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饥荒极重之时，备受煎熬的饥民连这样的痛苦感觉都已经不存在了。清光绪十七、十八年山西大旱，前往赈灾的江南义绅如此描绘当地的荒象：
山西此次奇灾，各村妇女卖出者不计其数，价亦甚廉。且妇人卖出，不能带其年幼子女同去，贩子立将其子女摔在山洞之中，生生碰死。其夫既将其妻卖出，仅得数串铜钱，稍迟数日，即已净尽，便甘心填沟壑矣。灾民一见查赈人至，环跪求食，涕泣不已。许已早晚放赈，而彼皆苦苦哀告云：但求先舍些微，稍迟便不能待矣。往往查赈之时有此人，放赈之时即无此人。更可惨者，各人皆如醉如痴。询以苦况，伊便详述，或父死，或夫死，或妻女已卖出，家室无存而毫无悲痛之状，惟互相叹息云：死去是有福也。盖彼既无生人之乐，亦自知其不能久存矣。嘻嘻！田园既荒，房屋又毁，器具尽卖，妻子无存，纵有赈济，而一两银仅买米二斗，但敷一月之食，一月之外，仍归一死，况放赈并不及一两乎！
严酷的饥荒不仅制造了无数个人或家庭的悲剧，也给整个社会秩序带来巨大的冲击，进而导致王朝的崩溃。正如邓拓指出，“我国历史上累次发生的农民起义，无论其范围的大小，或时间的久暂，实无一不以荒年为背景，这实已成为历史的公例。”(《邓拓文集》第二卷第106-107页)而这样的动荡，多数是由旱灾引发的。如果说中国最早的王朝--夏王朝是在疏治洪水的过程中形成的，那么其灭亡却是导因于上文提及的“河洛竭”了；随后又有“河竭而商亡，三川竭而周亡”的说法。在秦汉以来导致历次王朝衰亡的农民起义中，除陈胜吴广起义、元末农民起义与水灾或治黄有关外，其他大都发生在长期旱荒的过程之中。清代以来的大旱荒虽然没有促使清王朝或民国政府的垮台，但旱荒期间规模不等、形式多样的饥民暴动仍起伏不断，土匪活动也极为猖獗，以致统治者在救荒的过程中，往往要一手拿粮，一手拿刀，软硬兼施，才有可能保持灾区社会的稳定。
三、旱灾的特点
旱灾之所以造成如此惨烈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首先，从空间上来说，旱灾波及的范围远大于其他各类呈点线状散布的灾害，如地震、火山爆发、洪水等。不过这里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说法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一是通常所谓“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应该说，对于以丘陵为主的长江流域等地，这样的说法自然比较适用，但是对于华北黄淮海平原地区，无论水灾、旱灾，都会造成大面积的危害。二是所谓的“南涝北旱”。其实从历史上看，北部有大旱，也有大涝，旱涝并存；南部大涝居多，但重大旱灾也时有发生，而且一旦发生，同样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民国年间，西南如四川，华南如广东，均曾发生死亡数十万人的大旱灾。
其次，从时间上来说，瞬时性爆发式灾害，总是在极短或较短的时间内，或几分钟，或几小时，或几天，释放出巨大的破坏能量，造成大量的人口伤亡，惊天动地，骇人心魄，可是相对而言，也正因为它们成灾时间短，涉及范围有限，纵然次数频频，人口损失反而不是十分突出。而旱灾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持续时间往往长达数月乃至数年。从表面来看，旱灾形成的这种渐进性特征似乎给人们抗灾救灾提供了喘息之机，而事实上却因其隐蔽性、潜伏性和不确定性而使人们麻痹大意，常存侥幸心理，以致消极等待，无所作为，而一旦酿成重患，则已是措手不及，难以挽回了。
第三，正是因为旱灾持续时间长，成灾面积广，故其虽不构成对人类生命的直接威胁，但对农作物造成的破坏却远比其他灾害来得更加严重和彻底。也就是说，它更主要的是通过切断维持人类生命的能源补给线从而造成饥馑以及由饥馑引发的瘟疫来摧残人类生命的。在粮食奇缺、粮价飞涨的情形下，无以为食的饥民们总是不惜一切代价变卖那些不能直接满足口腹之需的土地、耕畜、生产工具甚至劳动力自身，也就是卖田、卖屋、卖牛马、卖车辆、卖农具、卖衣服器具，直至卖妻、卖女、卖儿、卖自身，诸凡衣、住、行及其他一切物品，无不竞相拿到市场上进行廉价拍卖，以致在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其他类型的生活资料市场上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现象，导致价格的大幅度下跌，甚至一幅刘镛的字画也不够一斤馒头钱。结果，由这种“粮贵物贱”的价格结构对灾区社会所造成的破坏，往往并不亚于一场战争，所谓“到处被毁，有如兵剿”。干旱引起饥饿，饥饿吞噬了植被，植被的丧失又招致更大的灾害，于是人类便在一轮又一轮因果循环的旱荒冲击波中加速了自然资源的耗竭。
四、深化对旱灾的科学认识极有必要
需要指出的是，旱灾，尤其是周期性爆发的特大旱灾，往往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和其他各类重大灾害一样，一方面会引发蝗灾、瘟疫等各种次生灾害，形成灾害链条，另一方面也与其他灾害如地震、洪水、寒潮、飓风等同时或相继出现，形成大水、大旱、大寒、大风、大震、大疫交织群发的现象，结果进一步加重了对人类社会的祸害。这种祸不单行的局面，国内灾害学界称之为“灾害群发期”。前述明崇祯末年大旱、清光绪初年华北大饥荒等，即分别处在我国当代自然科学工作者所发现的两大灾害群发期--“明清宇宙期”和“清末灾害群发期”的巅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