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90年代，列强一方面帮助清政府办洋务，另一方面加紧对华侵略扩张。英国从缅甸进一步向中国西南、西北扩张；法国从越南向中国的广西、云南扩张；日本入侵朝鲜，再进犯中国的辽东、山东半岛，侵占台湾；俄国在东北推进侵略势力到黑龙江流域之后，在西北，又把侵略势力扩张到斋桑湖和伊塞克湖等地区。30多年间，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民族危难日益严重。如何对付外国侵略者？清政府的态度，并非简单的妥协求和。决策者的考虑要比这种结论复杂。总的指导思想是“外须和戎”，维持和局。但也有战备、决战的考虑和部署。深入考察清政府这种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有助于对这一时期清政府对抗外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失败原因和民族危机加深原因的理解，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本文拟对此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指教。
一、维持“和局”的迫切感和必要性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对外武力较量，清政府的官员们更加认为战不足恃。当时又面临“内患”（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反抗势力），因此更感到对外维持“和局”的迫切。经手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的恭亲王奕等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捻炽于北，发炽于南”，政府“饷竭兵疲”，如果“夷人乘我虚弱”，我又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他认为，“发捻交乘”是“心腹之害”；外敌只是“肢体之患”。因此要以“灭发捻为先”。对外则要“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页5－6。以下简称《洋务运动》。>。其中心意思就是对外信守条约，维持和局，而专意对内用兵，镇压“发、捻”。这一奏议，得到咸丰帝赞同而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重要的立政方针<《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
对外维持“和局”，其迫切感首先就在于好腾出手来“靖内”。当局把“和夷”对内与三国时的蜀、吴约共讨魏相比喻<《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强调要“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奕等奏，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九，册八，页2914。>。官员们认为：“外忧与内患相为倚伏”，国内反抗势力强，外国将轻视中国，而起“狎侮之心”；国内反抗势力衰弱，外国就不敢怎样，而“帖服之心坚”<奕等奏，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九，册八，页2914。>。换句话说，要使“和局”维持住，首先要把“内患”平息，否则，列强还将蠢蠢欲动、伺机而发。
在借助洋枪洋炮和洋兵将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反抗烈火扑灭之后，清政府的官员们仍然认为必须“守定和议”、“以和为主”、“以羁縻为上”，勿轻以言战<曾国藩《复陈津案各情片》，同治九年。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页十三；刘锡鸿《复李伯相书》，见《洋务运动》（一）页276。《洋务运动》（一）页265。>。为什么呢？理由之一，以往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页十三，页十四。>。
理由之二，战必不继，和可久长。曾国藩、李鸿章的话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曾说：“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页十三，页十四。>。李谓：“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李鸿章：《复曾相》，见《洋务运动》（一），页267。>
