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瑞福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是负责亚太事务的美国副助理国务卿，两年半前，他在华盛顿成立了“2049项目”研究所。在今年年初时，这家研究所实际上还是个只有两名全职雇员的“迷你智库”，但现在已经壮大到十来人。作为研究所的总裁，薛瑞福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表示，起名“2049”是因为“2049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年份”。尽管薛瑞福认为，在中国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存有太多“变量”，作为预测未来的机构，“2049”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预测成功，但他们会抓住中国最大变化是什么，而眼下中国的自信，对发展中美两国关系有百利而无一害。
记者：在“2049项目”研究所中，有多少人是像你这样有过在亚太地区工作经历的？
薛瑞福：尽管这个研究所现在总共不过10来个人，但我们这里有不少“中国通”。我们的执行主任马克。斯托克斯曾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过美国驻华武官，他的中文特棒，是地道的“中国通”（斯托克斯今年3月为“2049项目”研究所撰写了一份名为《中国核弹头存放和使用系统》的报告，称“锁定”了中国的数个核武基地。—编者注）。公司其他人员来自香港或台湾，均为在美华裔的第二代。至于我本人，大伙认为我算一个“中国通”，因为我常往中国跑，但实际上我只认识几个斗大的中国字（笑）。我们是预测未来的机构，我们选取世纪的中点，即2050年作为主要研究目标。我们之所以将机构起名为2049，而非2050，原因在于20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年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
记者：“2049”的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哪里？研究的重点是什么？
薛瑞福：我本人离开美国政府的时间还不长，目前尚处于脱密期。“2049”用的全部是公开的资料。我们是典型的非政府组织，并不追求利润。前不久，我们公布了一份报告，内容涉及中国在亚洲建立的航空链，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制定到今年年底前空军能达到在边界外1000公里范围内作战的目标，到2030年前把这一范围延伸至3000公里。其中，我们使用了一些台湾的评估。有外电在谈到这份报告时说，北京军方一位退役少将认为，在一些领域里，报告对于解放军未来前景的预测从根本上来说是正确的。 “2049”对中国的研究方向侧重于对安全问题的研究，即中国军事和经济领域所涉及的安全问题，特别以传统安全即军事安全为主。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在亚洲举足轻重，因此我们的研究范围也不仅限于中国，而是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记者：你们的这些研究报告会交给美国哪些部门做参考？
薛瑞福：我们的报告会交给美国国会高层，他们在制定美中关系的政策时会做参考。
记者：研究所和中国有关部门是否有合作？
薛瑞福：目前我们与中国智库尚未建立任何正式的合作关系，但我本人在担任副助理国务卿时在中国积累了不少人脉，最近来研究所的中国客人也不断。去年年底，我还参加了中央党校和清华大学主办的为期一周的美国高官进修班。一周的时间虽短，但对我来说很有必要，能够听到当前中方在中美关系上的调子。我觉得中方的调子更加自信，尽管有些美国人认为中方过于自信了，但我认为自信是好事，只有这样中方才能与自信的美方进行平等对话，这种平等对话会加深美国对中方的了解，对发展两国关系有百利而无一害。《孙子兵法》不是说了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想这句名言同样可用于中美两方。
记者：你怎么看到本世纪中期时美中两国的实力对比？
薛瑞福：我认为到了2049年时，中国尽管不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在GDP方面，即使到2049年时中国的GDP全球第一，美国落至第二，我仍然坚信，美国还是最具有现代化经济的国家，是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看到了这一点，我就能以坦然的心态面对中国GDP的增长。我希望中美双方也都能够像我一样，以坦然的心态直面现实，对美国来说，不管能不能接受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最好还是以唯物主义的态度面对。不管中国现在是第二大还是第三大经济体，但有些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中国的人均GDP大概在全球还排在100位之后。
记者：你怎么看中国人均GDP依然偏低的问题？到2049年时，中国目前存在的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还会很明显吗？
薛瑞福：这几个问题对中国来说，确实都非常棘手。我认为中国政府已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并正在加以解决。当然，问题的难度不小，因为除了城乡差距、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的差距很大外，中国还会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等问题。
记者：最近10年，关于中国各种议论一直不断：“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你怎么看这些说法和预测？
薛瑞福：这些“帽子”与中国的迅猛发展有关，它反映了美国对中国仍吃不大准，但它们都是美国最直接的反应，这其中当然不乏预测的成分，有些不仅跨度大，而且观点完全相反。我们的机构会尽可能地从这些言论和预测中做出相应分析，得出我们自己对中国的结论。尽管“2049”是预测未来的机构，但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预测未来，因为在中国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无论在经济、环境，还是劳动力、道德标准等方面都存有太多“变量”。今年距离2049年只有39年的光景，我认为我的团队还是能够对39年后的中国做出一个相对客观的预测，特别是预测到未来中国最为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