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关于解决南海问题的言论，包括希拉里在东盟论坛外长会议上的发言，都是所谓的国际法和海洋法依据，对于历史依据却三缄其口。
这使笔者想起了1893年时任法国驻华公使李梅写给法国外长德维尔的两封信中关于回避中国主权历史依据的策略：“至于广东段的那个争议区，我则避而不提。”
何以会“避而不提”？因为中法战争后，清王朝应法国殖民者要求，不仅放弃了越南保护国的身份，使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还答应与法国就中越边界进行划界。
法国殖民者为划界做了充分的实地调查和文献调查，在大量详实的历史依据面前，李梅说：“不能否认，清朝的主权近代已扩大到缅甸、暹罗、尼泊尔和大量比老挝距中国边境还远得多的地区；不能否认，清政府的档案馆中有大量关于臣属关系的证据，很容易找出来。”他说：“我的看法是，有必要认为清政府是对的。我想这亦是德·拉纳桑（时任印支总督）先生的看法。”当然，为了法兰西的利益，他采取了有条件回避对中国有利的历史依据的策略。
无独有偶，与法国驻华公使李梅相隔80多年的美国人塞里格·哈里森，在1977年出版的《中国近海石油资源将引起国际冲突吗？》一书中，对中国主权的历史依据得出了与李梅同样的结论。他说，“中国控制南海的决心是受到法律和历史论据的支持的，这种论据和其他有关国家的论据相比，有同等的或更大的说服力。”“对于大部分南海，北京说话很可能是算数的。中国的要求尽管似乎太极端了，但在中国人眼里，这些要求看来是有历史记录证明为正确的。”
不无巧合的是，“避而不提”历史依据的策略在近十多年来的南海问题上悄然盛行。不仅南海相关国家回避历史依据，大谈其拥有相关岛礁滩的法理依据。就连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在越南召开的东盟论坛外长会议上鼓噪用国际法解决所谓的南海争端。
试问，没有史实基础的法理依据能够解决所谓的南海争端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无论在什么样的文明阶段，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都是不变的原则。没有了历史依据即事实依据，任何法律的适用都会失去其定性和裁判的基础，都是空中楼阁，更不会有公平公正。同理，任何违背或者故意混淆事实和史实的行为，都是对国际社会更是对本国人民的不负责任。更何况，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同样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
与中国南海主权的历史依据相适应，已故著名海洋法专家赵理海先生就南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提出了4项原则：
发现原则：赋予发现者以排他的权利，中国最先发现并利用南海诸岛；
先占原则：占领者所占领的必须是无主土地，周边国家抢占的南海的岛、礁、滩是中国的领土，这种抢占是无效的；
禁止反言原则：对事态明白无误的表述一旦确立，就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国际责任。周边某国的教科书、世界地图和领导人的声明，曾反复承认中国对南海的主权；
时际法原则：事实的法律意义应该根据事实发生时有效的法律来决定，中国对南海诸岛和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早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和签订的时间以千年计。用一个新法律去否定千年的史实是滑稽的，也是不公平的。
笔者认为，赵理海先生提出的这4项原则的和平性、公平性和公正性，都是现如今盛行的充满战争危机的“实际占有，有效控制”原则不能望其项背的。
“实际占有，有效控制”原则意味着可以打破现状，对所谓未能“实际占有”和“有效控制”的有主土地进行蚕食或重新瓜分。这种规则对于爱好和平，特别是希望用和平方式维护领土完整的国家是极不公平的。
毋庸讳言，与周边国家相比，中国更有实力对中国南海“实际占有，有效控制”，然而中国至今未像英国那样，因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归属问题横跨大西洋，对阿根廷拔刀相见。
诚然，中国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承诺，曾经对自己拥有的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保持了缄默，容忍了相关周边国家与他国对南海的共同开发。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也乐于助人，哪怕是在自己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如果受助之人不健忘的话。
但是，中华民族的谦让并非没有底线。笔者认为，流传了2500多年的《诗经》里有3段话，不仅能够概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而且能够表明这个民族的谦让底线。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诗经·卫风·木瓜》）这是大国风范。从中国历代帝王与邻国的和亲政策到郑和的和平航海等等，无不表现出这种大国风范。但是这种大国风范并不等于容忍对象国不顾我之感受一味索取，“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诗经·魏风·硕鼠》）这是忍耐限度，同时也是大国姿态。除此之外，中华民族还有大国尊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诗经·邶风·柏舟》）南海不仅有中国的大国尊严，更有人口众多的历代中国人的生存需求和勤劳勇敢。忍无可忍可能终将无须再忍。
笔者想借用英国人内维尔·马克思维尔1999年4月10日发表在印度《政治与经济》周刊上的《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一文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马克思维尔在深刻分析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始末后说：1962年的边界战争并不是中国对印度的武装侵略，印度制造了边界争端，中国的武力反击从战略上和政治上说都是有正当理由的，印度的政策的确使北京没有其它现实的选择余地。
反观今日之南海，这种无视历史事实制造领土和海域主权争端，破坏和平的现象，不能够一再发生在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的身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