观》中指出：“清流党之势最盛，实有左右朝野舆论之权，一时尊王攘夷之论糜漫全国。”（裘毓磨《清代轶闻》卷4页19。）“俄人渝盟，盈廷论和战”（裘毓磨《清代轶闻》卷4页18。）。中俄伊犁交涉是清廷内部主和论与主战论一次重大交锋，同时也是清流派与李鸿章在对外观点上矛盾冲突一次十分明显的反映。
中俄伊犁问题，实为边疆交涉中长悬未决的棘手事件。早在1871年7月沙俄侵占伊犁后，清政府就派伊犁将军荣全与沙俄谈判收回，清政府就派伊犁将军荣与沙俄谈判收回，沙俄声明中国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后，即还伊犁。1876年清军收复了乌、玛两地、但沙俄对伊犁仍拒而不交．1878年清政府派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交涉。次年10月，崇厚同俄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举国大哗。作为地方督抚中主张对俄妥协主要代表的李鸿章，认为左宗棠湘军在西北“军心不固，外强中干”，强调“依崇约早日了结”（《李鸿藻先生年谱》，第252页。）。他还指出，崇约各款“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因而“只能随宜设法，徐图补救”，甚至声称，“收回伊犁，尚不如不收之为愈”（《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页18。）。李鸿章的论调，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极不光彩的形象。清流派当着主战论的中坚，他们攻击崇约异常激烈。其中张之洞共上疏十九次之多，这些奏折剖析了崇约对中国的危害，认为该约“有十不可许”，指出“必改此约，不能为事；不改此议，不能为国”，要求将“误国媚敌”的崇厚“拿交刑部，明正典刑”（《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2页2。）。黄体芳以《崇厚专擅误国清议罪折》助攻，斥责崇厚：“任意订约，因索地而弃地，欲弭衅而招衅”，“于重大事件，不请谕旨，擅自许人；不候召命，擅自归国”，应“重治其罪”（《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8页9。）。陈宝琛在奏折中要求，将“挟外交以自固”的崇厚“立正典刑”（《陈文忠公奏议》卷上，页11——12。）。特别是当“俄人恫喝，英法居间”威逼清廷赦免崇厚的黑云压来，张之洞在《敬陈经权二策折》中更明确地将矛头直指李鸿章，抨击李“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谁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谴责其“身为干城，甘心畏葸，不能任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2页4。）。为朝野人士所传诵的张之洞奏疏，完全左右了当时的舆论导向。
由于左宗棠是地方督抚中主战论的主要代表，即他坚持必须修改崇约、严惩崇厚，再加上左用兵新疆收复了伊犁，所以清流派对左宗棠“有褒词，无微言”（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第78页。）。宝廷指出：“今日之事，决非现在枢臣数人所能胜任，必得如寇准、李纲者，或可挽回一二”，“召知兵重臣入朝，以定危疑而规全局”（《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22页2。）。邓承修要求：“朝廷必欲拯今日之急，安宗庙社稷，莫若令左宗棠入辅而委以军国之大柄”（《语冰阁奏议》，卷2页1。）。张之洞反复重申：“促令左宗棠迅速来京，筹画戎机”，“京师必有此等缓急可恃之重臣，方免宵旰独忧，人心震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页13、页8。）。显然，清流派把左宗棠视同挽救宋朝危局的寇准和李纲，他们的举动，表现出一种扬左抑李的倾向。
