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年间五省白莲教大起义，是清朝统治阶级百多年来对人民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必然结果。
在乾隆、嘉庆时期一系列的人民起义中，嘉庆元年(1796年)的白莲教大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起义前后持续了九年零四个月(嘉庆元年正月初七日至嘉庆十年五月十九日)，参加的人数达几十万，斗争的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省，并且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据不完全统计，共涉及府、州、县、厅、卫等二百零四个。清朝统治者征调了来自全国十六个省的兵力，耗费了白银二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五年的财政收入；同时这次起义还大大削弱了清军的力量，使清军损失一、二品的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四百多人，这次起义给满、汉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成了清朝走向衰落的起点。因此，研究这次起义对我们了解清朝历史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一、起义的社会背景
五省白莲教大起义并不是像清朝统治者所说的那样，似乎是由几个“安逸无事，因而编造谣言”的白莲教教首煽动流俗而发生的。[1]
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明朝统治，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因此，清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巩固政权。实行了一系列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康熙、雍正二朝尤为显著。[2]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地主阶级也加紧了土地兼并，到乾隆后期土地已经高度集中了。当时以皇帝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通过圈占、强买和高利贷等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吞占了大片土地，许多地方都形成了“富者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3]的严重局面。仅仅封建国家和皇室所控制的“官田”、“皇庄”就已达八千余万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时七分之一以上。
至于一般地主兼并土地的数字也很惊人。直隶怀柔(今北京市怀柔县)郝姓大地主占有“膏腴万顷”，[4]山西平阳大商人兼大地主亢氏拥资“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钜”。[5]乾隆末年把揽朝政二十多年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砷，相传竟霸占良田八千顷以上。(实际上不足此数)，就连他家的两个亲信管家刘全及马某也占田六百顷之多。[6]湖广地区(今湖南、湖北两省)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土地，也已被地主们瓜分完毕．[7]广西已是“田大半归富户，而民大半皆耕丁”。[8]广大农民丧失了土地，沦为佃户和佣工。河南一带的农民已是“佃种他人田地者居多”，“终岁勤动，所得粮食除完交田主租息外，余存无几……虽获丰收，仅足偿欠”，“且佃户惟恐地主夺田另佃，往往鸡豚布帛，无不搜索准折，甚至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此等风气，大概皆然”。[9]四川、陕西及北京附近的广大贫苦农民也必须把收获物的一半甚至到六、七成以上交给地主。[10]在长江以南许多地方贫苦农民甚至“尽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犹不能足”。[11]史载乾隆统治时期，佃户“计亩还租，下自五斗．上至一石八斗……及岁告成，公税之租偿债之外，其场遽窆者什八九”。[12]贫苦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到头来所得不过数斗，甚至有的人今日完租，明日乞讨、借贷。
除此之外，地主豪绅们还规定佃户租种土地之前要缴纳“揽种钱”、“押租钱”；他们还惯用“驴打滚’’的高利贷，大斗收租、小斗出贷进行非法盘剥。[13]每当秋收，地主催租逼伊如狼似虎。更有甚者，还私设公堂，对欠租的农民任意打骂，甚至关人私牢。[14]在这种残酷剥削下，许多贫苦农民丧失了再生产的能力；到处都是“富者日益其富，贫者日见其贫”。[15]
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的<大清律例)中就曾明文规定：“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16]如佃户抗租不缴，“即行严办”[17]土地兼并的过程，不但是农民破产沦为佃户或雇工的过程，同时也是广大贫苦人民破产流亡的过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穷奢极欲。最高统治者乾隆帝(弘历)就是一个挥霍无度的典型。他在全国许多地方大兴土木，修筑无数的离宫别苑、寺院庙宇，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驰名中外的圆明园以及北京其他风景区的许多瑰丽的园林宫阙、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等多是乾隆年间竣工的。他还六度“南巡”，每到一地，绅商供奉斗奇争巧，劳民耗财几无虚日。除此之外，每当乾隆帝和其母孝圣皇太后过生日，都要命令大臣和富商从北京皇宫的西华门经西直门一直到圆明园宫门前数十里的道路上，沿途用彩绸和花束搭起一座座牌楼，每隔一段距离还往往建造起一座戏台、经堂，并且强迫沿街店铺把门面修饰一新，为此每次都要挥霍白银一百多万两以上。为了给皇帝、皇太后祝寿，从中央到地方的文武官员争相‘‘献纳”送礼，以取得乾隆帝的宠信。仅金佛一项就从全国各地供奉了大小上万个。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为其母铸了一座“藏发塔”就用去了黄金三千多两。