理由之三，兵不强、械不精、饷不足，只能和不能战。李鸿章多次强调：外洋“专以兵力强弱角胜，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我）即暂胜必终败。”<《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期间，李鸿章均在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任上，清廷委以军事指挥和对外交涉重责，武器、粮饷问题成为他一味主和的重要依据。中法战争前，他遵旨统筹全局，主张避战言和：中国兵轮船本少，又未经战阵；法国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陆路则我众彼寡，我主彼客，苟能器械精良，饷糈充备，未始不可与战。但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李鸿章《法越交涉事端重大遵旨妥筹全局折》，《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页158。以下简称《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李鸿章同样以船械“稍形见绌”为理由，认为“实难纵令海战”。平壤战役的溃败，他也归结为是由于“器械之相悬”<《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八，页61—63。>。
理由之四，担心对外用兵，国内反抗势力如哥老会等会“乘机而起”。<《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
所有这些，都是清政府的官员们认为必须采取避战保和的原因。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时上奏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页十三，页十四。>就是往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页十三，页十四。>
对外国侵略者，如果由于彼此强弱悬殊或有某些条件的不利，一时采取避战保和的策略是无可非议的。强打硬拼便是失策。但是，清政府的重要官员们上述维持“和局”的思想却过份强调了“和”，苟安现状，惧怕列强的武力，委曲求全，卖国求安，这就不足取了。他们不是把一时的“和”作为转弱为强、以求战胜的时机，而是把“和”当作维持现状、以求苟安的盾牌。李鸿章下结论说：“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见《洋务运动》（一），页42。>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外国侵略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不是积极地、坚决地组织抗战，而是惧战、避战，屈辱求和。这是导致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战备”的考虑
清政府的官员们在强调维持和局的同时，也考虑到战备。所谓战备，就是修“战守之具”，筹备海防、陆防。制造、购置轮船，建设海军，安装炮台，操练陆军，配备枪炮等，做到“有备无患”<同治五年上谕，见《洋务运动》（一），页16。>。同治13年（1874），总理衙门上奏说：“今日而始言备，诚病其已迟；今日而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及今亟事绸缪，已属补苴之计，至此仍虚准备，更无求艾之期。”同治帝览奏后，也在“上谕”中强调：亟应实力讲求“备御”，“同心筹办，坚苦贞定，历久不懈，以纾目前当务之急，以裕国家久远之图。”当时大小臣工也无不以“战备”为必讲。如或曰：“为将来御侮计，非豫筹战守不可。即为目前和局计，亦非战守有恃不可”。<同治十三年浙江巡抚杨昌浚奏，见《洋务运动》（一），页60。>“兵端虽不可自我而开，武备实不可一日或弛。”<同治十三年浙江巡抚杨昌浚奏，见《洋务运动》（一），页60。>或曰：“战事不可轻言，和局不可长恃，防务不可稍缓。”<光绪六年御史志和代呈道员盛康奏，见《洋务运动》（一），页209。>或指出要“讲求武备以立自保之基”。<光绪十年刘铭传奏，见《洋务运动》（一），页226。>说明讲求“战备”是朝廷上下所交口赞许的。问题是：“备”而何用？是养精蓄锐，以雪国耻，还是徒事虚张，以维和局？答案显然是后者。
清政府的官员们几乎普遍地把“战备”与争取长久和局联系起来考虑。他们遵循的公式是备——守——和，而不是备——战（胜）——和。丁宝桢陈奏：“臣愚以为防事办定，将来如果有警，其要利于持守，而不利于轻战。”<《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光绪元年（1875），礼亲王世铎等谓：“自古中国之驭外夷，必能战能守而后和局可久也。”<《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李鸿章说：对外要“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同治十三年奏，见《洋务运动》（一），页41。>其意“战备”还不能公开，只能暗地进行。同治帝的“上谕”也流露这种思想，强调既要“有备”，又要使各国不致因这种“备”而“生疑”矛头是指向他们的。曾纪泽在中法战争前，历来被认为他是主战的，其实他仅仅强调要“实力备战”而已。据他自称，“不欲启衅之心”与李鸿章的看法“未始不同”。在他看来，“实力备战”，为的也是“保和局”。他认为：“吾华备战愈显，则了事愈易；备战过迟，法人既已获利，则吐出较难”。因此，他始终坚持“备战之议”。<《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
