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为什么选择了韩非子依法治国才是王道，有法可依才可以和谐社会，个人也认同法家胜于儒家适时而动，适时而生。伟大人物选择伟大的理论。韩非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卒于秦王政十四年（前232)战国时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为韩国公子（即国君之子），汉族。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韩非口吃(结巴），不善言谈，而善于著述。韩非与李斯同是荀卿的学生，他博学多能，才学超人，思维敏捷，李斯自以为不如。他写起文章来气势逼人，堪称当时的大手笔。凡是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几乎没有不佩服他的才学的。
韩非师从荀卿，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申不害主张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代表韩非；二指一本书，是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的。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秦始皇吸取了战国时期设置官职的具体经验，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
中央机构
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有左右二员，掌政事。太尉掌军事，不常置。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贰，掌图籍秘书，监察百官。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是分掌具体政务的诸卿，其中有掌宫殿掖门户的郎中令，掌宫门卫屯兵的卫尉，掌京畿警卫的中尉，掌刑辟的廷尉，掌谷货的治粟内史，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的少府，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国内民族事务和外事的典客，掌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皇室属籍的宗正，掌舆马的太仆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与诸卿议论政务，皇帝作裁决。
在此之外，秦代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官职，比如博士—“掌通古今”，即通晓古今史以备皇帝咨询，同时负责图书收藏；典属国—与典客一样主管少数民族事务，不同的是典客掌管与秦友好的少数民族的交往，而典属国则负责已投降秦朝的少数民族；詹事—管理皇后和太子的事务；将作少府—负责宫殿建造。
秦王朝建立的这套中央集权机构的政权机构，以后一直被历代王朝所仿效。其中汉代的“三公九卿”，基本上是照搬秦制。
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的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于公元前213年开始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史书，民间只允许留下关于医药、占卜和种植的书。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因两个方士私自逃跑且诽谤皇帝，在当时秦首都咸阳将四百六十余名方士坑杀，史记上称“坑术士”。“坑儒”是后代的一种不严密说法，正规说法应为“坑术士”。
秦始皇对中国的统一,做了许多前无古人的业绩,将影响较大的几项罗列如下:
1.统一文字，使其成为一个民族的基础，并延用至今；
2.废封国，立郡县，成为以后中国统一后管理的标准模式.历时数千年之久；
3.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在商业上大大便利国内交流.；
4.车同轨，道同距，修建秦直道大大便利国内交通；
5.焚书坑儒，客观来讲统一了思想，避免因为历史问题而导致国家分裂；但是毁掉的各国古籍使得中国相当部分古文化断层、古代史断代，这点确是遗憾；
6.修建灵渠，加强了对珠江流域的控制，并使该地区永远成为中国的版图；
7.修建长城，使其成为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天然分界，长城长期成为国界；
8.北击匈奴，夺回河套地区，并使该地区永远成为中国的版图。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重视以法治国，秦始皇继承了这个传统，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韩非，曾自叹“若与其同游，则无恨矣”。对将领赏功罚罪，皆依法。秦始皇虽专制，认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国。陈胜、吴广起义，其理由也是“秦法严苛”，其罪当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并非如后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般因严重腐败，而官逼民反。后世儒家倡导人治，治国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决，而至今日人治之风，马屁之风犹在。
秦始皇首创驿站制度，并修驿道。为庞大帝国的政令通达以及由此而来的郡县制皇权国家奠定了技术基础。“修驿道，设郡县”，这是中国能够采用郡县制这种先进制度，而非类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期的罗马不能有效控制占领区，只能设权利极大的总督（总督总揽一地的军政大权，都是贵族，基层组织都依靠当地的原有组织），仍旧类似于分封制，这是罗马帝国后来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郡县制是一种平民制度，其军政首脑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绩军功可上可下，可平职调动，这就导致了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的出现。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都可以来自平民，郡县官僚制有效的保证了平民（布衣）参政议政的权利（如李斯，蒙敖等等都是布衣，依军功政绩才出将入相），相比分封制这种贵族政治，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和军队制度就是起源于此。
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之后近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先进于西方，从而比西方发达奠定了基础。所谓“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犹行秦法政”。两千年的皇权时代的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政治统治的需要。依法治国帝王，分为霸道和王道两种。韩非子的权术理论，影响了很多想称霸的帝王，称霸的帝王喜欢运用韩非子的权术，这种用法，与想称王道的帝王不同.......