一般地主、富商，奢侈腐化也普遍成风。如怀柔地主郝氏．乾隆帝出巡“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舆台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京师米贾祝氏“富逾王侯，屋宇千余间，园亭瑰丽，人游十日未竟”。此外还有宛平查氏、盛氏，密云王氏等，‘‘其富丽亦相仿”。[18]“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赀者，不一而足”。[19]还有许多散居南北的盐商、票商、行商也都过着骄奢*逸的生活。人们曾说习尚浮华是万历一变，乾隆一变。乾隆时代，贪污聚敛之风弥漫。历史上著名的贪官和绅，就是在这一个时期招权纳贿的。嘉庆四年(1799年)，查抄他的家产，相传仅据初步估计就折合白银八亿两以上。[20]
在和绅纵容下，文官贪赃，武官克饷，层出不穷。光是地方大吏督抚、布政使就有很多，如国泰、王亶望、福崧、伍拉纳、浦霖等人的贪污案件，每次抄没赀产都达数十万两以上。管理治黄工程的官吏，为了寻机贪污，竟丧尽天良故意掘开河堤造成水患，致使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湖北、四川两省*腐败，贪污盛行更是全国闻名。自封疆大吏以下各级官员无不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如这次大起义前的二任湖广总督特成额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擢用湖广总督，在任三年之久，首为废弛，所有活埋、冒账各案，俱系伊任内之事”。[21]接任者毕沅“五十三年(1788年)擢为湖广总督，五十九年(1794年)被降补山东巡抚，六十年(1795年)仍授湖广总督。……在嘉庆四年(1799年)九月，有倭什布查奏，胡齐仑经手动用军需底账，毕沅提用银两及愧送领兵各大员银数最多”。[22]毕沅还与湖北巡抚福宁、藩司(布政使)陈淮(望之)等高级官员朋比为奸，因而民谣传说“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23]至于他们手下的各级地方官吏，更是上行下效变本加厉。湖北武昌府同知常丹葵“素以虐民喜事为能。乾隆六十年委查宜都县境，吓诈富家无算。赤贫者按名取结，纳钱释放，少得供据，立于惨刑，至以铁钉钉人壁上或铁锤排击多人。情介疑似，则解省城，每船载一、二百人，饥寒就毙，浮尸于江。殁狱中者亦无棺殓”。[24]
四川总督福康安与和绅一样都是乾隆帝宠信的重臣，也是有名的贪官。四川达州知州戴如煌与常丹葵相仿，也是“借查拿邪教为名，将殷实之家肆行讹诈……任内赃私狼藉，民怨沸腾，人人共知……私设衙役至五千名之多……凡有习教之人，无不遭其索诈，以致不能安身，遂萌异志”。[25]
乾隆六十年，爆发了湖南、贵州苗民起义，清政府从各省抽调大批人力、财物进行镇压。由于湖北、四川二省邻近湖南、贵州，所以这两省人民的负担就更加沉重。但地方官“赋外加赋”，残酷榨取，造成了“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26]
人祸已亟，天灾随之。在湖北，江、汉河防因长年失修，结果连年发生水灾。据《楚北江汉宣防备览》记载，长江、汉水自“乾隆、嘉庆年间，连年溃堤，岁比不登，民困斯极!”[27]仅就长江来说，乾隆五十三年，荆州地区“江水泛涨，冲溃堤城”，大水从“两路人城，水深丈余，两月方退，官舍仓库俱没，军民淹毙无算”。[28]同一时期，湖北公安、石首等地，也都连年遭到洪水的侵袭，收成减半，又继之以瘟疫，结果人口“大半逃亡”。[29]乾隆五十九年，襄阳地区也发生了大水灾。[30]*上的腐败，经济上的残酷剥削，使广大人民丧失了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这也就更加加重了灾荒的影响。许多人被迫离乡背井，到湖北、四川、陕西交界的深山老林中寻找出路。四川省的情况和湖北大体相仿。乾隆末年，由于接连几年发生旱灾，土地龟裂，颗粒无收，贫苦农民拖儿带女往南巴老林中去寻找生计。
与此同时，清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采取了严禁“私盐”、“私铸”和大量裁减水手的措施，这样就更加扩大了流民的队伍。
四川省东部和中部本来就是我国井盐的主要产区，这一带盐井密布，大小盐厂星罗棋布。盐厂分官、私两种。官厂规模很大，常有工人千人乃至万人．私人开设的盐厂虽规模比不上官厂，但数量颇多，所以“产量数倍于官”。[31]清政府也和历代统治王朝一样采取食盐专卖，从中捞取大量收入。乾隆末期由于盐价昂贵，百姓用盐量锐减，造成了盐厂倒闭，盐工失业。许多盐工无法生活，只好私自背运食盐到陕南一带山区贩卖。因“盐引”为盐商把持．不许一般私人贩运，他们为了对抗“巡丁捕拿”以及盐商的欺压和勒索，便“结伙成群而行”。[32]从四川出发，“背用木架，盐用竹篾包安架上，以背负之。撑手有丁字木棒，小憩用木棒撑架，遭雨水辄不能行。至定远不过六日程，盐背必半月，所负重常二百四十斤，包高出肩背，上重下轻，．石畸树角，偶一失足，坠陡坡深涧，则人毙包烂。此等自食其力之夫，极勤且苦，所获仅足佣口；”[33]当时贩运私盐的人很多，在“井旺时，日以万计”。清政府不断下令严禁私自贩盐，再加上商人的多方逼迫敲榨，他们忍无可忍，便不断起来反抗。[34]所谓“私铸”也同样是无业游民，因生活无着就偷偷地开矿冶铜，“以铸小钱”谋生。[35]清政府屡次下令严加禁止，断绝了这批人的生路，因此他们也不时聚众起事。
在湖北、四川一带，一些破产的农民、流浪者因找不到适当工作，集中在长江、嘉陵江两岸充当水手。他们虽终岁劳作，却不得温饱，过着非人的生活，失业的危险又不时向他们袭来，常常连身上仅有的衣服都变卖一光，成了“精膊溜”。[36]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水手们也不断起来进行反抗。
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区，群山起伏，犬牙交错。地势非常险要。由陕西南部到湖北西北部“高山深谷，千枝万派，统谓之南山老林”；在陕西、四川、湖北交界地区，则“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37]这里历来就是贫苦农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根据地。明代中叶，天顺、咸化年间，刘通、石龙、李原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曾经营过荆襄地区。后来蓝廷瑞起义、杨文政起义及明末李白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也都曾活跃在这些山区。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就不断有许多贫苦破产的农民迁徙到这里，进行垦荒种山。到清代乾隆年间，南方各省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纷纷“襁负而至。佃山结屋，垦土开荒”。[38]仅据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等六县统计，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川、楚两省“穷民就食前来”舶就有数十万之多，而河南、安徽等省“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39]估计当时流落到这里的流民不下数百万人。但因这里土地瘠贫，气候恶劣，灌溉困难，因此“纵有丰年，亦仅平熟，必兼别业乃免冻馁”。[40]