李鸿章对战备还有一层看法，他奏称：“第为御侮之计，则不妨多为之备。彼见我战守之具既多，外侮自可不作。此不战而屈人之上计”。他把战备看作是能吓唬人的东西，以为摆摆架子、虚张声势就可以吓倒侵略者。这当然是自欺欺人。因为纸糊的老虎毕竟是很容易被戳穿的，也容易为外国侵略者所识破。中法马江战役前，张佩纶搬用这一套，想“虚张声势以恐吓法人”。<《曾袭侯致李中堂书》，见《中法战争》（四），页268—269。>以为多调些兵船摆在马江，法国侵略舰队就不敢轻举妄动。“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洋务运动》（五），页122。>结果不但没有吓走侵略者，反而招致更多兵船的损失。
对“战备”要落实到战，清政府中也有持这种意见的官员。他们主张“备”就要用于战，不能摆好看。如湖南巡抚王文韶指出：“防海之要，以守为体，以战为用”。<《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候选知府徐承祖呈奏：“虽此时无必胜之权，难轻言战，然内外工臣宜急修战守之具，时存必战之心，庶将来可以一战。”但是，就总的倾向看，■备、戒战、保和是清政府的主要倾向。他们认为不能轻启衅端，不能轻言战事。既然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所以，只要坚守成约，不使“稍有侵越”就好了。虽然讲“防”筹“备”了二三十年，他们仍然认为器不利、械不精，难以匹敌。要改变现状力不从心，谈不上“攘夷”、驱逐出境。只有隐忍、迁就、妥协、退让之一途。光绪9年（1883），有人弹劾李鸿章：“顾李鸿章只知言和，船械军垒，何所用之？……使李鸿章忠于为国，二十年整军经武，必当卧薪尝胆，誓灭逆夷。而乃张夷声势，恫喝朝廷，以掩其贪生畏死、牟利营私之计，诚不知是何肺腑！”<《洋务运动》（一），页10，页11，页5，页43，页246，页246，页26—27，页30，页100。页120，页16，页83，页246。>
以上说明，李鸿章等虽然也言备，但由于其一味戒战保和，所以使得其所谓“战备”毫无进取性，只是一种消极、被动的防备。他们虽有“卧薪尝胆”之想，却无雪耻复仇之勇气，但求苟安，不图规复。这是他们对反侵略的被动指挥和对外交涉中妥协屈服的重要思想根源。
三、战的指导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的主要倾向是避战保和、妥协屈服。但是，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毕竟还存在矛盾的一面。当列强侵犯更多的民族利益时，他们也并非乐意接受，而是不甘愿的。因为出卖民族利益有失民心、有损国威、皇威。所以，在列强动武时，忍无可忍，他们都不惜与之决战。当法国、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的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时，清政府都下诏宣战。
由保和的政策转而宣战，其指导思想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的考虑：其一、不能坐视邻国被侵犯而出兵。法国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首先侵犯中国的邻邦越南和朝鲜。越和韩与清朝既是近邻，又有密切的宗藩关系。他们既小且弱，成为列强独吞的对象和借此进一步向中国边境地区侵略扩张的跳板。这一点清政府的认识是清楚的。
对法国侵略越南，清政府认为，论“藩属之义”，越南久列“藩封”，历经中国用兵“剿匪”，力为保护，中国应仍一如既往，派兵救援，“不能坐视”，听任其受侵陵。“朝廷轸念藩服，不忍漠视”。论睦邻关系，中国大，越南小，揆之“以大字小之义，也不得不为保护。论利害关系，越与中国领土相接，与我滇、粤毗连，为中国南陲“藩蔽”，中国“不能以度外置之也”。若越为法人占据，则“藩篱全撤”，唇亡齿寒，“不特边疆之患，抑亦大局之忧”。总理衙门还将越南与琉球所处的不同地位作比较，强调保护越南的重要：“琉球孤悬海外，得失举不足重轻；越南近蔽南陲，存亡实相祸福”。光绪的“上谕”指出，越南“断难听其侵逼”，为保护该国计，“固以为屏蔽边境计也。”基于这种考虑，当法军从越南南圻向北圻推进时，清政府一面暗中支持刘永福的黑旗军援越抗法，一面派出两支军队分别由滇、桂巡抚率领进扎越南北部，待机抗法。
对日本侵犯朝鲜，清政府的态度与对待法国侵犯越南的态度基本相同，认为朝鲜为中国“藩服”、睦邻，又是理应受保护的小国，中国“不忍坐视”。<光绪十年上谕，见《中日战争》（二），页612。>因此，清政府增派清军赴朝，迭谕李鸿章“先事预筹，毋致落人后著”。<光绪九年上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见《中法战争》（五），页241。>
其二、“衅自彼开”不示弱而动武。清政府信守所谓国际“公法”，再三强调不先“开衅”；“自宜静以待动，不宜自我先启衅端。”<光绪二十年总理衙门致各国照会，《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见《中日战争》（二），页9。>“中国念各国共敦和好之意，断不肯遽与开衅”。希望“保全和局”，以此取得各国“公论”的同情和支持。这种立场对一个尚处衰弱地位的国家来说，是无可非议的。实际上，自从鸦片战争始，殖民主义者就已侵略了中国，对中国来说，反抗侵略、把侵略者赶出去、维护民族独立，在任何时候都是正义的。侵略的“衅端”早已启了，中国反侵略，无所谓“启衅”的问题。这才是“公理”。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衰朽，一时还无力反抗，因此，暂时避免战争就成为必要。