----- 诸葛长青（海涛）
法家是中国的主要政治学流派之一，中国政治文化是儒法互补的。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中国并没有从此成为儒家的一统天下，而是如汉宣帝所说的，中国的政治步入了王霸杂糅的漫长时期。只不过儒家学说被公开地宣扬，而法家策略只能走私式地运用––––––历代统治者对韩非子的权术只用不说，讳莫如深。
纵观汉代以来的历史，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曹操严明赏罚，诸葛亮重刑治蜀，晋时宫廷内乱，隋炀帝苛刑酷政，李世民逼宫杀弟，武则天发动告密、任用酷吏，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推行绝对专制，王安石变法图强，朱元璋杀戮功臣、废除相位、实行锦衣卫特务制度，雍正乾隆大搞文字狱，曾国藩实行连坐法对付太平军等等，无不留下了商鞅、韩非子法术的深刻烙印。
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曾对韩非子大加赞赏，并将法家的理论付诸于实践，从而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王朝。可以说，韩非子是秦始皇的导师，他教会了秦始皇极权杀戮、统一民轨、毁灭文化、焚书坑儒……。
韩非子的思想则是那个时代法家理论、荀派儒家理论、老子道家理论的集大成。
那时，法家已有三派，一是商鞅的刑法学派，主张以酷法宰制人民；二是申不害的权术学派，主张玩弄阴谋权术；三是慎到的权势学派，主张极力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韩非子不愧为理论“天才”，他把三位先贤的理论结合起来，构筑成自己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法家专制的政治理论。不仅如此，韩非子还向主张“治之经，礼与刑”的荀子请教，向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子学习，从而形成了韩非子自己的“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的极其阴险的术治理论。
韩非子学说。它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韩非子说：人都是“骄于爱而听于威”的，“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父子、夫妻、君臣的关系都是靠不住的：“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所以，韩非子主张以严法宰制臣民——“法审，则上尊而不侵”；“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也。”同时，他要求法律统一、守信、公开，“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
有些人误以为韩非子的法家是在提倡法治，其实，法律在他那里只是帝王的权柄，是镇压人民、维护极权统治的工具，并不存在任何保护人民权利的法律；而且，韩非子所说的“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并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皇帝例外”、“皇亲国戚例外”。
韩非子的“术”其实是阴谋权术。他自己说：“术者，藏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具体的术有：人质术、暗杀术、投毒术、监视术、连坐术、防奸术、游说术、帝王修身术、听言术、观人术、用人术、独断术、无为术、霹雳术、防止篡位术、文化专制术等。如韩非子提出了“御臣七术”：“一曰众端参观（总体考察），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以其言责成其行），五曰疑诏诡使（以假诏书考察他），六曰挟知而问（明知故问），七曰倒言反事（反着说看他的回答）。”他还提出了愚民、打击知识分子的思想：“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对儒者“破其群”，“散其党”，“禁其欲”，“灭其迹”。
法家是中国人的阴谋诡计的大汇合，机谋权术的集大成。
韩非子这样教导君主巩固自己的权势：“权势不可以借人”；“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独视者明，独听者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愚傲处其上，此其所以有劫君弑主也”；“大臣之禄虽大，不得借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率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处军无私交”；“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凡治之极，下不能得”；“圣人之道，去智与巧”；“去好去恶，群臣见素”；“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欲为其国，必伐其聚”；“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主上用之（刑），若电若雷”；韩非子还反对“得民之心”，认为民心不足畏。
禁止人民结交、聚会，不受法律约束地使用杀伐大权，这是专制时代的共同特征。难怪郭沫若说法家“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胡星斗韩非为什么到了秦国？