流民又可分为棚民、客民、新民。棚民是新到山区的流民，他们多住茅屋。在这里生活较久，有一定产业的人则称之为“客民”或“新民”，他们多住土屋。
老林之中的地主、土豪、恶棍又勾结地方官吏、差役狼狈为奸，鱼肉百姓。以一县来说，“钱粮不逾千两，而民间有数万之累”。[41]他们为非作歹，“无风生浪，遇有棚民有事，敲骨吸髓……今日檄令查某寨，明日差令查某事……山民受其凌虐，无可告诉，无为申理”。[42]地主豪绅们经常借“鼠牙雀角”之事，陷害流民。“差役手奉一票，视为奇货可居……一讼所用动至屡百……一票尤必破数家”。[43]他们还往往趁山中农民因路途遥远，山路险峻不愿自己到县城上缴“钱粮”的机会，自称“截粮官”，欺骗山区农民。[44]严如熠在(棚民叹)中描写穷苦的棚民道：“昼炊支礁石，夜宿衣空桑……春深挑野菜，续命糁米汤……籽种不能够，又债几时量，辛苦开老林，荒垦仍无望。”[45]广大棚民在残酷压榨下，实在无法生活，就转到山内木厂、铁厂、盐厂、金厂、纸厂、炭厂、耳厂、林场等处做工。这些厂子的规模大小不等，小厂只有几十人，大厂多达数千人乃至上万人。如木厂又分大圆木厂、枋板厂、猴材厂等，其中一个大圆木厂，就有“近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人”。[46]这些工人受到地主和厂主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劳动强度很大，甚至牲畜都难以承担。据《三省边防备览》一书记载，枋板厂运夫背负“枋一块重二三百斤，上下峻坂之中，厂人号日：‘某骡子’，实者骡亦不逮矣。但不能行远，日不过三四十里，亦不赶歇店，自带铜锅干粮，结队宿岩屋、树阴之中”。[47]这些连牛马都不如的雇工们，还不时受到失业的威胁，每当“包谷清风价值大贵，则歇厂停工”。他们生活极不稳定，生命毫无保障。[48]
在这种情况下，富于反抗精神的流民，经常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他们有时“盈千累百”地去“吃大户”，强迫地主豪绅和厂主们供给吃食；有时他们拿起武器，强夺地主、富商的粮食、财物进行平分；也有时公开聚众起事，袭击场镇，打击富商大贾，遇有官兵追捕，“小则拒捕抗官，大者揭竿‘谋逆’，甚至碁布要害，公然为犄角之势”。[49]
在这种残酷的*压迫和经济剥削下，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即将爆发。二、关于白莲教
白莲教是一种流传于民间的秘密宗教。它是由摩尼教、弥勒教、道教、佛教等各种宗教混合演变而成的。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代或者更早一些。有一种说法认为白莲教起源于东晋僧人慧远创立的“白莲教社”。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摩尼教在唐代中叶因受到回鹘贵族的信仰与支持，所以唐代统治者曾到处敕建摩尼寺。但唐武宗时期因回鹘势力削弱，故遭到唐统治者的禁止。后来逐渐流传于下层人民中间，它的“明尊”信仰与民间弥勒信仰相结合，在宋元时代逐渐形成了白莲教。一般说法都认为是南宋绍兴初年，吴郡(苏州)延禅院的和尚茅子元仿天台宗教义与吸取“明教会”(由摩尼教演变而来的)的教义与仪式创立的“白莲菜社”。他自称“白莲主师”，其徒号“白莲菜”。[50]他们以佛教中的弥勒教代替了明教会的迷摩尼佛。到元代末年就逐渐形成了以崇拜弥勒佛为主的“白莲教”。
白莲教从创始到清代中叶的几百年中，始终不是以正统宗教被尊崇，而是作为异教被排斥。它的教仪简单，经卷比较通俗易懂，深为下层人民所欢迎，，并且常被利用做为组织
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工具。元末以来，许多人以此为外衣，发动了多次农民起义。白莲教规定信教者戒酒、戒荤，“不杀”、“不*”、“不盗’、“不妄”等，其中以不杀为主。它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个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一般说来这种结社组织，在北方叫做“邑”、“会”，在江南叫“会”、“社”。教徒的主要特征是烧香、诵偈(即宝卷)、信奉弥勒佛和明王。他们的经典有《弥勒下生经》、《二宗三际经》、《大小明王出世经》。到了明代以后又加上了《应劫五公诸经》、《番天揭地搜神经》、《证明经》、《太子下生经》及《五部六册》等等。为了
适应下层人民白天参加生产劳动的实际情况，白莲教教徒多是“夜聚晓散”。愿意参加白莲教的人不受任何限制，不分贫富、性别、年龄，男女老少只要愿意均可加入，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男女杂处”。到了明末清初，白莲教逐渐在教理方面趋于完备，教义也更加体系化了。
白莲教的教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相互斗争的势力，叫做明暗两宗。明就是光明，它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它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红(弘)阳”、“白阳”的“三际”。教徒们信奉“无生老母”，以回涅槃境地的“真空家乡”拯救人类的劫难。无生老母先后派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下世。他们分别在每一时期统治着人类世界，青阳时期是由燃灯佛统治着；红阳时期是由释迦牟尼佛统治着；白阳时期是由弥勒佛统治着。“青阳”即是初际阶段．那时还没有天地，但已有了明暗。明系聪明智慧，暗系呆痴愚蠢。“红阳”是中际阶段，那时黑暗的势力占上风，压制了光明的势力，形成“大患”，这就是所渭“恐怖大劫”的来临。这时弥勒佛就要降生了，经过双方的决斗，最后光明驱走了黑暗。“白阳”是后际阶段，明暗各复本位，明归大明，暗归极暗。初际明暗对立，是过去。中际明暗斗争。是现在。后际明暗各复本位，是未来。教首们宣传，人们如果信奉白莲教，就可以在弥勒佛的庇佑下．在大劫之年化险为夷，进入云城，免遭劫难。待彻底摧毁旧制度。破坏旧秩序后，即可建立新的千年福的境界，．那时人们就可以过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了。
白莲教认为现在阶段(中际)，虽然黑暗势力占优势，但弥勒佛最后一定要降生，光明最终一定要战胜黑暗。它主张打破现状，鼓励人斗争。这一点吸引了大量贫苦群众，使他们得到启发和鼓舞。加上教首们平日以传授经文、符咒、拳术、静坐、气功为人治病等方式吸收群众皈依，借师徒关系建立纵的联系。