然而，殖民主义者对外侵略扩张却不因此而敛手，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侵略者挑起战端后，清政府认为“衅自彼开”，这时，就表示不能“稍退示弱”，“惟有与之决战，力遏凶锋”。<《中法战争》（五），页381。>“毋得稍有退缩”。<《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见《中日战争》（三），页17。>清朝廷在这点上的开战勇气还是有的。一旦侵略者开了“衅端”，挑起战争，就毫不示弱，下诏予以反击。
其三、非理要求难容而开战。在中法交涉中，清政府对法国提出的改变越南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在云南内地通商、驱逐刘永福的黑旗军、赔偿兵费等，认为都是非理要求，“不特情理所必无，亦与各国公法显背”。<光绪十年上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见《中法战争》（五），页334，页518。>所以，“必严行拒绝，万不可稍有游移，致堕彼族得步进步之计。”<光绪十年上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见《中法战争》（五），页334，页518。>法国先启兵端后，清政府态度更不含糊，指出：“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命令各路统兵大臣及沿海各省督抚，“如有法国兵轮驶入，著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悉数驱除。”<光绪十年上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见《中法战争》（五），页334，页518。>
日本侵略军挑起丰岛海战和牙山之战后，光绪帝在宣战谕旨中指出：“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并著沿江、沿海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见《中日战争》（三），页17。>可见，在侵略者提出无理要求或不遵条约、不守“公法”的时候，清政府认为不能再予容忍，从而下令对入侵者应战。这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和广大人民反侵略意愿的。
总之，清政府对战的指导思想是静以待动。彼不犯我，我也不先“启衅”；彼犯我，我就坚决反击，不稍示弱。这种思想本身并没有多少可非议之处。问题是“统兵大臣”在实行中并没有真正处理好“和”与“战”的关系。尽管朝廷强调要“一面留以可和之机，一面仍示以必战之局”，<光绪十年四月上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见《中法战争》（五），页334。>可是，实际上是保和避战，筹而不备，战而不力，被动应付，玩忽职守，结局自然总是令人失望。
四、“以夷制夷”的指导思想
“以夷制夷”的对外斗争策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就提出来了。林则徐在领导虎门销烟后，要求来华贸易的外商切具“甘结”，保证不贩卖鸦片。英国商务监督义律拒绝如式具结，林则徐请旨断绝中英贸易。但是，林则徐反对断绝所有中外贸易。他认为必须孤立英国，争取列国。“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而内向。”<《复议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页795。>意思就是要利用各国之间在贸易竞争上的矛盾，使他们彼此离心，结好中国。魏源在鸦片战争后，在他所著《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中多次指出，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要“以外敌攻外敌”、“以夷攻夷”、“调夷之仇国以攻夷”。<见《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第2版，页206，页207；下册，页839，页869，页886。>这种对外斗争的策略思想应该说是可取的。因为尽可能地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争取多数，孤立主要打击对象，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保护自己，免受民族利益损失。这不能说是不对的。可是在这以后清朝当局对这一斗争策略的应用，情形有所不同。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更形衰弱。战后，“以夷制夷”便被当作重要的外交手段加以应用。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都应用了这一外交手段。这一外交手段的应用主要是由李鸿章等筹划的。中法战争中，他请英国、德国等出面调停。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和天津税务司德人德璀琳成为李鸿章所倚赖的调停人。英、德都争当调停者，因为调停是有利可图的。赫德在电文中直言不讳地谈到这一点：如调停结果良好，“中国将对英表示非常友好的敬重，今后英公使在此亦可有亲密而更有势力的地位。”《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8月版，页55，页48。>