身为韩国贵族后代的韩非为什么到了秦国呢？
韩非生于约公元前280年，35岁时到楚国拜著名儒学大师荀况为师，与后来成为秦始皇丞相的李斯是同学。韩非学成后回到韩国，怀着满腔报国热情回国，向韩王建议通过变法改革，改变韩国国势衰弱的局面，增强国力、抵御外敌，可是韩王不信任他。韩非感到无奈，难以大展平生抱负、实现韩国富国强兵的梦想，于是“观往者得失之变”，总结前期法家进行变法的经验教训，专心致力于著述立说方面，于是他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10多万字的著作，希望韩王能够采纳，但是，韩王始终没有听信他的主张。后来，当李斯代表秦国向韩国索要韩非时，韩王就干脆派韩非出使秦国。
秦王嬴政怎样用武力抢到了韩非？
秦王嬴政无意间从郑国得到了一本奏折，奏折语言汪洋恣肆、旁征博引，其中涉及治国安邦的策略，与秦王嬴政的思路非常吻合，因为有些策略正是秦国目前正在实行的。还有一些策略不仅非常新颖，也非常切合秦国实际，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韩非的治国理念，和秦国的政治实践产生巨大的共鸣，秦王有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倾慕之心。尤其韩非关于战国末期社会前进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全国统一与分散割据的矛盾、统一中国对发展经济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是有利的一套进步学说得到了秦始皇的赞许。秦王嬴政一口气读完奏折，感叹道：“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李斯接过奏折翻看，突然说道：“陛下，写这本奏折的人我认识，是我的同学韩非。”
秦王嬴政非常高兴，于是派李斯游说韩非，韩非热爱韩国，不同意到秦国发展。秦王嬴政又派李斯直接向韩王索要韩非，韩王不允。不可一世的秦王嬴政得到答复后恼羞成怒，立刻兵发韩国，不惜发动一场伐韩战争，逼迫韩王交出韩非。
在秦兵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韩王只好以任命韩非为使臣的名义，派韩非出使秦国，等于把韩非送给了秦王。
韩非是如何在秦国自杀的？
韩非之死（公元前233年），距离秦始皇之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还有12年时间，其时韩非的许多思想已经在秦国实践了多年。可以说，韩非之死，是诸多原因造成的。
首先，史书记载：“秦王悦之，未信用。”秦王嬴政终于得到了韩非，也很欣赏他的才华，但是，并不信任他，没有对他加以重用。因为战国时代，人与人之间思想的交流主要靠语言游说，可惜一代英才韩非天生口吃，辞不达意（或许这是他写《说难》的原因之一），秦王嬴政不能和他自由交谈，这就使秦王嬴政的倾慕转为失望，这种落差之大，使得秦王嬴政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所以，韩非很长时间没有得到重用。其次，韩非是韩国贵族后裔，又是被迫而来，其辅助秦国有多大诚心，使秦王嬴政心存疑虑。再者，韩非的才华使得皇宫大臣诸多人妒忌，这其中还包括韩非的同学李斯。
导火索是韩非的《存韩》篇被歪曲，姚贾、赵高等人一起上奏秦王：“韩非是韩国王室贵族。现在大王您想吞并诸侯，韩非想保全韩国是人之常情啊！您让他久呆秦国，秦国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这不是祸患吗？不如找个过错，借法律的名义把他诛杀了！”秦王嬴政刚刚从郑国渠间谍案的怒气中解脱出来，这些话切中要害，于是下令给韩非治罪。秦王嬴政命令李斯出面，差人送毒酒赐死了韩非。
秦国宣布韩非为韩国间谍，畏罪自杀，差人将其尸首送回了韩国。秦始皇为什么选择了韩非子依法治国才是王道，有法可依才可以和谐社会，个人也认同法家胜于儒家韩非为什么到了秦国？
身为韩国贵族后代的韩非为什么到了秦国呢？
韩非生于约公元前280年，35岁时到楚国拜著名儒学大师荀况为师，与后来成为秦始皇丞相的李斯是同学。韩非学成后回到韩国，怀着满腔报国热情回国，向韩王建议通过变法改革，改变韩国国势衰弱的局面，增强国力、抵御外敌，可是韩王不信任他。韩非感到无奈，难以大展平生抱负、实现韩国富国强兵的梦想，于是“观往者得失之变”，总结前期法家进行变法的经验教训，专心致力于著述立说方面，于是他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10多万字的著作，希望韩王能够采纳，但是，韩王始终没有听信他的主张。后来，当李斯代表秦国向韩国索要韩非时，韩王就干脆派韩非出使秦国。
秦王嬴政怎样用武力抢到了韩非？
秦王嬴政无意间从郑国得到了一本奏折，奏折语言汪洋恣肆、旁征博引，其中涉及治国安邦的策略，与秦王嬴政的思路非常吻合，因为有些策略正是秦国目前正在实行的。还有一些策略不仅非常新颖，也非常切合秦国实际，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韩非的治国理念，和秦国的政治实践产生巨大的共鸣，秦王有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倾慕之心。尤其韩非关于战国末期社会前进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全国统一与分散割据的矛盾、统一中国对发展经济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是有利的一套进步学说得到了秦始皇的赞许。秦王嬴政一口气读完奏折，感叹道：“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李斯接过奏折翻看，突然说道：“陛下，写这本奏折的人我认识，是我的同学韩非。”