白莲教在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是一个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秘密组织，曾多次遭到禁止和镇压。作为一种异端宗教，它一直在下层人民中间流传。清代官僚黄育缏曾说：“谋逆之源，由于聚众。为教首者，又惑以劫数，诱以逆书，复以符咒迷人，而同教自乐从逆矣。”[51]它曾成为很多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在元末以滦县为中心，冀东及长城沿边一直是白莲教活动的地区，并从这里向全国蔓延，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反元大起义。明初永乐年间有唐赛儿领导的起义，明末天启时有徐鸿儒、王好贤领导的起义。此外还有许多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明代嘉靖年间的江南太湖流域马祖师领导的农民起义和山西、内蒙一带的农民起义等。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在山东一带又爆发了王伦领导的起义等。
白莲教要人们等待“佛”的降临，这是落后的、消极的方面。但是由于它的某些教义能给人们以安慰和希望，所以容易为广大的穷苦人民所接受。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能成为组织、号召劳动人民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工具。但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拘泥于白莲教的教义，虔诚地信相它的说教。而是对它进行了某些改造，并利用它为起义做组织准备工作。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52]例如白莲教中规定“戒酒”，但齐林等人却准备在起义后立刻到襄阳城十字街“和酒盟众”。[53]此外如教义中规定“不杀”，可是愤怒的农民对于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毫不留情，见着必杀。正因为如此．广大人民群众才团结在白莲教周围?举行了多次起义。
白莲教的组织到了清代分布很广。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尤其是直隶(今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安徽等省最为活跃。各阶层人们踊跃参加，在农村中则有“乡约吃教”，在城镇、集市则有“差役书办吃教”。[54]
当时教门派别很多，有清茶门教、牛八教、十字教、焚香教、混元教、红阳教、白阳教、老君门教、大乘教、清香教、圆顿教、八卦教、太阳教等五花八门，其中许多教派都是白莲教的支派。白莲教拥有的群众最多，影响最大。它本身又分成许多别支，各以教主、首领为中心，组织相当复杂。领导人的名称也很多，有“祖师”、“师父”、“老掌柜”、“少掌柜”、“掌教元帅”、“先锋”等等。这种组织形式虽适合于秘密、分散活动，但不利于集中和统一。清代中叶的白莲教大起义，突出地暴露了这一弱点，最后成为导致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宗教迷信是违反科学的。不能深入、持久和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它不能提出鲜明的斗争口号、斗争策略及明确的*纲领，因而不能深入持久地发动人民群众与统治者作坚决、彻底的斗争。例如，在白莲教的教义中，有所谓“真空家乡，无生父母”；[55]还有“逢三不开口，逢三不出手”[56]种种咒语、暗记，都是神秘主义的，是迷信落后的东西。即使是异端宗教，也不一定必然转化为革命，“要暴动发展起来，必须有世俗的关系牵涉进来”。[57]并且必须对原有宗教的教义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
另一方面，白莲教的某些教义中也包含着贫苦人民互相帮助，同甘共苦的思想。例如在白莲教的宣传中“习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58]“从教者先送供给米若干，人教之后，教中所获赀物，悉以均分”；[59]“习教之人，不携赀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60]等等。这种关系对于贫苦的劳动人民来说，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就连统治阶级也不得不承认“小小邪术，足以眩人”。[61]此外，清代的白莲教还宣传“弥勒转世，当辅牛八(朱字的分写)，入教者可免诸厄”。[62]这种宣传反映了白莲教利用民族矛盾，达到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
白莲教的成员虽然复杂，但其基本群众却是贫苦农民、流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人教的“有田之人”，绝大多数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像湖北枝江、宜都一带的大地主聂杰人．这样的“号首富”者，毕竟是极个别的。聂杰人是在武昌府同知常丹葵的“苛逼”和“屡索不厌”[63]的情况下才参加白莲教的。
乾隆中期以后，白莲教组织发展得更加迅速。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河南鹿邑县樊明德就在河南一带广为传经授徒，提出了“换乾坤，换世界”等口号。与他同时或稍晚一点的著名教首还有河南鹿邑县人刘松，安徽太和县人刘之协等。这时期白莲教在河淮江汉等广大地区异常活跃，并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乾隆四十年刘松不幸被捕，流放到甘肃省隆德县。刘松的两个徒弟刘之协与宋之清继承了师父的事业，使白莲教更加发展壮大起来。十三年后，刘之协来到了甘肃隆德，同刘松秘密联系，准备以白莲教为纽带发动反清起义。刘之协从甘肃回到河南后，与宋之清一起经常活动在湖北、四川、安徽等省。他们把河南鹿邑幼童王双喜说成是“明裔朱姓”，宣传刘松的儿子四儿是“弥勒佛转世，当辅牛八”，[64]借此号召群众。他们分别派出徒弟到湖北、四川、陕西等省主掌教事。在湖北有齐林、樊学明；在四川有谢天绣；在陕西有韩龙。[65]他们利用白莲教经卷中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光明最终必将战胜黑暗的教义，宣传“大劫在遇，天地皆暗，日月无光”，“黄天将死，苍天将生”，[66]“世界必一大变”。[67]他们还号召信徒以四海为家，把教友关系看成是同生父母的兄弟姊妹关系，号召同教互通财物、互相帮助、男女平等。这些口号直接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和迫切要求。因此，对贫苦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白莲教的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湖北襄阳地区已成为白莲教活动的中心。石香农在《戡靖教匪述编》中说：“刘之协……谋逆湖北襄阳……未几当阳、枝江相继作乱，由是勾连裹胁，日聚月滋，而无赖不法之徒，如四川之啯噜子，南山之老户，襄阳之棚民，沿江私盐之枭，各省私铸之犯，乘间阑人。鼓煽劫掠，纷纷而起。”[68]
