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译文自有人类的那一天，人们就各人只管自己的私事，只谋自己的利益。世上有公共的利益却没有人去兴办；有公共的祸害却没有人去革除。有这样一个人出来，不把个人的私利看作利益，而是使天下人都得到利益；不把个人的害处看作害处，而是使天下人都免除害处。这个人的辛勤劳作，必相当于一般天下人的千万倍。付出千万倍的辛劳，却又得不得利益，就天下人的本性来说，必然不愿意处在那个地位。所以，在古代，人的君主这个位置，考虑了而不愿意就位的，有许由、务光这些人；就位而又离去的，有尧、舜这些人；当初不愿就位，而终于无法离去的，有禹这个人。难道古人有什么特异之处吗？好逸恶劳，也和普通人的本性一样啊。
后世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他们以为分派天下利害的权力都出于我自己，我把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把天下的害处都归于他人，也没有什么不可心以的。（他们）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而把我的私利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还感到惭愧，时间一久就心安理得了，把天下看作自己再大不过的产业，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汉高祖所说的“我所成就的家业，同老二相比谁多”这句话，那种追逐私利的心情不觉已充分表现在言语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