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生子比例升高，被一批忧心忡忡的人当作不忠妇女人数增多的证据。德国私生子的比例从1913年的9.77%上升至1918年的13.10%。在英国，评论家也指出，到1915年，私生子的出生率将飙升。《盾报》（theShield）报道，"战争婴儿"（其含义就是私生子）多由年轻女子所生，其死亡率是正常情况的两倍。即便私生子比例并未升高，这也是许多妇女借助于堕胎的结果。在法国，据称有许多因遭德国人强暴而怀孕的妇女想要堕胎，这甚至使那些保守人士也为这种形式的堕胎辩护，说它确是那些他们眼中的"战争受害者"解除自身痛苦的适当方式。那些只是因为不想有孩子而中止妊娠的妇女，被医生和教士指责为"种族自杀"的帮凶。这种对妇女背叛其国家、其性别的挥之不去的幻想性成见，最终合乎逻辑地导致"女同性恋间谍"之类想法的出现。在英国，这些幻想的产物便是斯潘塞上校一手编造的所谓"黑皮书"和毛德·阿伦同性恋崇祀的故事。此公无疑部分地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刺激，即1917年10月15日，法国政府处决了玛塔·哈里（MataHari）荷兰舞女、名妓。出生于殷实帽商之家，曾受高等教育。1905年在巴黎当舞女，因美貌动人，会跳东印度舞蹈，尤其是可以当众一丝不挂，趋之者甚众。1917年2月13日在巴黎以德国间谍罪被捕，7月25日由法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至于其是否德国间谍，现在尚无定论。--译注，原因据称是此人参与一系列性狂欢，以此为德国人刺探情报。
男性评论家将其性恐惧投射给妇女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在战火纷飞之际，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身处前线的男子同样成为不道德的欲望的牺牲品。战争及其造成的种种牺牲，从一开始就被许多人看作是疗救现代物质主义的解毒药而受到欢迎。作战双方的国家主义者将这场战争视作一次真正的男子汉气概的测试，他们号召青年男子展现自身的勇敢、坚定和自我牺牲的男性美德。那些担忧性别界线日渐模糊的人相信，战争将使两性回归各自的"自然"角色。雄赳赳的男人前去战斗；妇女们则看守家园。男人们有机会摆脱女人烦人的干扰，可以在军队中找到质朴而良好的同志友情。军队操练他们，剪去他们的头发，给他们套上军服，让他们团结一心，让他们看起来更壮硕、更强大。流行报刊将国家的"男人们"说成是有力而阳刚的武士；而敌人则是怯懦迟疑的堕落者。于是同盟国说皇帝"强暴"比利时，一个法国性学教授可以一本正经地告诉他的读者，研究表明，法国人和德国人有天生的性虐待的嗜好。英国的宣传机构称德国人为"匈奴"--亚洲的野兽，喜欢割下无助妇女的乳房。英国人历来将淫邪行为的传播归罪于同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的接触。于是，英国人一再谈论法国式的接吻、法国式的书信等等。然而，当法国成为其战时盟国，盎格鲁·撒克逊人则开始攻击德国人，说他们是危险的"性另类"。至于法国人，则认为其绝大部分的邻国比他们自己更具同性恋倾向，比如，他们提到了意大利人的邪恶和阿拉伯人的风俗。他们一贯将英国的公共学校，连同其仪式性拍打惯例视做性虐待和受虐狂的温床，但在战时其言论又不得不谨慎了许多。
随着战争的爆发，交战双方均不断强调其军队更具道德上的优势，尽管恼人的证据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在铺天盖地的炮火之下，弗兰德斯（Flanders）欧洲西部一地区，濒临北海，包括比利时的东弗兰德斯省和西弗兰德斯省，以及法国北部和荷兰西南部的部分地区。--译注战壕中，数以千计的原本英勇的战士崩溃了，行为表现得就像"歇斯底里的娘儿们"。弹震症（shellshock）一种心理疾病，因受枪炮发出的巨大声响的震慑而精神崩溃。--译注被视做丧失男子阳刚之气的一种危险表现，开始时受到极为野蛮的对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疗法在处理这类病例方面颇有成效。即便军方最终认可"战争性神经官能症"的诊断，并且同意不对弹震症患者进行处罚，这也绝非意味着他们对装病者的强硬态度将有所软化，或将认同一种崭新的、真正的男性观，军方之所以认同精神分析的诊断，主要在于想将问题个别化，由此防止军队大规模的哗变。
另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发现迫使调查者们加以关注。通过迫使数百万征招入伍的士兵进行详细的检查，现代战争机器在每支部队中均可发现始料不及的性变态的证据。传统主义者能够理解，即便"守规矩的"新兵也会以其猥亵的笑话和淫秽的幽默而让市民们大吃一惊。但是，这样一些报道就不那么容易解释得过去了:身着异性服装的易装癖（transvesties）出现在征兵中心；不止一个妻子索要同一男子的抚恤金从而导致重婚者被发现。某些男子，由于上司的变态命令而变成虐待狂，甚至于军队发现自身已沉溺于几近病态的残忍之中。
人们发现，一些士兵采用各种可以想见的性行为方式寻求满足，从"手淫"（circlejerks）、兽奸乃至强奸。军方试图无视这一事实:远离女性的男性群体中逐渐产生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色情关系，使某些人--特别在喝醉时--进行"拟同性恋活动"（pseudohomosexualacts）。军方野蛮地迫害自觉的同性恋者或潜艇、骑兵团和工程部队中发现的"同性恋者"（urnings）。一项来自美国方面的研究坚持认为，同性恋削弱了军队的道德，尽管事实上其中某些士兵表现英勇。宣传者们的一个共同策略是将这类性变态归于敌方。由于以伊凡·布洛克（IwanBloch）和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克拉夫特埃宾（1840-1902），出生于德国的神经精神病学家，早期的性病理心理学家，著有《性精神变态》。--译注为首的一批德国作家曾是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先驱，阿诺德·怀特（ArnoldWhite）之类敌视闪族的不列颠评论家于是将德国描绘成堕落者的天堂。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Douglas）曾是奥斯卡·王尔德的情人，也是将《莎乐美》从法文译成英文的译者，如今转而痛斥往日的激情，他以诗歌的形式宣告:"两只淫邪的青蛙遮蔽阳光:/德国佬和同性恋。"《清晨邮报》（MorningPost）的编辑热切地赞同:这些性激情变态者在英格兰健康的思想中无立足之地，他们就像水面的泡沫，飘浮的根系生展在游荡于各国首都的国际游民之中。它就像是有时被带上我们海岸的零星的乃至流行一时的瘟疫，但为这个民族的本性所憎恶。由于卖淫被看做性病传播的主要因素，按实用的说法，正是它造成了所有军队的最大的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