对于清流派上述表现，李鸿章的反应显示出他极度不满心态。他认为“宝、张诸君慷慨陈言”，“其源自左相发之”，“宝、张之请商调左相入都，谓可以主战吓俄”（《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他毁誉：“左帅主战，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放，不顾国家之安危。”（《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甚至讥讽，“左公战是虚词”，是“掠一时美名”（《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左不过是“不欲首倡和议”（《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同时他又为自己辩解，“中旨密令鄙人维持和局，乃敢冒不韪以成议解此困厄”，斥责“局外清议挑斥多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
咸丰末年暴发户般发迹起来的地方实力集团，到同光时期，已使清王朝的权力结构强扭成“内轻外重”的格局。因此地方实力集团中的湘淮矛盾，尤其是左李倾轧，就为清中央当权集团力图恢复“内重”提供了良机。正如时人所言，帝父奕譞认定左胜于李，力主让左“入赞纶扉”（刘声木《异辞录》，卷2页19。），在于清廷蓄意“扬左以抑李”（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第78页。）。可见清流派某些不满于杨鸿章的言行，无形中被人利用，致使该群体卷入了统治阶层内部权力之争的漩涡。
然而，清流派在外交观上并非皆与李鸿章相悖。明显之例，对于中日琉球问题，他们曾迎合以李为代表的“延宕”论。所谓“延宕”论，其主导思想即李鸿章提出的论点：琉球“黑子弹丸之地”（《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8页5；），“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页1。）。对此，陈宝琛赞同“球案不宜遽结，旧约不宜轻改”（《光绪朝东华录》，总992页；总992页；总824、812页；总1016页；总1514页；总850页。）。张之洞不但认为“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澜于集》书牍卷1页40。），甚至还提出“联日本以御俄”（《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页49。）。这说明，清流派决不是始终如一的主战论者，因而也决不是始终如一地站在李鸿章对外方针的对立面。
二
“内须变法”，是李鸿章洋务总纲中另一项重要内容。李鸿章高擎洋务变法大旗，竭力倡办工矿企业，他仿造枪炮轮船于先，又在“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32）的实践活动中，带动起人们对开矿山、建铁路等新生事物的尝试。作为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李鸿章遭到守旧派的大肆围攻。什么“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丛刊《洋务运动》（一），第135页。），什么“必欲竭中国之国帑、民财而尽输之洋人”（《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种种诅咒，纷纷袭来。守旧派自命正人君子，“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方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7页。）。严酷的现实，使李鸿章常仰天长叹：“鄙人喜闻谈洋务之言，以致冒险负谤”（丛刊《洋务运动》（一），第268页。）。他面对守旧派的层层阻挠破坏，倍感寒心，“涉历洋务巳十余年，尝苦有倡无和”（《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
