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一位有名的洋务派，他在近代实业、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
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后历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代理两江总督，晚年入军机处，直到１９０９年去世，享年７２岁。他死后两年，爆发了武昌起义，清王朝倒台。因此，他是清朝２６８年历史上统治阶级上层中最后一个死去的重要人物。
从张之洞的一生来看，他是个复杂人物，他和近代史上许多人物一样，具有矛盾性格，他身上反映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当时中国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封建主义的东西将要退出历史舞台，但还未死亡，还相当强大；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但还没有成长壮大，旧的未死，新的方生，正处于过渡时期。张之洞的言论、行动、思想正反映了这个时代特点。一方面，他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是抵抗派，是爱国者；另一方面，他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一方面他在中国近代化起步时，学习西方，开工厂、筑铁路、办学堂，倡导新事物，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另一方面，他对旧事物、旧思想恋恋不舍，千方百计加以维护。他身上这种矛盾，典型地反映了晚清时期的时代特征。
尽管他是矛盾人物，一生有功有过，但总的说来，他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民族、有益于后代的事情。他一生的政绩和事业是很突出的，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张之洞一生积极地、热诚地、全身心地投入洋务运动，是继李鸿章之后最重要的、最积极的洋务派。他的成绩以办汉阳铁厂（即汉冶萍，武钢前身）为最重要。当时并没有经验，也缺乏经费，不懂科学技术，可以说张之洞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困难之大，问题之多，难以想象，这一点我们从他的书信、奏折中可见大概。然而，他不畏困难和阻力，艰苦创业，面临诸多开拓者所必然面对的问题，终于建成当时亚洲最大型、最先进的钢铁厂（比日本的八幡厂早七年）。张之洞完全可以不去费心建厂，他可以像其他官僚一样去当太平官，养尊处优，无所事事。但他不是这样，而是不畏困难，坚韧不拔。尽管他有许多失误，不懂怎么办工业，花冤枉钱，走冤枉路，但他那种坚持奋斗，为国为民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无怪乎毛主席说：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当然，他并不仅仅办一个汉阳铁厂，还建了湖北枪炮厂（当时最先进，直到抗战中仍用汉阳造的步枪），还有湖北四局。在张之洞的倡导带动下，湖北成为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仅次于上海，超过了广州、天津。
在教育上，张之洞开设许多书院和新式学堂，同时派学生留日学习。当时的官费留日学生中以两湖最多，占全国１／４，我们所熟悉的黄兴、宋教仁、蔡锷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之洞在编练新军上也有所贡献。他所编练的自强军成为甲午战后振兴军队的典范，和袁世凯小站练兵同时起步，他的湖北新军第六镇的军事实力仅次于袁的北洋六镇。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的第六镇与北洋军队不同，它的思想很开明，所以革命青年大批涌入，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后来成为武昌起义的发动者和主力。
虽然张之洞本人是个官僚，有其自身的局限，他开工厂、建铁路、练军队都为了巩固清朝统治，但结果却走到了反面，挖了清朝统治的墙脚，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孙中山曾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他革了自己的命。不过，他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客观上有利于国家民族。晚清封疆督抚大员数百人，有几个肯这样做事？谁肯去办实业、开学堂自讨苦吃，为筹措经费而弄得焦头烂额，到头来还不落个好。当时许多官僚认为张之洞在干傻事，讽刺他好大喜功，我们后人对他作为先驱者碰到的困难和作为开拓者所含的苦衷，应该更多地理解。在他任两广总督时，为办厂而订好机器，不料却又调任湖广。他的后任李瀚章是个讨厌新事物的大官僚，怕费钱费事，张只好带了工厂搬家。象李瀚章这样官僚在当时占绝大多数，他们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我们后人宁可多要几个张之洞，多留几个工厂、学校，而少要几个李瀚章。
张之洞在反侵略战争中抱何种态度呢？我们可以说，他的一生自始至终反对外国侵略，是个抵抗派、爱国者，这可从他在三件大事中的思想、主张和行动来考察。
第一件事是伊犁交涉问题。沙俄占伊犁，崇厚订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丧权辱国，举国哗然。这个时候，张之洞协同张佩纶、陈宝琛带头反对，迫使清政府派曾纪泽改订条约。虽仍旧不平等，却也多少争回一些权利，应该说张这种爱国的言行产生了实际的效果。
其次便是中法战争。由于张竭力主战，清政府把他从晋抚调任两广，实际上由他主持战事。张之洞坚决抵抗，积极备战。他提出几件大事，其中一件便是封刘。当时在是否起用刘永福的问题上有争议，张主张重用，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给刘以正式官衔，封为记名提督，并发饷１５万两。他还起用了老将冯子材，冯本来已退休在家，张之洞把他请出山，给以兵权，终于取得了著名的镇南关大捷。另外，张之洞还大力支持刘铭传在台湾抗法，资助３０万两饷银，并派粤军支援。在中法战争中，他不是统帅，但实际上是坐镇后方指挥调度，可以说他的功绩是很显著的。
最后便是甲午中日战争了。他在战时已调代理两江总督，为了抗敌，他把两江、湖广的军队大批北调，并借款支援东北的抗战，态度很积极。待到马关谈判签约时，张之洞又坚决反对割台，他大胆陈奏声称：如果签约，“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锋芒直指慈禧、光绪。及至日本割台，台民激烈反抗之时，朝廷断绝对台支援，而张不顾*，由汇丰筹款援助台湾抗日，所以当时有人指责他，说台民“反叛”是他的主使。
在近代史上，身居高位掌握一定权力的大臣坚决反侵略的很少，可谓凤毛麟角。林则徐、左宗棠较突出，张之洞也可算一位。他虽未带兵上前线，但一生站在抵抗派一边，在关键时刻，有言论有行动，能考虑到民族利益，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值得充分肯定。当然，张本人是过渡时代人物，在他身上新旧思想冲突很鲜明。他是清朝大臣，忠于朝廷，维护封建统治；他相信儒学，维护纲常伦理，这两个方面贯穿于他的思想和行动中。时代在飞速前进，他就跟不上时代，逐渐成为落伍者。戊戌维新时期是张之洞的一个转折点，这时的新旧冲突表现非常明显。他本来支持维新变法，对康梁也很友好，特别是在湖广总督衙门接待当时仅为举人的梁启超，礼遇不亚上宾，实不寻常。另外，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是张最得意的弟子，跟张关系甚密，刘光第也是他所推荐。然而，张和维新派之间渐有分歧，走向了对立。开始仅是学术上的，张对公羊学有意见，后来发展到*分歧，反对民权说，终与康梁反目。《时务报》汪康年、梁启超之纠纷便反映了这种矛盾。后来，张又著《劝学篇》反对维新派，并镇压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而自立军就是康有为领导之下，以勤王为名搞武装斗争的军队。
总之，张之洞是个矛盾人物，他做了很多好事，办实业、筑铁路、开学堂、建新军。他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是坚决抵抗的，闪耀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这点正是他同李鸿章的不同之处，也是他和李发生矛盾的重要原因。但张之洞身上有许多旧东西，还是跟不上时代的前进，落后于时代。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人物，都是这种情况，从先进转向落后，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都是近代历史上的佼佼者，后来又都落后于时代，这是近代历史人物普遍存在的性格。新与旧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并存，激烈交战，时代前进了，如不能及时抛弃旧的，吸取新思想，适应新形势，就会走向保守、落后，甚至走向反动。
但无论如何，张之洞的一生在许多方面做出功绩，值得肯定和纪念，至于他的局限和缺点，可以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位得到解释，得到理解，不能够苛求。
【资料来源：《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