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派，是指19世纪60年代从清朝统治阶级中分化出力图通过兴办洋务来“求强”、“求富”的一些人。洋务派成员复杂，既有略知世界大势、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且身任要职的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也有对资本主义世界有较深了解的知识分子，如王韬、郑观应、郭嵩焘等。由于他们经历不同，地位有别，思想认识不同，所以，洋务派内部思想感情的层次也是复杂的。然而，差异尽管存在，但在他们身上却有着共通的思想情感，表现出一致的人格特质，这就是他们的矛盾心态。
在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史上，新旧杂然并存，体现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不断发生的撞击、裂变、重组，即是洋务派崛起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他们在时代的风云中一出世，就受着传统和近代的争夺，从而使他们陷入矛盾的窘境。洋务派的矛盾心态，既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它又作用于那个时代，给风云变幻的近代投下了雾，洒下了雨。因此，对洋务派心态的剖析，可以使我们对它的认识走向深层，同时也为理解中国在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中何以步履蹒跚，充满艰辛困顿，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人格的分裂人格，指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它是每个人赖以立身处世的一套心理行为方式。在一个平稳和谐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内心矛盾较小，人格就趋于健康、和谐；反之，人们的内心就会发生冲突，人格就发生分裂。
近代以前，中国一直处于平稳的发展程序中。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使人们安于惯性，物质上的四大发明，精神上的孔孟之道，使士人心醉神迷；当政者则陶然于泱泱大国的歌舞升平中。人们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均在“天朝”殿堂的神话氛围中平和生长。
1840年，鸦片战争的血与火把中国悠然发展的历史拦腰斩断，它携着商品、文化的巨流滚滚而来，涌入中国这片宁静的土地，由沿海至内地，其冲刷、飞溅所及，都留下了程度不同的痕迹。一次次屈辱条约的签订，开埠通商的扩大，*、经济、文化、宗教的冲击，把中国人一步步逼出了以“优越”构筑的神话殿堂，人们往昔恪守的信念风雨飘摇。普日“天朝”大国的威严哪里去了？何以“夷狄”蛮帮竟敢在“天朝”大国肆意横行？人们陷入惊愕、疑惑之中，感情的波澜在心中翻腾。
冲突往往是新事物产生的契机，在新与旧、中与西的剧烈冲突中，洋务派这一”心理集体”形成了。勒帮团体心理学认为，一个心理集体表现出的最突出的特征是无论构成这个心理集体的个人是谁，无论这些个人的生活方式、职业、个性、智力是如何相似或不相似，但他们之间会有某种共同的兴趣，或相同的感情倾向，因而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互影响。可谓洋务派就是这样一个“心理同质性”较高的“心理集体”。
农民起义的打击，列强的侵逼，使他们对清朝统治行将覆灭的危机忧心如焚。从而，因时变革，“师夷长技”为他们倾心。于是，他们的思维、情感、倾向、行动，便均导向“师夷长技”和求强、求存这一焦点上。
身处时代剧变之中的洋务派，确曾感受到西方潮流的冲击力。李鸿章说：“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外辇彀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第34页。（以下简称《李集》）。)。他们“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集·奏稿》卷44、《筹议海防折》。)这种对“变局”、“强敌”的认识显然是深刻的。
鸦片的输入，使中国白银外流，影响了清廷的时政，也使民风、士风、军纪败坏；中国沿海至内地众多城市开埠通商，使得“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洋务运动》（6），第8页。)；教会横行乡里，无处不到，无地不有，并往往激成中外交涉事件．至于列强的武力侵犯，更是凶恶残暴。这一切，不能不使洋务派在心理上留下心惊肉跳的回忆，从而导致感情上的恐惧。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直接威胁，又加重了他们的危机感。同时，洋枪洋炮的威力，也成为这些人学习西方的催化剂。因此，维护统治者生存的使命意识，便使他们冲出传统的藩篱，以“夷狄”为师，换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至此，他们不得不在信念、价值观的阵地上给新的观念以一席之地。如郭嵩焘即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91页。)