平心而论，清流派并未效守旧派不遗余力地抨击李鸿章的洋务变法措施。时人辜鸿铭认为：“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李鸿章）者，实不满意曾文正（曾国藩）所定天下之大计也，盖文忠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规定，文忠特不过一汉之曹参，事事遵萧何约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党者，何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才能而论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事鸿铭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8页。）此言点出清流派与李鸿章的分歧，在于政与教何者为先，利与义何者为重。按照辜鸿铭的看法，清流派重教、义，李鸿章重政、利。果真如此，则清流派即等同于守旧派。其实不然，清流派中诸多骨干成员都是功利主义者，是具有“务实”洋务观的．陈宝琛上《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已明确提出富国强兵只有“讲求洋务”，并建议选员出洋考察，掌握各国的“山川政教土俗民情”，以避免“临事仓茫无定见”（《陈文忠公奏议》卷上，页40——48。）。宝廷在《慎重洋务片》中呼吁，“时事艰难，固以洋务为重”（《长白先生奏议》卷上页20。），他曾借主持乡试之便，“以火器、轮船、海防发问，榜后复广采访”（丛刊《洋务运动》（二），第203页。）。张佩纶既承认“时艰之亟，实以洋务为大端”（《润于集》奏议，卷6页29。），又完全赞同洋务派的变法主张，强调要“采西法以敌西人”（《润于集》奏议，卷2页6。），认为“变法之效，至久而至速者，则莫如武科改试洋枪”（丛刊《洋务运动》（三），第528页。）。张之洞一再指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驶有方，皆可供我策遗”（《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2页16。），因而他在现实活动中“颇以师西法致富强为事”（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张之洞传。）。清流派不仅是出谋划策的言者，更是直接经办洋务的实践者。如吴大澂在吉林创办机器局，张之洞在山西筹办铁矿，这些都推动了洋务的发展进程。
当然，清流派并不掩盖李鸿章办洋务中所暴露出的某些弊端。如陈宝琛揭露北洋水师“创制方始，积弊巳深”（丛刊《洋务运动》（二），第515页。），而这正是当时有目共睹“识者早忧之”之事：“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挚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于香港、上海。”（丛刊《中日战争》（一），第63页。）又如宝廷抨击洋务企业中的衙门作风和贪污腐化现象，指出其后果是“虚糜多而实效少”（丛刊《洋务运动》（五），第270页。），这也是当时有洋务思想的人士，痛心疾首的。与清流派同时呼唤“目前洋务情势尚在可为之时”“切要之图，莫如洋务”（《光绪朝东华录》，总992页；总992页；总824、812页；总1016页；总1514页；总850页。）的王先谦，即揭露轮船招商局“局员等营私害公，败坏局务”，指出“李鸿章创办此局，责无旁贷”，“亟应痛加整顿”（51）。张之洞则认为洋务运动的效果不如人意，他总而论之：“自咸丰以来，无年不办洋务，无日不讲自强”，至今“事阅三朝，积弊如故”（《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8页25。）。此言对李鸿章办洋务的功绩似贬之过分，然而盼国家早日富国强兵之情却跃然于纸上。
遇事敢言的清流派人物，有时难免评论与现实相脱节。正因如此，李鸿章对他们的评说也极为中肯：“近日廷臣中如二张、黄、宝诸君，皆鲠直敢言，雅负时望，然阅历太少，自命太高。局外执人长短，与局中任事者不同，恐■虚名而鲜实济。……能使在外历练，所成当未可限量，实为当今储才切要之图。……倘朝廷欲陶铸人才，不妨使诸君出而扬之。始计资格而授以司道，继课成绩而任封圻，似亦实事求是之一法。”（薛福成《庸金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151页。）李鸿章所言，对于清廷“储才”，确实为一条重要途径。这种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步得以验证。如1881年张之洞外任山西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即为“继课成绩而任以封圻”的首例；1883年于荫霖出任湖北荆宜施道，即为“始计资格而授以司道”的一例。针对于荫霖的任命，京官锡珍曾奏请将其“改用京秩”，清廷当即谕旨严申：“于荫霖以京察一等简授道员，正所以资历练。