清政府感到白莲教严重威胁着自己的统治，决心要彻底根除。从乾隆五十八年开始，对白莲教教徒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逮捕和大屠杀。刘之协、王双喜在河南同时被捕。王双喜因年幼免死，流放到新疆。刘之协于乾隆五十九年，从河南扶沟逃到襄阳，准备联合齐林等人举行起义。
三、白莲教起义的斗争经过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襄阳地区的白莲教首领齐林、王聪儿、宋之清、樊学明等商定于正月元宵灯节，趁万民观灯、官府疏于戒备之机举行起义，为此并派出许多名骨干，到湖北各地，串联各地教众届时响应，不幸事泄，齐林、宋之清等一百多名骨干惨遭杀害。刘之协、王聪儿幸免于难．王聪儿藏身于襄阳郊区一座叫青莲庵的尼姑庙中。不久湖北各地的教众又秘密商议在嘉庆元年(1796年)三月十日同时举行起义。但因清政府搜捕白莲教徒非常严酷，前面已提及的常丹葵、戴如煌就是一例。在这些酷吏的勒索盘剥下，乾隆六十年，湖北竹溪人民举行了“夺犯殴差”[69]的斗争，但遭到清统治者血腥镇压。湖北人民只有提前行动。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日，在湖北宜都、枝江交界的温泉窑一带爆发了张正谟、聂杰人等领导的起义，揭开了这次大起义的序幕。
这次起义的斗争经过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嘉庆元年(1796年)元月至嘉庆三年(1798午)三月，这一阶段主要是湖北起义军进行斗争。
(二)嘉庆三年(1798年)四月至嘉庆七年(1802年)十二月。这一阶段主要是四川起义军在展开斗争。
(三)嘉庆八年(1803年)元月至嘉庆十年(1805年)五月，这一阶段主要为各小股起义军分散在南巴老林继续坚持斗争和部分乡勇哗变反清。
张正谟、聂杰人首先发难，其他地区接踵而起。枝江的刘盛鸣、长阳的林之华、覃加耀、黄廷柱，宜都的曾广宁等人都相继起义响应。二月十五日当阳教众在杨起元领导下，杀掉县令，占领了整个县城。紧接着在来风、竹山、东湖、远安、保康、宣恩、咸丰、龙山等地都爆发了起义。三月初，襄阳、樊城一带的人民在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刘启荣、樊人杰：张汉潮、张天伦、王光祖、高均德等领导下，在襄阳郊区黄龙挡揭竿而起。五月，孝感人民在鲁维志等领导下起兵响应。
襄阳起义军在湖北各路起义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声望最高。就是在白莲教中论师徒关系，也是各地起义军中辈数最高的。因此，它是湖北各路起义军的主力。
这次起义发展如此之快，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白莲教组织力量壮大，起义条件已经成熟的结果。清政府的大规模逮捕和大肆屠杀以及地方官吏的种种苛逼，则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湖北起义很快就蔓延到四川、陕西、河南等省。嘉庆元年(1796年)十月，达州爆发了徐天德、王登廷领导的起义，东乡(今宣汉)爆发了冷天禄、王三槐领导的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太平孙赐俸、龙绍周等人领导的起义。十一月，冯得仕、林开泰、翁禄玉也在陕西安康、米溪领导人舉起义。十二月，罗其清、苟文明、冉文俦、鲜大川、冉天元等人，分别在巴州、通江等地起事。不到一年，湖北、陕西到处燃起了起义烽火，清军顾此失彼，连吃败仗
这次农民大起义虽然披着宗教的外衣，但其本质上是广大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大搏斗，正如恩格斯所说：“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70]起义的农民从一开始，就用“白布缠头，白旗为号”。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以清朝皇帝为首的整个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湖北当阳的起义军曾明确提出，“天上换玉皇、地府换阎王，另议孔夫子，不用四书五经”[71]的战斗口号，表明了起义农民的斗争决心。四川起义军也贴出了“大斗小斗不公平，上天降下火德星”[72]的布告，揭示了封建地主阶级盘剥、欺压农民的罪行。
各支起义军还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自立年号，任命了各级官吏。如湖北襄阳起义军以“万利”纪年，长阳起义军以“天运”纪年。襄阳起义军中设大丞相、都督、知府、知县等文职以及元帅、先锋、总兵等武职。[73]
为了镇压这次起义，清政府除纠集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的军队之外，还先后从山西、直隶(河北)、两广、山东、黑龙江、吉林、盛京(辽宁)等省调来大批清军，并且还动员了索伦兵[]75等少数民族的军队。
清军首先把矛头指向了湖北，企图集中兵力。一举全歼襄阳起义军。襄阳战役从嘉庆元年四月开始，明亮、鄂辉、庆成等带领清军和刚获释放的在河南、湖北两省的“蒙古窃马谪犯”所组成的骑兵包围了襄阳起义军。襄阳起义军在王聪儿、姚之富的领导下层开了英勇的斗争。起义军曾几度猛攻襄阳、樊城，但由于守军顽抗，均未攻下，接着分路转战7河南、湖北交界地区。在此期间，起义军曾派出一支部队出随州(今随县)经安陆攻占了孝感，武昌宣布戒严。因遇大水才停止了进攻，在战斗中打死了清军参将傅成明。
当时，清军力量远比襄阳起义军力量强大。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起义军于嘉庆元年八月从襄阳地区突围到了钟祥。
襄阳起义军在同敌人作战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壮大起来，起义队伍已发展到五万多人。襄阳战役进行了了五个多月，这是这支起义军在一个地区作战最长的一次，从此便开始了长期的流动作战。
八月下旬，王聪儿、姚之富等带领五万起义军在钟祥粉厂碎了清军的“四面夹攻”的诡计，突围北上。九月，在双沟分成两路，各约二万余人。一路向东南，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从枣阳赴唐县；一路向西北由张汉潮率领经白河西上经吕堰驿赴邓州，但不久又折向东南与王聪儿军会合。
嘉庆二年初，襄阳起义军进军到河南。为了分散清军兵力，二月初，在河南滹坨镇(湖河镇)起义军分成了三路。北路由王廷诏、高均德率领由桐柏出发经叶县、裕州挺进到陕西商南一带。西路由李全、樊人杰率领由桐柏进军信阳，三月，又返回湖北应州(今应山县)、随州(今湖北随县)，但不久又进入河南，经信阳、确山沿楚豫边界经浙川、卢氏、内乡由武关进入陕西，在商南与北路会合，经郧西、郧阳挺进镇安。中路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经南阳、嵩县、山阳、郧西、孝义等地到镇安，三路起义军胜利会师。起义军在行军途中，机动灵活，“不整队，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75]
