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是一次地主阶级的自强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它的主导思想却在于“求强”与“求富”。以往，人们常把“中体西用”视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与洋务运动的主旨是不尽相符的。实际上，洋务运动是在“求强”“求富”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中体西用”乃是服务于这个中心思想的理论之一。
一、“求强”观与洋务运动的兴起
洋务运动发韧于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而这些军事工业的出现恰恰是“求强”思想发展的结果。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等人慨于中国备受英人的侵扰，目睹西方的坚船利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建议在广东沿海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用以仿造西洋船炮。由于当时朝野上下昏昏沉沉，并没有感到形势的紧迫，魏源的建议只能束之高阁。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到了京城，使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感到“西洋之人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5。>并开始谋求自强之道。
19世纪60年代初，一种新的观念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部分清朝官员中萌生与发展，这就是洋务派的“求强”观。赵树吉首倡自强之言，他指出：“皇上以抚议为可恃乎？不可恃乎？如知其难恃也，则亦求所以自强之术而已”。<《道咸同光奏议》卷3，第14页。>接着，冯桂芬发挥了魏源在40年代的主张，申明学习西学乃中国自强之途，他建议“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73页。>奕指出：“探原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第11页。>
60年代中期以后，洋务派相继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数家军事工厂，这些军事工业的创办是与洋务派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他们一致认为，中国要摆脱衰弱的局面，必须求强，要求强，必须从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陆军起步。李鸿章认为：“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第7页。>左宗棠指出：“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所恃，此项人断不可不罗致，此项钱断不可不打算”<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7，第25页。>。丁日昌提出“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之策”，“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海防档：丙，《机器局》，第1册，第12页。>奕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页。>，正是在这种求强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第一批军事工业应运而生，洋务运动由此兴起，中国近代化的车轮开始转动。
从上述人物的言论中，可以看出，这种求强思想的建构具有下列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求强思想的滥觞与地主阶级开明派对世界大势的正确分析紧密相关。他们已看到，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史前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这种对“变局”的认识，表现出一些人对时局转变的一种觉悟性的了解，他们不认为中国能再以“天朝大国”的姿态来“威远四方”，他们已觉察到中国已处于危局之中，因此，他们寻找的自救良药，就是自强。自强的目的在于应付变局。
第二，这些人已认识到要想求强，必须学习西方，他们承继了魏源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付诸实践，他们当时的认识水平也仅把西方长处归结在船坚炮利方面。于是，他们倡导引进西方的机器来从事军工产品的生产，试图“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这种认识虽然还很肤浅，但这毕竟是学习西方的第一步，由此而来的便是中国出现了近代机器工业，新式枪炮与轮船的制造改变了中国专恃刀矛弓箭、帆蓬舟楫的状况。正如洋务派后来所指出的“铁厂之开，创于少荃，轮船之造，始于季皋；沪局造船，则由国藩推而行之。非不知需费之巨、成事之难；特以中国欲图自强，不得不于船只炮械、练兵演阵入手，初非漫然一试也。”<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1册，第325页。>自强的途径在于创办军事工业和练兵。
第三，洋务派的求强观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穷则变”的理论，同时又把西方的长处纳入他们求强的思想中去，与顽固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洋务派认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而顽固派却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7页。>相形之下，洋务派比顽固派还是高出一筹的。
众所周知，洋务运动分为求强即创办军事工业和求富即兴办民用企业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中，其指导思想只能是“求强”，而不是其他，
二、“求富”观与洋务运动的深化19世纪70年代以后，洋务派感到在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陆军的过程中，遇到了资金拮据、后勤供应不足、燃料短缺以及没有运输、电讯等事业相配合的困难，于是他们开始感到仅仅“求强”是不行的，从而把注意力转向“求富”，便从新式民用企业的创办入手，洋务运动转入“求富”阶段。7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求富”思想的主要内容为：