朝廷量材授职，京外皆须得人。”（《光绪朝东华录》，总992页；总992页；总824、812页；总1016页；总1514页；总850页。）量才授职，历练人才，清廷对清流精英“出而扬之”，无疑是尊重李鸿章的合理化建议。时至1884年的中法战争，清廷“甲申5·8谕旨”任命吴大澂、陈宝琛、张佩纶分别为北洋、南洋和福建海疆会办．对此，两广总督张树声认为：“丰润（张佩纶）现与清卿（吴大澂）、伯潜（陈宝琛）同被新命，自是朝廷磨砺成全之意。”（丛刊《中法战争》（四），第340页。）奉召入京辅政的左宗棠指出：“沿海各省设防有年，早有准备。近复奉谕旨，命吴大澂会办北洋，陈宝琛会办南洋，张佩纶会办福建，布置更为周密，诸大臣才智均足以当之。”（丛刊《中法战争》（四），第322页。）两江总督曾国荃更是万分欣喜：“极盼伯潜星使早来，得藉就正一切。似此又当稍需时日，翘首旌摩，不胜饥渴之隐。”（《曾文襄公书札》，卷17页27。）毋庸质疑，地方疆吏对清流派人才的洞察识别，与李鸿章的卓识远见完全吻合。
三
清流派个体中，有两人与李鸿章有私交，张佩纶和吴大澂亦是。张、吴皆为清流要角，他们很少在公开场合责难李鸿章，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清流群体集矢于李的势头。李与张及李与吴的交往，反映出李鸿章与清流派关系的特殊一面。
（一）李、张交谊。李鸿章与张佩伦之父张印塘，有过一段为时不长，然而又为其称为“患难之交”（《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的交谊，因此，他对张佩伦颇有誊顾之意。其外，他对张佩纶的才具也很爱慕，常对人称赞他“丰才啬遇（《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
中法战争前，李鸿章对张佩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是积极请之入幕；二是荐以重任，中法战争后，张佩纶因马江败绩，戍边三载。这期间，李鸿章旧情依在。当张佩纶期满返归，李鸿章更不以年龄悬殊，将爱女续弦于张，李当年择婿后曾不无得意地夸耀：“幼樵塞上归来，遂讬姻契”，“累世旧交，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愝素怀”（《李文忠公尺牍》，第9册。）。
李鸿章在对张佩纶怀有念旧、爱才的总体情感之外，则隐含着利用张去联络枢臣的深刻意图。
军机大臣李鸿藻是清流派首领，张佩纶和张之洞皆与之同籍直隶，他们结成了清流派中的直隶帮。当时社会上已遍传流言，讥讽：“二张一李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李慈铭《越缦堂詹詹录》下，页32。）李鸿藻“老成且为穆宗师傅”，慈禧“不疑之”（刘声木《异辞录》，卷3页14。），他是中法战争前颇有实力的中枢重臣。
洋务运动前期，清廷军机处由沈桂芬、李鸿藻南北派“两大势力”所把持。身为洋务派领袖人物之一的沈桂芬，反而“外掣合肥（李鸿章）之肘，至令人言腾沸，无所适从”（《郭嵩焘日记》（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李鸿藻又思想保守，敌视洋务。李鸿章每叹中枢有“高阳（李鸿藻）秉笔，洋务甚为隔膜””（《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洋务运动是在中央决策层强大阻力之下艰难地行进着。如何摆脱这种被动局面，使李鸿章大伤脑筋。1879年张佩纶离京南下经过天津，李鸿藻意外地致函“嘱合肥加意相待”（《涧于日记》，巳卯下页3。）。这件事成为二李结交的重要契机，张佩纶也便充当了二李过从往来的中间人。由于有张佩纶的从中周旋，我们可以发现，李鸿章的洋务活动自1879年后，并没有受到直接来自于李鸿藻方面的任何责难。李鸿章在光绪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信函中提到：“自开办洋务以后，皆枢垣首辅到署主持。弟去秋在京曾为恭邸（奕诉）、兰翁（李鸿藻）力言之。邸谓苦劝不行；兰谓习气过重，难于著手。其实才短口讷，不欲上前耳。”（《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卷1页26；卷19页32；卷19页14；卷19页34；卷19页31；卷19页8；卷18页30；卷19页23；卷20页34。）李鸿藻既然表示出旧势力“习气过重”，洋务“难于著手”，李鸿章又认为其仅仅是“不欲上前”，这就说明最起码李鸿藻已是对搞洋务持默许态度，而不再与之公开为敌了。