然而，从“天朝”殿堂中走出来毕竟是被迫的，一步一回头，满含深情，带着感伤——因为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决不会和自己的先辈作全线的、在人类知识和社会关系上的一切问题上的斗争的。洋务派同样不可能挣脱传统的吸引力。他们饱吸儒墨，身处达官之间，文化的熏陶，同辈群体的影响，无一不在他们身上刻下深深烙印。
美国汉学家勒文森在谈到梁启超时这样说：“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美）勒文森著，第4页。)。洋务派何尝不是这样！甚至他们与传统的联系只会比梁启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重要人物的内心冲突，更往往与时代的冲突相一致。民族文化的绵延与发展，培养了身为高官名士的洋务派对传统文化的浓郁感情。但传统文化因袭的重负，又使他们饱尝屈辱的苦果。西方列强的利炮坚船使他们羡慕；同时，列强的武力与贪心，又使之心怀戒惧。这些人既为西方的工商所动心；又对传统秩序而依恋。对近代工商的倾心与相求，无疑又与传统的价值取向相悖。列强既是敌人，又不得不拜其为师。敌与师，在他们心中错位，似可认为，洋务派就处于传统和近代的夹缝中，被传统和近代同时吸引，同时争夺。不幸的是，传统与近代文明是有距离的，甚而是反向的，它们不可能和谐地共存于人们的心目中。是听命于历史传统的驱使，还是服从于时代的需要？他们面临抉择的困扰，前扯后牵，瞻前又要顾后，一直处于这种无法摆脱的困境中。
理智与感情背驰
理智上认为应因时而变，学习西方，情感深处却存有“华夷之辩”的界说，这是洋务派矛盾心态的一个方面。
伴随炮火带来的血雨腥风，是一次次丧师失地。这种极度的屈辱感和现实的危机感，以及洋枪洋炮镇压太平军的威力，促使洋务派陷入深思和对世界大势的重新思考。他们犹如受伤的野豹，一边喘着气舔干身上的斑斑血迹；一边以锐利的目光审视着把自己拖至如此惨境的对手。西洋的坚船利炮使他们瞠目结舌；感到原来的“夷狄”非但不比“天朝”差，反而竟让自己自愧弗如。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落后了！在这里，生存的欲望涤荡着传统的思维定势，一个直接的、本能的价值观随之产生。正如冯桂芬所言：“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冯桂芬《校分邠庐抗议》卷上，第44页。)要生存，就必须因时而变，学习西万。
众所周知，李鸿章曾深感时局变化之大，他多次谈到学习西方，认为中国“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第34页。（以下简称《李集》）。)。王韬也说：“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鳞萃，欧洲诸帮，几于国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2页。)结论是，“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2；王韬《易言》原跋。)丁日昌也强调：“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来创之局，其器械精奇，不惟目见其利，且身受其害”(《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25页，)。他批评当政者因循守旧，主张开放。类似言论，在洋务派中可谓俯拾皆是。总之，洋务派人士都理智地认识到，中国必须学习西方以求自强。
然而，扎根甚深的“华夷之辩”观念又使洋务派在学习西方时具有抵触情绪。从而感情与理智产生了交锋。他们学习西方是认为，非此无以挽救清王朝行将灭亡的厄运。同时，这些人“先添”的“夷狄”、“蛮帮”之观念又十分牢固。如曾国藩所言：“外国之长，度不过技巧制造、船坚炮利而已。”(转引自孙广德《晚清传统与西化的论争》，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第52页。)言语之间，即流露出蔑视之心理。就连到过英、法等国的王韬也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须美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王韬：《韬园尺牍》卷4，第10页。)在其中，也充满了自傲的心态。既是先生又是敌人；要进取还偏偏只能以敌为师。情感上的因循与理智上的渴求，“夷”与师的颠倒，令洋务派人士心灵备受困扰与折磨。从当时流行的“西学中源”说中，便可窥见洋务派力图平缓这种困扰的微妙心理。所谓西学“实有暗合于儒者之言”(《曾惠公使西日记》卷1，第18页。)；盖学西方，仍是遵儒教，复归儒教，并非从“夷狄”等等。于是，他们心灵中的困扰，似乎稍得舒缓。
洋务派抨击阻挠变革的传统思维和行为方式，往往又正是他们自己之所为。理智与感情的分离，使其言行不能和谐统一。表现在功利价值与儒家传统价值的取舍上，他们一方面言利兴利，倡重工商；另方面却既不能忘怀于“义利之辨”，也难脱轻商抑商的偏向。
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清“天朝”大国的神话，宣告了清廷的软弱腐朽。软弱必然带来耻辱，甚而天亡，洋务派人士认识到了一点。因而救亡图存的使命意识便促使他们疾呼自强，倡言求实。因此，他们的功利思想便从往日耻于言利的氛围中脱出，处处外现于他们的言行中。