第一，“寓强于富”。在洋务派看来，求强的结果并未改变衰弱的局面，中国之所以“弱”的原因在于“贫”，因此必须转“贫”为“富”，这样才可以“强”。李鸿章指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第25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经李鸿章的积极奏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先后开办，目的在于“顺商情而张国本”和“寓强于富”。
第二，“必先富而后能强”。从“求强”观到“求富”观的递转和觉察到富与强的因果关系，表明洋务派的认识较以前深入了一步。李鸿章认为：“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第34页，>。薛福成指出：“中国地博物阜，甲于五大洲，欲图自治，先谋自强，欲谋自强，先求致富，致富之术，莫如兴利除弊，兴利奈何？一曰煤铁之利，每省能开一二佳矿，则船政、枪炮、制造各局所需，无须购之外洋，可省无穷之费。一曰五金之利。云南产铜，山东、吉林产金，广东产水银，四川产银，诚能广为开采，妥为经营，则货不弃于地矣。一曰鼓铸之利。如能仿英、美诸国之铸金银，公家之利甚溥，而钞票之法亦寓乎其中，即银行之利亦可兴焉。一曰织组之利，织绒机器应设于直隶、天津，以取口外之驼毛、羊毛，织布机器设于苏州、上海，以取滨海之木棉。织绸缎机器设苏杭嘉湖，以购江浙之蚕丝。一曰铁路之利，所以与轮船招商局相表里，而二十行省之土货可以广销，则愈产愈丰矣”<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633页。>。
第三，“与洋商争利”，面对着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和外国轮船公司对中国航运权的控制，洋务派认为必须与洋商争利，才能实现求富的目标。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指出：“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则须华商自立公司”，目的在于“开此风气，渐收利权”<《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5—50页。>。李鸿章创办机器织布局时也一再申明要“扩利源而敌洋产。”李鸿章还指出：“溯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核由近年销数价值已至一千九百余万两之多。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推其原故，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第35页。>。薛福成提出了与李鸿章相类似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一分之力，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于此者矣。是故中国之于商政也，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其利，则从而夺之。三要既得，而中国之富可期”<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543页。>。
第四，振兴工商。工商业的兴起，这是中国进入近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但在洋务运动时期，由于风气不开，一些人视创办企业为畏途，致使中国工商业发展缓慢，薛福成多次谈论了工商致富的观点。他指出：“迩者中外通商，颇仿西洋纠股之法，其经理获效者，则有轮船招商局，有水陆电报局，有开平煤矿局，有漠河金矿局。然较外国公司之大者，不过什百之一耳。气不厚，势不雄，力不坚，末由转移全局”，这都是由于“风气之不开”的缘故。因此，“风气不变，则公司不举；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481页。>。
洋务派以及洋务理论家们通过几年举办洋务的实践，逐步认识到“求富”是自强新政的关键之所在，表明他们的认识不仅已较60年代有所提高，而且他们求富的呼声又造成了这样一种新的氛围，即在洋务派采用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等形式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时，许多商人由最初“视洋务为畏途”到转向纷起响应，认股集资，如开平矿务局1878年仅募股二十余万两，1882年则募股一百余万两。
从洋务派的“求富”观中，我们可以寻找到两个方面的特质：首先，洋务派感到只有富国强兵才能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他们首先求强，进而求富且能够提出“寓强于富”，“必先富而后能强”的主张，说明他们对洋务的认识有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种认识的加深，又对洋务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全局性的指导作用。其次，洋务派针对外商纷至沓来，舶来品充斥市场的状况，主张“与洋商争利”，要求振兴商务、目的在于抵制与制约外来商品的流入和外商在华的工商活动，这就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及其思想的不断完善，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
三、“中体西用”与“求强”“求富”的关系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由张之洞在1898年抛出的《劝学篇》中提出来的。长期以来，尽管学术界对“中体西用”的评价有高有低，如一种观点认为“中体西用”是中西杂交不伦不类的反动口号，它硬把中学与西学两个不同体系揉合在一起，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黄逸峰、姜铎：《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种通过移花接木地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用”移到中国封建主义的“体”上来，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陈旭麓：《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但其共同之处都是认为“中体西用”源于冯桂芬“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且是经过早期改良派的阐发而成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近几年来，又有人提出新观点，认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除了“中体西用”外，主要是林则徐、魏源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不断提出的一贯主张即“师夷长技以制夷”<%徐泰来：《试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4年第4期。%>。这一观点冲破了原来的模式，接触到了洋务运动的实质性问题即“师夷长技”。然而，它仍有未尽之意。事实上，洋务派不但继承了林、魏的主张，更重要的是通过“求强”把“师夷长技”付诸于实际，军事工业的创办是其具体体现。接着，洋务派又通过“求富”，把洋务运动引进了更深入一步的层次中去。