中法战争期间，当京师惊闻刘永福所部清军受挫快报后，李鸿藻立即遗张佩纶赴津，密函李鸿章，就至关重大的战和问题，商讨对策．李鸿章在回函中亮明对中法战争的态度：“日前幼樵来晤。……鸿章于越事，初不敢力主进取，实见得各省戎备未尽精整，或至一发难收。今山西挫退，敌炎正张，我军巳扎北宁，洵如尊旨，只有增军缮备，壹意坚持，以待事机之转。”（《李鸿藻先生年谱》，第397页。）李鸿章能够爽快地接受李鸿藻的主战方略，从主和转为主战，反映出二李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了。由此而论，李鸿章曾把张视为他用以联络中枢要员的关键性人物。
（二）李、吴交谊。李鸿章与吴大澂初识在1870年，李时任湖广总督。不久，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办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几经交谈，李鸿章便看中了这位具有洋务思想芽子的新科进士。光绪初，北省奇荒，“赈灾为救急”。1877年10月，清廷谕命吴大澂赴天津，协助李鸿章办赈务。吴办事认真，筹画精细，使赈务进行的很顺利。次年3月，李鸿章奏准委派吴前往河间，处理该地存有诸多问题的赈务。吴大澂又圆满完成了任务。1879年1月，经李鸿章荐举，清廷授吴大澂为河北道员。吴步入省级要员行列。
鉴于俄国东方政策的野心日益显露，其边防驻军大批调集三姓、珲春界外，清廷自1880年起，于珲春设边务督办，置副都统，练军招垦，积极防范。是时，吉林将军铭安以珲春一带边废待兴，奏请简派贤员赴吉差遗。谕旨有令：“李鸿章于直隶候补人员内，遴选为守兼优之道府州县各一员，奏明发往吉林交铭安差遣委用。”（《光绪朝东华录》，总992页；总992页；总824、812页；总1016页；总1514页；总850页。）李鸿章再次力保吴大澂可资重用，清廷授吴三品卿衔帮办吉林边防。此举表明，李鸿章已鉴定了吴大澂是个“为守兼优”的干才。可以说，吴大澂之所以能在吉林政绩卓著，如创机器局、编练防军等，及至步步升迁．位居封圻，与早年李鸿章多次大力提携是分不开的。
1883年西南边陲中法剑拔弩张，吴大澂奉命率所练吉林防军三千人调驻天津，拱卫京几。当时吴大澂曾请求统兵赴滇桂，清廷以“天津密迩京师，防务关系尤重”，让吴考虑此行是否合适，并要求“李鸿章、吴大澂会同熟商，一并迅速复奏”。李鸿章与吴合作甚得力，不愿其离津南下，因而向清廷提出条件，“如将吴大澂一军调赴广西”，则让曹克忠前来补吴的防区（《近代稗海》（13），第81页。）。曹克忠何许人？张佩纶已有言论之：“新出治军之儒臣”（《涧于日记》，庚辰上页21。）。清廷当然不会应允京师防务重任以曹代吴，更何况其早存不令吴南下之意，于是顺水推舟：“吴大澂即著毋庸前赴广西，仍率各营移扎滦、乐一路，与李鸿章会商，妥为布置。”（《近代稗海》（13），第81页。）李、吴关系如此密切，难怪“甲申5·8谕旨”令员“会办北洋事宜”。迄今我们尚未发现有吴大澂攻击李鸿章的言论材料，这当属情理中事。
清廷统治集团中的满洲贵族，历来把东北视为其命根子，连外国侵略者都认为：“满洲为本朝（指清政府）发祥之地，其祖先陵墓亦在奉天。自明朝倾覆以后，满人即行入主中国。假如满洲终于完全丧失，则本朝前途命运，势将成为疑问。”（丛刊《义和团》（三），第138页。）黄体芳公开对东北吏诒提出过异议，奏请“变东三省专用旗员之法”（《涧于日记》，庚辰下页1。）。吴大澂任职东北，说明清廷接受了清流派建议，对用人政策作了些调整；而吴大澂的政绩，则加深了清廷对李鸿章举才和清流派人才的重视。这也正是在中法战争的关键时刻，清廷发出“甲申5·8谕旨”，要用清流之才的中心意图所在。
胡思敬认为李鸿章“一生功过在和戎”（胡思敬《驴背集》，卷4页224。）。实际上，李“过”在和戎亦可，但其“功”则在变法。洋务运动的问世，在近代中国社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洋务变法是“师长说”的实践，又是维新变法的初阶，即它是循着文化“形变之链”中器物——制度的动态演变过程。清流派与李鸿章的分歧主要在“和戎”论上，但也并非件件对外交涉事皆如此。该群体与李鸿章在洋务变法观点上，几乎总能合拍。张之洞等人在中法战争后转化为洋务派，证明清流派本身就包含着诸多可供转化的基因。总而言之，李鸿章与清流派在某种程度上的共处，主要还是由经世务实观——洋务变法观这根链条在维系着。
【资料来源：《学术界》199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