曾国藩早在1862年就指出：“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肯定功利之积极意义，洋务理论家郭嵩焘说：“民皆一于利也”(《郭嵩焘日记》卷2，第14页。)。并肯定“相奖势利，尽天下皆然，而能者遂以致富”之事实(转引自《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论文集》，第524页。)。他指出：“好利而取人之利，彼以利来，此以利往，交相市也，于人情犹顺”(《郭嵩焘日记》卷2，第377页。)。在这种功利思想支配下，郭嵩焘注意到人民的生计问题，他指出：“人人有追求衣食安逸和富足的动机”(《郭嵩焘日记》卷2，第395页。)，而政府有责任“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转引自黎志刚《郭嵩焘的经世思想》，见《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论文集》。)。这反映了郭氏注重现实的功利精神，郑观应说：“我国日用之物多系舶来品，利权外溢，所以酿成今日之现状。夫强始于富，富始于振兴工商。欲兴工商，宜法日本工商。或力量不足者，则辅佐之；其制造之精巧者，则奖励之，凡足以保护工商之政策，无所不用其极，庶百艺日兴矣。”(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7，第32页。)可见，郑氏提倡工商的功利思想亦溢于言表。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首要人物，讲功言利自不待言。总之，洋务派人士的言行，始终与“利”的主线相连。他们倡导洋务，就是为挽救封建统治而采取的应急措施，是如张之洞所言“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张文襄公全集》卷202，《劝学篇·同心》。)，也具有明显而强烈的功利色彩。
功利固然诱人，但传统观念仍在隐隐作崇。洋务派一方面追求功利价值，但另一方面，传统的“义利之辩”及轻商抑商的价值观也顽固地占据着他们的思想和情感阵地。
张之洞说：“宋儒重纲常，辨义利，朱子集其成”(《张文襄公全集》卷202，《劝学篇·同心》。)，极力推崇程朱的“义利之辨”思想。左宗棠特别强调“义利之辨”，他认为，要拯救时弊，昌明“天理”，必须灭私取义，使人们的一切思想言行都“衷诸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第38页。)。曾国藩一面主张师夷长技，制炮造船，另一面又害怕追求军器之利会削弱士卒的正统心理，他说：“炸弹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之道，究在人心而不在器”(《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0，《复左中丞》。)。曾氏对其弟说：“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炮乎！”(《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8，《致源弟》。)劝其弟不要专恃洋枪洋炮，还要以人心为务。
如上所述，洋务派人士都提倡工商、兴工商之利。但在实际上又对商人及商办企业采取漠视乃至抑制的态度。如郭嵩焘在征厘金问题上，极力赞成取之于商，他说：“四民惟农商二者有常业，不取之商即取之于农。农民务本而生计微，商民逐末而利源厚，轻重之宜亦曷知也。”(《郭侍郎奏疏》，王先谦编，卷5，第20页。)洋务派说“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李集·奏稿》卷43，第43页。)，“收已失之利还于民”(《李集·奏稿》卷43，第43页。)。实际上，他们支持的只是贴有“官”签的企业，对商办企业则一无兴趣，二不信任，甚至限制、阻挠。再者，即使后来对官督商办企业给予保护，但又极力维护官的利益，损伤商人权益。这种限制商人资本发展的做法，又与积淀于他们心中的传统的轻商抑商价值取向分不开。
可见，洋务派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觉得必须学习西方，追求有实在济时意义的功利价值；但学习西方与追求功利，又会不自觉地削弱乃至破坏他们所要卫的“道”。于是，理智与感情之间的矛盾，越发不可解。
开放与保守交织
洋务派既然意识到再完全走老路已无出路，应按照他们的需要向西方学习。因此，又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其开放意识也如影随形。冯桂芬说：“世变代嬗，……其势然也。……居今日而据六历以颁朔，修刻漏以稽时，挟弩矢以临戎，是愚腐之举”(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73页。)。面对“我中华且将为万国所鱼肉”的危局，他主张放弃闭关锁国政策。曾纪泽亦明确指出：“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1，第16页。)丁日昌也认为，“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闭门不出为长久计也。”(《海防档》丙编，第45页。)李鸿章照样看到，面对各国“动辄挟制”的形势(《海防档》丙编，第3页。)，“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可强分界画！”(《李集·朋僚函稿》卷1。)他表示，为开放求强宁愿“冒险负谤”。
思想上的开放，必然外观于行动，洋务派在军事上建立了一系列军工企业，既加强了陆战实力，又建立了海军。这种努力突破了守旧势力不轻言兵器的行为准则，无疑具有了近代战略眼光；在经济上，他们又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为近代工矿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文化教育方面，洋务派办起近代学堂，译西书，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近代知识分子，给当时陈腐的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洋务运动30年的成果，即是他们开放思想的明证。