综观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它基本上是在“求强”“求富”思想指导下，循序渐进地发展着的。有了“求强”观，军事工业才得以创办，强兵御侮也有所恃，有了“求富”观，民用企业才相继出现，“寓强于富”、“挽回利权”也有所靠。可以说，没有“求强”“求富”思想的出现，近代机器工业仍会被视为“奇技*巧”、“雕虫小技”，洋务运动是不能兴起也不会办下去的。因此，作为指导思想，是能够对全局有指导作用的思想。“求强”与“求富”思想正是起到了这个作用。那么，“中体西用”在这里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这还要从它的源起及鼓吹者的具体论述谈起。
1860年后，冯桂芬较早地提出了富强观。他指出：“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且也，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与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懵然无所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69页。>这段话就是通常所说的“中体西用”思想的最早来源。分析冯桂芬的这段话，不外乎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冯桂芬在谈到中国欲图富强时，已开始与西方列强相提并论，他的立意强调的是“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显然，这句话是要找到一条学习西方的途径，为“求强”“求富”制造一种能为朝野接受下来的理论依据；其二，冯桂芬是有感于当时绝大多数人昧于世界大势，闭目塞听，盲目无知的状况下说这段话的，他认为在“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的新局势下，有必要知己知彼，从而启发人们去学习西方。
1885年，薛福成说过这样一段话：“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夫黄帝、太公、皆圣人也，其治天下国家，岂仅事富强者，而既厕于邻敌之间，则富强之术，有所不能废。或曰：‘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风气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将泄之秘，而谓西人独擅之乎？又安知百数十年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至若赵武灵王之习骑射，汉武帝之习楼船，唐太宗驾驭旧将与内臣一体，皆有微旨存乎其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556页。>。其中最后一句话又被认为是“中体西用”的来源之一。如果从上引全文整体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薛福成的原意并不是在阐述什么“中体西用”，而是重点讲中国的富强之道。首先，他通过中西的对比，指出西方富强之所在，强调中国欲图富强，须从商政、矿务、火轮、舟车、电报等近代化工程入手，然后才能与西方并驾齐驱。其次，他针对当时顽固派攻击学习西方是“用夷变夏”的观点，从一种较为缓和的角度论证学习外国不会导致以夷变夏的结局。在他所处的时代，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冲突，主要是固守传统文化、反对学习西方同通过学习西方从而进一步巩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争斗，还谈不上“体”与“用”的分歧，薛福成的注重点仍是放在如何维护“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上，关键是他能够指出从学习西方人手，目的是“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
可见，在洋务运动时期，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都是作为一种理论服务于“求强”、“求富”这一洋务运动主导思想的。表面上看，从冯桂芬、薛福成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脉相承，而实际上他们是处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洋务与顽固两派的分歧是要不要学习西方，两派的着眼点都是维护封建统治，并不存在“中体”与“西用”的争论，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后起人物，他鼓吹“中体西用”，主要是针对维新派要全面学习西方，要改变封建专制制度这个“体”而提出来的。维新变法时期，在思想文化上的斗争焦点才是“中体”还是“西体”之争。因此，不能把张之洞在1898年讲的话拿到三十年前说成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在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时期，洋务派的主要人物几乎无人不谈“求强”“求富”，就是冯桂芬、薛福成这样的洋务理论家也在大谈富强之说。因此，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应当是“求强”与“求富”。至于当时有的人谈到的“体”与“用”或“道”与“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怎样学习西方方面的一种理论，不能把它们误解成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正如我们在理解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一样，尽管那时人们就如何学习西方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谁也不否认三民主义乃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所以，判定一个运动的指导思想应当从这场运动的发展轨迹来考察，洋务运动恰恰是沿顺着从“求强”到“求富”的道路发展而来的。
（资料来源：《人文杂志》199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