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时，宦官愈益受到重用，权势越来越大。洪武时期的宦官虽已干政，但尚未专权，而永乐时期，宦官的地位越来越高，逐步开始专权。
这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朱棣起兵从亲侄儿建文帝手中夺权，按当时的标准是犯上作乱，属于谋逆性质，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窃取朝廷的种种机密，当时建文帝身边的一些宦官，恰恰充当了朱棣的走卒。这就是史料所载的朱棣起兵，“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更是出生入死，在战场上立过大功，成了朱棣的开国功臣。因此，朱棣当上皇帝后，对宦官的态度比起乃父朱元璋，不但继承衣钵，更加“多所委任”。首先，在名称上让宦官高升一步，使他们顿时抖了起来。原来，历史上宦官的职务，秦有中车府令，汉唐时沿袭不变，至于中谒者、中常侍、中尉之类，都是以中字名宦官，而明代洪武初年，只以监正、监副、监丞名门正、门副之类，永乐初年，“始改监正曰太监”。这就是说，宦官由“中”字一跃而跻身为“太”字辈了。明朝人对此事曾有评论说：“夫天子之亲，乃以太称。今中人之职亦曰太，其视汉、唐、宋止以中名者却盛矣！”永乐三年(1405)，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永乐八年(1410)，都督谭青营内又派有内官王安等人，从而开始了宦官监军；又命宦官马靖镇守甘肃，从而为宦官分镇地方开了先例；更严重的是，永乐十八年(1420)，置东厂，令宦官刺探臣民隐事，这就为宦官的特务活动开了方便之门。
永乐年间宦官插手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更是洪武时期所不能比拟的。洪武年间，在苏州天心桥东建织造局，着地方官督造。而到永乐时，督造者便由宦官充任，萧月、阮礼都担任过苏、杭织造，从此“祖制始变。嗣后岁以为常，末造祸更烈”，本来那种织造归地方官管理，“民不扰也”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永乐时，宦官还至西北地区索买驼，“且令专业者给官料织造五十匹，自后岁以为常”，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永乐元年(1403)，“命内臣齐喜提督广东市舶”。这样，宦官便掌握了市舶大权。宦官手中的权力既已越来越大，横行不法便接踵而至。假传圣旨，屡有发生。如：永乐五年(1407)，内使李进在山西以采天花为名，“诈传诏旨，伪作勘合……假公营私，大为军民害”，致使朱棣派御史往山西鞫问李进。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内官马骐伪传旨谕翰林院出敕，再次往交趾闸办金银珠香。朱棣得知后，怒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闻渠前在交趾荼毒生民乎？交趾自此人归，人方如解倒悬，今又可遣耶？”有个大宦官到苏州织染局上任，下车伊始，便借故制造冤狱，致使多名无辜百姓在囚室活活饿死。
宣德年间，皇帝不断派出宦官到各地采办，如苏州一处就经常有五六个宦官坐镇，其中罗太监呆的时间更长，“或织造，或采促织，或买禽鸟花木，皆倚以剥民，祈求无艾”。有的太监，备受恩宠。如司礼监太监金英、范弘，均在宣德七年(1432)被赐以免死诏。给范弘的诏书中，有谓：“免尔死罪于将来，著朕至意于久远。”御用监太监王瑾，宣德四年(1429)时，明宣宗朱瞻基曾挖空心思，用回文诗体，做了一首题曰《偶成》的诗送给他。其后，又赐给他银记四块，上面刻的字是“忠肝义胆”、“金貂贵客”、“忠诚自励”、“心迹双清”。当然，比较而言，朱瞻基在明朝皇帝中，头脑还算是清醒的，宣德四年(1429)十二月，他下令召还采办中官。这是因为山东泰安州税课局大使郝智上疏，揭发京师派出的宦官采天麻、野味，“民被虐害，兼妨农务”，朱瞻基遂下令“悉召还治之，自今更不许辄遣人”。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朱瞻基还下令处死指使内使阮巨队等在广东“以采办为名，虐取军民财物”的内官袁琦，用的是凌迟这一极刑；次年正月，他还敕谕南京、应天等府，今后“凡出差内官内使，其寄附赃物在官员人等之家，许令出首归官，与免本罪。若隐匿不首，事发，与犯人罪同”。因此，宣德时期，宦官虽受宠，但还不敢太放肆，故未形成专权的局面。
这是明初宦官的大致情形。到了明中叶，也就是从成化至万历时期，宦官的情况比起明初来，就大不相同了：把持国柄，专权误国，横行无忌，已是愈演愈烈。
英宗朱祁镇登上九五之尊时，才是个年仅九岁的娃娃。太皇太后张氏委托著名的三杨--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辅政。三老德高望重，大权在握，宦官畏惧，尚不敢张牙舞爪。但随着张氏、杨荣先后去世，杨溥、杨士奇年老势孤，英宗年少无知，荒嬉无度，不理朝政，司礼太监王振便逐渐大权独揽。这是明朝皇权转换到宦官手中的开始。宪宗成化年间，宦官汪直也是势焰熏天。到了武宗正德时，宦官刘瑾的专权又超过了王振、汪直，大肆乱政，对明王朝造成严重的祸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