然而，洋务派毕竟是儒学教育下的封建士子，他们的行为仍然不能脱离封建传统的影响，从而又表现出保守的一面。
学习西方，是洋务派开放意识的体现。但是，他们对西方的学习是有限的，“中体西用”便是其学习西方所恪守的根本原则。他们把中国封建主义的道统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体”，极力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保持封建秩序。如沈葆桢所说：“今日之事，以中国之人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沈文肃公政书》卷4，第7页。)左宗棠亦云：“……艺事虽未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机器拟购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他说的“道”，即指维护封建之“体”之“道”。左宗棠之此说，已是洋务运动进行了20多年之后。足见，“道”在他的心目已是根深蒂固。
正因为洋务派是依附封建道统而倡导西学的，所以，在他们的开放意识中就渗透了大量封建陈迹。其引进的西学，便不能不受到程度不同的制约。
总理衙门，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为适应近代国际关系而设的新的外交机构，但它却是附隶于旧体制的一个封建衙门。
近代工业的建立，使以手工操作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出现了新的生产力。然而洋务派创建的近代军事工业，其性质却是继续了历史上*生产的封建官办传统；“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可以说也是在封建躯体上裁植的，缺乏近代企业的经营观念和进取精神。
派遣幼童留学，却仍“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等书”，“每遇房虚昂星等日”，还要向他们“宣讲圣谕，示以尊君亲上之义”；“恭逢三大节以及朔望等日”，又要“望阙行礼”(《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5。)。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洋务派人士，在学习西方时不仅坚持“中体西用”原则，而且又动以古圣先贤之言行为证，以其说明“古已有之”。这表明他们力求以不悖古训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如王韬以“哲人取法彝狄，孔子学在四裔”(王韬：《韬园尺牍》卷4，第9页。)来说明学习西方并非有悖于圣人所为。他认为选外交人才乃合于“夫子论四品，以使四方不辱君命，居于孝弟信果之上”(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2，洋务下。)。虽然他们以古为证，有批驳顽固派反对西法的意图，但其深层心理却有一味迷信古训的内涵。
洋务派竭力维护封建礼仪纲常，又显示了他们对封建礼制的倾心，反映了这些人心理行为的保守性。曾纪泽在出使前曾表示：“中国公使眷属只可与西国女宾往来，不必与男宾通拜，尤不肯与男宾同宴，即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其出见者，亦不过遥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礼。”他说此系“中国名教攸关，不必舍中华之礼从泰西之礼也。”(《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1，第21一22页。)由此可见，“中国名教”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张之洞竟对民间越礼行为表示不满，他说，“今民间舆服之饰，冠婚丧祭之仪，但视物力之丰啬，不问制度之等差，尊卑不分，良贱无别，匪直害财，抑且伤礼”(《张文襄公全集》卷212，第3页。)。他认为，中国“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张文襄公全集》卷202,《劝学篇·明纲》。)当民权之说兴起时，张之洞更忧心如焚，他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张文襄公全集》卷212,《劝学篇》第23页。)，“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常不行，大乱四起”，充满了对民权的刻骨仇恨，体现了他对封建纲常秩序的至诚至忠。郭嵩焘对派驻外使，坚持派“谙悉礼制”之人(《郭侍郎奏疏》卷12，第9页。)，说明他对封建礼教的倚重。
总之，开放与保守并存于洋务派之一身，而保守的镣铐阻滞了开放的脚步。从而使洋务运动30年的成果犹如砂器一般，经不住狂风暴浪的冲击。
洋务派矛盾心态的正反两面，一是来自阶级与传统；一是来自时代的需求。在时代召唤新的观念、新的行为时，传统的巨大影响同时也显现出来，因而，他们在学习西方的进程中，每前进一步，总是患得患失，唯恐传统文化因此而泯灭，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近代化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资料来源：《北方论丛》199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