中日交涉及中日战争中，李鸿章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实力备战和指挥战争上，而是放在和谈和“以夷制夷”的外交上。当日军进驻朝鲜汉城、又不如约撤兵时，李鸿章先是请英公使出面调停，“复倚俄使劝阻”，以后又“依英俄合力以言和”，终无效，事态仍在扩大。李鸿章又先后乞求法、德、美等国调和。他甚至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来换取列强的和谈帮助。据英驻华公使欧格讷给英外交大臣金伯雷的报告说，李在会晤他时，曾经向他提出了一份“中英同盟密约”草稿，准备出卖中国给英国，来换取英国制止日本的侵华战争。这份“密约”虽然没成为现实，但也足见李鸿章为了请英国出面调停，出卖民族利益的慷慨。李鸿章还向英国方面请求，由英国派海军舰队赴倭责问，勒令日本从朝鲜撤兵。李鸿章的这种“以夷制夷”的做法，完全是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外交，是把民族命运寄托在列强调停之上的无能外交。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认为这是“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理解其意，就是用民族利益收买某列强去“牵制”另一列强。<丁则良，《马关议和前李提摩太策动李鸿章卖国阴谋的发现》，见《中日甲午战争论集》，1954年版。>他认为中国无力与列强抗争，所以唯有利用列强去“制”、“敌”列强。当时，列强之间虽然有矛盾，但他们侵略中国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的矛盾只是争夺侵略利益上的矛盾，而不是在和平友好问题上的矛盾。只要一列强在通商上、外交上取得侵略利益，他们都可以利益“均沾”。在这一点上，他们正乐于利用日本扩大侵略，坐享其成。再说，列强们知道，非清政府危急到极点的时候他们出面调和的酬价就少。因此，列强对李鸿章的乞求总是表面上应允，行动上延宕，致使李鸿章总不死心，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列强中间打转，以至偾兵误事。连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都批评说：“总理衙门对外国调停过度信任”。“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信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赫德还针对俄国想出面调停中日问题一事，在电文中说：中国“可能又被撮弄一番，并且还须付给撮弄者一笔代价。”由此可见，上述“以夷制夷”，表面上象是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倒是清政府被列强所利用。不但被“撮弄”，而且还得付给“代价”。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中的一些京官和督抚，虽然也反对割让台湾给日本，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积极的办法，无非重弹“以夷制夷”的调子而已。如两江总督张之洞主张“与倭者转而赂英俄”。他说，英、俄如能实力相助，就可以“许以重酬，绝不吝惜”。时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主张让各国共保台湾，建议把台湾作为各国公共的“租界”，让列强“各认地段开矿”，以此联络各国来抗倭。有的还建议借洋兵来“抗倭”。这些说明，清政府中虽然也有反对割台湾、主张抗日的，但是他们所谓的“以夷制夷”的立场并没有比李鸿章好多少。在光绪皇帝的“上谕”中，虽然曾经对李鸿章求英国出动舰队“勒令”日本撤兵朝鲜的建议表示不赞成，指出这是：“示弱于人，仍贻后患，殊属非计”，不让官员们再议此事。但是，朝廷也拿不出别的办法。说明整个清政府已经腐败无能到十分可怜的地步，他们已经没有力量“自立”了。为了维持统治、苟安目前，只有依仗列强、求助列强的办法。这样，就使他们日益买办化。
历史事实说明，晚清由于*制度落后、腐败，统治阶级面临尖锐的民族矛盾，在某个时候、某种场合下，虽有抵抗侵略、维护民族利益之心，却无抵抗侵略、维护民族利益之力。当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与他们的统治利益不能兼顾时，他们的选择毫不犹疑地是出卖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以保他们的统治利益。这一对待民族矛盾的做法，大失民心、士心，使他们日益走向穷途末路，走向灭亡。
（资料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