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刊在1978年12月3日《战地》栏目的信，饶有戏剧冲突，不是小品胜似小品——时任外交部新闻司科员的李肇星和一同事，陪同12位外宾登上成都驶往重庆的列车。尽管14人人手一张软卧票，但车上只给8个铺位。于是，李肇星到餐车找列车长投诉，但他“眼都不屑一眨”地说：“一张多余的卧铺也没有。”就在这时，“背后‘啪’的一声巨响，一位首长模样的人把工作证摔到桌上，并手拍桌子，冲着列车长训斥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吗？为什么这么久连个招呼也不打？我要警告你，今天晚上没买卧铺票而上卧车的，统统都给我滚下去！”原来，这是铁路局的一位局长，碰巧列车长还不认识。李肇星用文学的笔触描写道：
他像被开水烫了一样跳起来，朝证件上闪着红光的大印一看，便语无伦次地道起歉来，大抵是说不认识首长，这就派人准备床铺等等。局长终于悻悻说句“真不像话”，以示缓和之意。列车长这才松了口气，同几个列车员簇拥局长向2号包厢去了。
这一切看得李肇星“目瞪口呆”，他“为自己的轻信和受骗感到愤怒”，但也急中生智，想到“解救我们燃眉之急的唯一出路”。于是，李肇星从行李中翻出一份《人民日报》，交给返回餐车的列车长，“上面登载着国家领导人会见这批客人的照片，并如实强调了这批客人的身份……”
“马上见效！”原来悬空的6张卧铺票瞬间有了着落。李肇星“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却无论如何不能入睡。”他想笑，适才耳闻目睹的一切不恰是一场绝妙的讽刺笑剧吗？可他怎么也笑不出来。“我诅咒这笑剧的‘编导’，也有不少话要向‘剧中人’倾吐。”他写道。他在信中大声疾呼：
列车长同志，你的病势已经不能算轻，该警惕了！局长同志，请珍视和正确使用你的权力吧，它是属于人民的；我在怀疑你在以雷霆之势解决了自己的睡觉问题之后，是否还会以同样的“气魄”，去处理那些你业已有所察觉的问题？！
按官场思维套路，发生在火车上前倨后恭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组织程序”反映解决，而用不着李肇星个人“拿起批评的武器”。关键是，信中措辞严厉，描绘入木，几乎点名道姓，全然不顾铁路局长、列车长一点面子。小小科员李肇星为何不怕得罪人、穿小鞋？不怕被批评者闹上门来，或以“诽谤罪”诉诸法律？……
估摸原因有二：一是当时社会对弄权愚民等不正之风同仇敌忾，零容忍、不宽容；二是当年的社会批评、民主监督氛围浓、参与率高，有错即曝、知错不狡辩似成社会共识。故李肇星不仗“组织压人”，而是无需顾忌地秉笔直书，行使他觉醒较早的公民权利。
而不可思议的是，《人民日报》竟毫无删改地刊登这封火辣辣的批评信，连对其中“丑化公仆”的词句都不加“技术处理”，一点不怕“引火烧身”，被扣上“不坚持正面宣传，舆论导向有误”的帽子，足见当时舆论环境的宽松，以及媒体的胆识和风骨。
李肇星批评的现象在当时并不普遍。而如今一些地方干部中的腐败问题，与32年前铁路局长、列车长弄权失职、“有票不给”的“小儿科”，不可同日而语。而同样“不可同日而语”的是，腐败已无以复加地威胁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我不知道腐败“病势”的蔓延，是否同“批评社会”的“退行”有关？是否同缺少拍案而起、嫉恨如仇的“公民李肇星”们有关？是否同官员久不受监督而滋长“唯我独尊”的心态有关？真希望有更多的官员读到这封信，并像李肇星当年那样——“怎么也笑不出来，无论如何不能入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