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树垂绿叶，好鸟鸣高枝”是于右任青年时期书写的一副行书佳联，现为吴江博物馆珍藏。书心尺寸为１４４．９×３９．８厘米，上款为“端方弟同志”，下款为“于右任”，落款印二枚，上为朱文篆书“右任”，下为朱文隶书“于”。
于右任先生书写的这副赠联，经查考上款中的“端方”应为沈藻墀又名端方，吴江同里镇人。从“弟”、“同志”词面上，可见“端方”为于右任兄弟加同志的关系，俩人应是志气相同、亲密无间朋友。
“端方”名字的由来，引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段故事先要从沈藻墀的父亲沈文炯谈起，沈文炯１８６７—１９４８，字祥之，吴江同里镇人。为明“吴江派”领袖、戏曲家沈王景后裔，又为清末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沈桂芬之侄。早岁寓北京，曾任北京扶轮高等小学校长。后南还，在家中创办“正则小学”，又任同里私立丽则女学校长。工诗善书，著有《翠娱堂野乘》。他秉性豪爽，富于风趣，思想激进，热心革命。１９０４年与柳亚子共投金松岑名下的同川自治学社后改为同川学校，后又同为南社社友，他别号“中路”，说是“中国的路索”卢梭一译路索，柳亚子自称“亚洲的卢梭”，柳亚子曾戏谑说，自己与祥之真是天生一对，地生一双。又据柳亚子回忆，１９０４年，“满人端方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捕杀革命党人，正有炙手可热的气焰，大家很恨他，却又奈何他不得，祥叔恰好生了儿子，便把他的名字取为‘端方’。于是，在大庭广众中，有人提起端方两个宇，他老先生便立刻接口道‘端方什么东西，他还不是我的儿子吧’这样，也算极尽诙谐的能事了。”
沈藻墀早年肄业北京大学法科，１９２２年民国十年年与父亲、堂哥沈颂墀丹忱参加吴江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即同川小学二十周年成立纪念会，同入同川学会会友录。父亲、堂哥为同川自治学社社员，他为志愿会员。那么于右任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情景下为沈端方书写此副对联的。据我推测，应在辛亥革命前后，当时，于右任在上海，与吴江柳亚子，杨天骥曾为同川自治学社社员等南社社友来往较密切，沈文炯同为社友，也常往上海其侄丹忱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曾任沪军都督府军事法庭法官处，并与柳亚子等社友交往密切，于右任与沈文炯理应相识。也许是于右任在其父子登门拜访时，被告知“端方”，名字由来，即兴挥毫写此联相赠，并特意题上“端方弟同志”，区别于“清犬端方”。
于右任此期书法，以行书为主体，以魏碑为基，并参入篆、隶、草诸法，博收精取，自创一格。于右任先生书写的这副对联，不仅笔酣兴健，气势豪放，而且挥洒自如，活泼天真，兼之以斜为美，新奇别致，给人以一种清朴秀雅、爽朗明快的感觉，真可谓情趣横生，意蕴无穷。此副书联，充分体现了于氏书法艺术的强烈个人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