这时清军也分成三路，分别由惠龄、景安、庆成率领，尾追起义军。他们每天被起义军牵着鼻子东奔西跑。“疲于奔命”。他们对起义军“畏之甚”，因此尽量避免与起义军交战。例如襄阳起义军在河南转战两个多月，河南巡抚景安一直龟缩在南阳城内，不敢动弹，人们给他起个绰号叫“迎送伯”。
襄阳起义军会师后，开始向四川进军。一方面是由于四川起义军的邀请，[76]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各地起义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清军。襄阳起义军从镇安出发，沿汉水北岸经洵阳、安康于嘉庆二年五月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紫阳渡过汉水。惠龄在给嘉庆帝的上奏中说到了起义军渡过汉水的情形：“紫阳白马石、汉王城等处居汉江上游，水只深三、四尺不等，各股贼匪俱系骑马淌渡，间有抢过船只装载老幼妇女，其强壮之贼，多系二人挽手并涉。”[77]渡汉江后，起义军又分成三路，时分时合，且战且走，于六月二十三日．在东乡(今宣汉)与四川起义军胜利会师。王聪儿率领襄阳起义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爬山涉水。风餐露宿，穿州过县，长途行军五六千里，战胜了清军的追剿堵截，最后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其主要原因是，起义军得到了各地人民的拥护，人们纷纷送粮食、骡马、盐菜给起义军，帮助起义军带路、摇船，有的甚至全家烧掉了茅屋参加了起义军队伍，使起义军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八旗兵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生活腐化，对所统军队不加训练。丧失了战斗能力。其次，绿营兵的战斗力也大为削弱，作战时往往“虚张声势，稍有斩获，以少报多”。[78]
清军将领“惟酒肉笙歌自娱”。[79]一有战事则“拥兵自卫．或命将弁堵剿，将弁亦不向前，惟催督乡勇，乡勇亦不踊跃”。[80]当时流传“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81]这是对清军腐败最生动的写照，也是最辛辣的讽刺。起义军则士气昂扬，作战勇敢，连“妇人孺子，亦趣捷若飞”。[82]
东乡会师后，起义队伍更加壮大，经各路起义军共同协商，决定按地区进行分编，以黄、蓝、青、白等各色为号。湖北襄阳起义军以王聪儿、姚之富为首称襄阳黄号，包括王光祖、樊人杰、伍金柱、伍怀志、辛聪、辛文、庞洪胜、曾之秀、齐国谟、王廷诏等各部；高均德、张天伦为首称襄阳白号，包括宋国富、杨开甲、高二、高三、马五、王凌高、辛斗、魏学盛、陈国珠、高见奇、杨开第等各部；张汉潮为首称襄阳蓝号，包括李潮、李槐、冉学胜、胡明远等各部；四川起义军徐天德为首称达州青号，包括徐天寿、赵麻花、汪瀛、熊翠、熊方青、陈侍学等各部；冷天禄、王三槐为首称东乡白号，包括张子聪、庹向瑶、符日明、刘朝选各部；龙绍周为首称太平黄号，包括唐大信、龚健、徐万富、王国贤、唐明万等各部；罗其清为首称巴州白号，包括罗其书、鲜大川、苟文明等各部；冉文俦、冉天元为首称通江蓝号，包括冉天泗、王士虎、陈朝观、李彬、杨步青、蒲天宝等各部。此外还有林亮功称云阳月蓝号，包括林定相、张长更、萧占国、包正洪等各部；龚文玉为首称奉节线号，包括龚其位、卜三聘、陈得俸等各部。[83]
襄阳起义军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后不久，宜绵、明亮、庆成等率领清军从三面向起义军包抄。在这一关键时刻，王聪儿决定除李全一部留川外，襄阳起义军全部撤离四川。应该说，这一举动是湖北起义军战略性的错误，造成从此长期流动作战，力量分散，终归失败。起义军成员中很大一部分为流氓无产者(其中主要是流民)。流民本身的不稳定性影响到他们的战斗作风。同时由于白莲教组织的分散性，造成了起义军的支派繁多。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在大革命的暴风雨中，把一些社会渣滓卷进了革命的洪流。四川起义军中以王三槐为首的极少数人，就是混迹革命队伍中的变节分子。’早在嘉庆二年春夏之交，他在清军的压力下，开始与敌人勾搭。四川起义军与湖北起义军会师，阻碍了他向清政府投降的路，因此，非常不满。他反对联合，制造分裂，．说什么“我们四川地方不犯着叫他们湖北人来糟蹋”。他坚持“不肯”与王聪儿领导的襄阳起义军“合伙”。他还以“官兵追赶得紧，大家分路便于逃走”为借口，反对联合作战。[84]加上川东是多山地区，土地比较瘠薄，起义军的给养发生了困难。同时，也可能是湖北起义军怕重遭像在襄阳一带的包围。而决定离开四川。当时川、陕边界清军扼守较严，于是决定顺长江东返湖北。嘉庆二年七月，襄阳起义军从东乡一带出发经云阳、万县、夔州白帝城沿长江东下，进军湖北。前路二万多人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经巴东、兴山到保康、南漳一带；后路一万多人，由王廷诏率领经远安、当阳后转到南漳与前路会师，然后攻襄阳不下，转向西北陕西进军。襄阳起义军在湖北之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自从这支起义军离开湖北后，清政府镇压了散在湖北各地的其他小股起义军。加强了对当地人民的控制和防范。在这种情况下，襄阳起义军很难落脚，只好转移。
襄阳起义军原想把清军经房、竹一带引向南巴老林，乘机渡过汉水，占据全陕。因汉水两岸清军防守严密，只好沿汉水西上；嘉庆二年十月，在陕西安康．(即兴安)与李全带领的部分起义军会师，预定在勉县、宁羌之间渡过汉水，因此地驻有大批清军，不得不折而向南。行军中派高均德率领一支队伍折返宁羌，乘虚疾渡，分散敌人注意力，把拥有重兵的明亮钳制在汉中一带。嘉庆三年(1798年)二月，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二万多起义军由西乡、洋县从容渡过汉水，北上攻下眉县、周至。王聪儿命令李全带领一支先头部队从周至出发，向陕西省会西安进发。部分襄阳起义军在李全、王士奇等人率领下马步相间，顺利地打到西安近郊焦家镇圪(鸽)子村。但由于力量悬殊，被清军王文雄部打败。被迫撤军。王聪儿、姚之富率领起义军折向陕东南，经山阳再人湖北，而被明亮、德楞泰及郧西县令孔继擀等率领的当地乡勇包围在郧西县三岔河一带。激战半日，起义军损失惨重，七千多人壮烈牺牲。最后王聪儿、姚之富带领十几名女兵，从阎王匾上跳崖牺牲，被俘的一千多起义军也惨遭杀害。
此后，襄阳起义军的余部，分别由李全、张汉潮、高均德、樊人杰领导，继续坚持斗争。
郧西三岔河战役的失败，使湖北襄阳起义军遭到很大损失。但从整个斗争形势来看，这时起义并不是处于低潮，而是在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因为这时四川起义军的力量发展得更加强大了。
四川起义军一般可分为两大支，一支由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领导，另一支由冉文俦、罗其清领导。嘉庆二年十一月，冉、罗一路起义军进军巴州、仪陇、营山，“梗绝运道”。徐、冷、王一路起义军进军大竹、长寿威胁嘉陵江边水陆重镇一一合州。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主持镇压的宜绵束手无策，只好向嘉庆帝哀求加派大员．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嘉庆帝增派勒保总统四川军务。勒保到任后，首先招募新兵，并利用刘清、罗思举、桂涵等地方官吏、地主、土豪组织乡勇，与起义军对抗。
嘉庆三年(1798年)七月，由于王三槐对敌人抱有幻想，陷入勒保圈套，为勒保、刘清等诱捕。但起义军在徐天德、冷天禄、冉文俦、罗其清领导下继续顽强战斗。十月，起义军与清军在营山县展开了有名的“大鹏寨战役”，战斗一开始罗其清率领的起义军就占领了素称“天险”的大鹏山。冉文俦、徐天德等转战大竹、梁山等地为外援。清军纠集了额勒登保、德楞泰、惠龄、恒瑞四路大军，包围了大鹏寨。两军对峙三个多月。十二月，清军派罗思举带领乡勇趁夜从山后悬崖登上，用火攻突袭，打败了起义军。罗其清被俘就义。次年正月，冉文俦又在通江麻坝寨战役中壮烈牺牲。
嘉庆四年正月，清王朝加紧扶植地主武装，对起义军实行了“坚壁清野”、“边抚边剿”政策。又宣布额勒登保代替勒保任清军的最高统帅。可是这一切并没有马上奏效，起义仍在发展之中。四川起义军与湖北起义军时分时合，四出活动。起义军在嘉庆四年十一月的“苍溪战役”中，打败了额勒登保、穆克登布和杨遇春所率领的清军。[85]与此同时，王廷诏、杨开甲率领起义军二万余人经陕西城固进入甘肃，接着徐天德也率领一支起义军进入湖北。苍溪战役后，冉天元也率领四千多起义军离开川东北，准备经川西北上与甘肃起义军会师。起义军这时都纷纷离开川东北，其主要是因为清政府“坚壁清野”，使起义军的困难愈来愈多。据清官书记载：“贼匪往来不但无人可掠，即一切粮食、牛马无不顿养寨内(地主的堡寨)，当此严冬、饥寒交迫，贼数日渐灭亡。”[86]又说：“从前各号贼众本有万人或数千人，自颁发胁从罔治之恩旨，解散实多，目下每号所存多不过四五千至千余人及数百人不等。”[87]同时又因清军镇压的重点是在川东地区，为了甩开敌人，发展力量，就有必要开辟新的战场。当时川西清军很少，只有四川总督魁伦所辖的少数清军。嘉庆五年正月十五日起义军由定远石板沱渡过嘉陵江。三月，张子聪率领起义军从射洪县太和镇渡过潼河(今梓潼河)，威胁成都。嘉庆皇帝得知后大发雷霆，立即迫令魁伦“自尽”。
起义军进入川西，不但打破了清政府“坚壁清野”的诡计，而且壮大了队伍。他们很快从四千多人发展到五万人。其中包括许多刚加入的，战斗力很强的咽噜党。[88]因此，起义军挺进川西，标志着起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嘉庆五年二月，冉天元率领起义军经过剑州(今剑阁)、南部、盐亭、射洪进军到江油马蹄冈。三月在此与清军展开了“马蹄冈大战”。冉天元首先采取了诱敌深入然后包围的战术，把德楞泰所率清军打得落花流水。清援军在杨遇春、罗思举的率领下赶到，内外夹攻，使起义军转胜为败。冉天元因战马受伤不幸被俘，在成都壮烈牺牲。突围的一万多起义军又在石门寨遭到清军打击，余部分成两支，一支过潼江与北上陕甘的起义军会合，一支留在川西坚持斗争。
马蹄冈大战，是这次大起义中一次影响全局的大战，从此以后起义军的力量逐渐削弱了。嘉庆五年七月刘之协在河南叶县被俘，嘉庆六年二月，王廷诏战死，接着徐天德、冷天禄、高均德、李全、张汉潮、樊人杰等也都相继被俘或牺牲。到嘉庆六年年底，起义军只剩下苟朝九、苟文润、王国贤、王世贵、冯天保、余佐斌等小股队伍，在南巴老林中坚持斗争。
为了消灭出没于老林的小股起义军，清军作了周密布署。从嘉庆八年正月开始，额勒登保、德楞泰、穆克登布、杨遇春等先后带兵搜索老林数次。起义军化整为零，又熟悉地形，经常出其不意地打击清军。起义军曾打死了清军悍将穆克登布。这一时期起义军总的趋势是转入低潮，队伍逐渐缩小，到嘉庆八年四月只剩下一千多人了。六月，额勒登保驻开县，督二十路清军，大规模“搜剿”老林。七月，宣布“彻底肃清”，并大量裁减乡勇。但乡勇也多半是由穷苦的流民组成的，一经解散，无家可归，便纷纷投入了起义军的队伍。活跃在陕南洋县、平利一带。起义军的声势又壮大起来。他们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很勇敢。“忽川忽陕，忽聚忽散”，利用奇袭、埋伏、化装为清军等方法打击敌人。仅嘉庆八年就打死清军军官几十人。又因乡勇不愿与往日的同事交战，所以清统治者再用乡勇时已经失灵。在这种情况下额勒登保、德楞泰、杨遇春等毫无办法。最后，清政府又采取了收买、分化起义军的诡计。嘉庆九年八月，起义军内叛徒赵洪周杀死其领袖苟文润投降清军。九月，起义军领袖苟朝九在南郑被俘就义，不久王作经也在四川白岩湾跳崖牺牲。十一月，除个别小股起义军外，其他全部遭到了清军的残酷镇压。[89]直到嘉庆十年五月，起义军最后一个元帅王世贵壮烈牺牲，标志这次大起义最终失败。注释：
[1]庆桂：《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以下简称<方略)正编卷九十四。
[2]在康熙、雍正时期曾先后治理黄河、垦辟荒田，施行了“地丁合一”制度等措施。
[3]崔述：《无闻集》卷一，《救荒策一》。
[4]昭璉：《啸亭续录》卷二，《本朝富民之多》。
[5]徐珂：《清稗类钞》卷四十四，《山西多富商》。
[6]无名氏：《查抄和砷家产清单》；薛福成：《庸盒笔记》卷三。
[7]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九；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近日田之归富户者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产。”
[8]《清代文字狱档》第五辑，《吴英拦舆献策案》。
[9][12]雅尔图：《心政录》卷二，《奏疏》。
[10]余修风：光绪《定远厅志》卷五，《地理志》，《风俗》记载：田租“亦有主四客六，主六客四者”。李鸿章等：光绪《畿辅通志》卷七十一，《略》二十六，《舆地》，《风俗》记载河北沧州“绅士田产率皆佃户分种，岁取其半”。
[11]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盛枫：《江南均丁说》。
[13]韩佩金：光绪《奉贤县志》卷二十，“大姓尝私营巨斛受租，佃人皆饮恨”。
[14]张履祥：《补农书》下，“小者勒具酒食，大者逼其钱财、妻子，置之狱讼。”引自《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九。
[15]王先谦：《东华录》，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辛未。
[16]嘉庆《大清律例》卷二十七，《刑律斗殴》。[17]嘉庆《大清律例汇集便览》卷十七。
[18]昭槤：《啸亭续录》卷二，《本朝富民之多》。
[19]《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五七，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庚寅。
[20]无名氏：《查抄和砷家产清单》。
[21]王先谦：《东华录》，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庚辰。
[22]《清史列传》卷三十，《大臣传次编》五，《毕沅》。
[23]昭槤：《啸亭杂录》卷十，《湖北谣》。
[24]《清史稿》卷三百五十六，《列传》一百四十三。《谷际岐》。
[25]《方略》正编卷一九五。
[26]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九；洪亮吉：《征邪教疏》。[27][28]王凤生：《楚北江汉宣防备览》卷上，《楚北江汉现在情形及堤工积弊说》。
[29]王凤生：《楚北江汉宣防备览》卷上，《上湖广讷制军筹议江汉宜防略》。
[30]吴耀斗：光绪《襄阳县志》卷七，《祥异》。
[31][32][33]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34]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记载：“此辈时存格斗之心，若再加之严法，结怨愈深，势必拒捕酿成事端。”
[35]王先谦：《东华录》乾隆五十九年六月癸酉载：“游惰小民，衣食不给者，以铸小钱为生。”
[36]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五，《水道》
[37]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
[38]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序》。[39]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毕沅：《兴安升府疏》。
[40]金大镛：同治《东湖县志》卷五，《疆域》下，《风俗》。
[41][42][43]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
[44]同[41]，书中记载：“山民应完钱粮，多是几分几厘，而距州县往往数百里，至县城又不能即上库，……则此几分几厘，非一、二金不楚。山民不能自完，则差役、地棍于开征时，将山内花户代为完纳，名曰‘截粮官’，利征收之早毕，不复稽查，照票一人伊辈之手，故为换延。
[45]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
[46][47][48]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49]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张鹏彬：《重刻〈三省边防备览〉序》。
[50]宗鉴：《释门正统》卷四，《斥伪志》，《白莲教》。
[51]黄育缏：《续破邪详辩》。
[5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
[53][54]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一，《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55]“真空家乡”在白莲教经典中也叫“天宫”。据说它是人们出生的地方，也是人们归宿之处，借此宣扬不分男女．不分贵贱，大家同可升天。“无生父母”，也称“无生老母”，即是劝人们静待她的降临或是等她派佛来渡化人们。
[56][58]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一，《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5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1页。[59]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九；严如煜：《平定教匪总论》。
[60][62]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
[61]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九；严如煜：《平定教匪总论》。
[63]《清史稿》卷三百五十六，《列传》一百四十三，《谷际岐》。
[64]《方略》正编卷一九八。
[65]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一，《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66]刘绍文：道光《城口厅志》卷十二，《武功》。
[67]石香农：《戡靖教匪述编》卷十一，《杂述》。
[68]同上书，卷一，《蜀述》。
[69]王先谦：《东华录》，乾隆六十年正月丙戌。[70]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0页。
[71]彭延庆：《当阳县避难记》。
[72]李肇奎：咸丰《开县志》卷二十三，《纪乱》。
[73]刘绍文：道光《城口厅志》卷十二，《武功》。
[74]索伦兵是由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工兵组成。
[75]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76]余修风：光绪《定远厅志》卷十九，《武备志》，《兵事》。
[77]《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78]《方略》正编卷六。
[79]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80]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九；张鹏展：《练乡勇校军需疏》。
[81]《清史稿》卷三百五十六，《列传》一百四十三《谷际岐》
[82]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九；龚景翰：《坚壁清野议》。
[83]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一，《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8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王三槐〈供单〉》。
[85]穆克登布、杨遇春是额勒登保的左右翼长。这次战役共打死清副将以下军官二十四人，兵勇二百多人。
[86]《方略》正编卷一三四
[87]《方略》正编卷一一零[88]《方略》正编卷一五七。啯嚕党的成员多为无业流民、破产的盐贩、贫苦的水手。另一部分是乾隆三十八年征金川时于木果木战役逃散的绿营兵丁。咽噜党专门劫富济贫，勇敢强悍。咽嚕党组织复杂，成员之间多用封建家长制关系联在一起。首领称其成员为“干儿”，成员之间以兄弟辈称呼。他们之间团结得非常牢固，并举行割发烧灰饮酒的仪式，以誓生死与共。在咽噜党成员之间，有严格的纪律。据说后来发展成秘密会社“哥老会”。它的群众基础不如白莲教，所以清统治者认为“啯匪易遏绝，教匪难清净”
[89]《方略》续编卷三十六
（资料来源：《清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8月出版中华文史网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