秦王嬴政非常高兴，于是派李斯游说韩非，韩非热爱韩国，不同意到秦国发展。秦王嬴政又派李斯直接向韩王索要韩非，韩王不允。不可一世的秦王嬴政得到答复后恼羞成怒，立刻兵发韩国，不惜发动一场伐韩战争，逼迫韩王交出韩非。
在秦兵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韩王只好以任命韩非为使臣的名义，派韩非出使秦国，等于把韩非送给了秦王。
韩非是如何在秦国自杀的？
韩非之死（公元前233年），距离秦始皇之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还有12年时间，其时韩非的许多思想已经在秦国实践了多年。可以说，韩非之死，是诸多原因造成的。
首先，史书记载：“秦王悦之，未信用。”秦王嬴政终于得到了韩非，也很欣赏他的才华，但是，并不信任他，没有对他加以重用。因为战国时代，人与人之间思想的交流主要靠语言游说，可惜一代英才韩非天生口吃，辞不达意（或许这是他写《说难》的原因之一），秦王嬴政不能和他自由交谈，这就使秦王嬴政的倾慕转为失望，这种落差之大，使得秦王嬴政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所以，韩非很长时间没有得到重用。其次，韩非是韩国贵族后裔，又是被迫而来，其辅助秦国有多大诚心，使秦王嬴政心存疑虑。再者，韩非的才华使得皇宫大臣诸多人妒忌，这其中还包括韩非的同学李斯。
导火索是韩非的《存韩》篇被歪曲，姚贾、赵高等人一起上奏秦王：“韩非是韩国王室贵族。现在大王您想吞并诸侯，韩非想保全韩国是人之常情啊！您让他久呆秦国，秦国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这不是祸患吗？不如找个过错，借法律的名义把他诛杀了！”秦王嬴政刚刚从郑国渠间谍案的怒气中解脱出来，这些话切中要害，于是下令给韩非治罪。秦王嬴政命令李斯出面，差人送毒酒赐死了韩非。
秦国宣布韩非为韩国间谍，畏罪自杀，差人将其尸首送回了韩国。帝王，分为霸道和王道两种。韩非子的权术理论，影响了很多想称霸的帝王，称霸的帝王喜欢运用韩非子的权术，这种用法，与想称王道的帝王不同.......
----- 诸葛长青（海涛）
法家是中国的主要政治学流派之一，中国政治文化是儒法互补的。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中国并没有从此成为儒家的一统天下，而是如汉宣帝所说的，中国的政治步入了王霸杂糅的漫长时期。只不过儒家学说被公开地宣扬，而法家策略只能走私式地运用––––––历代统治者对韩非子的权术只用不说，讳莫如深。
纵观汉代以来的历史，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曹操严明赏罚，诸葛亮重刑治蜀，晋时宫廷内乱，隋炀帝苛刑酷政，李世民逼宫杀弟，武则天发动告密、任用酷吏，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推行绝对专制，王安石变法图强，朱元璋杀戮功臣、废除相位、实行锦衣卫特务制度，雍正乾隆大搞文字狱，曾国藩实行连坐法对付太平军等等，无不留下了商鞅、韩非子法术的深刻烙印。
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曾对韩非子大加赞赏，并将法家的理论付诸于实践，从而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王朝。可以说，韩非子是秦始皇的导师，他教会了秦始皇极权杀戮、统一民轨、毁灭文化、焚书坑儒……。
韩非子的思想则是那个时代法家理论、荀派儒家理论、老子道家理论的集大成。
那时，法家已有三派，一是商鞅的刑法学派，主张以酷法宰制人民；二是申不害的权术学派，主张玩弄阴谋权术；三是慎到的权势学派，主张极力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韩非子不愧为理论“天才”，他把三位先贤的理论结合起来，构筑成自己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法家专制的政治理论。不仅如此，韩非子还向主张“治之经，礼与刑”的荀子请教，向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子学习，从而形成了韩非子自己的“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的极其阴险的术治理论。
韩非子学说。它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韩非子说：人都是“骄于爱而听于威”的，“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父子、夫妻、君臣的关系都是靠不住的：“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所以，韩非子主张以严法宰制臣民——“法审，则上尊而不侵”；“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也。”同时，他要求法律统一、守信、公开，“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
有些人误以为韩非子的法家是在提倡法治，其实，法律在他那里只是帝王的权柄，是镇压人民、维护极权统治的工具，并不存在任何保护人民权利的法律；而且，韩非子所说的“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并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皇帝例外”、“皇亲国戚例外”。
韩非子的“术”其实是阴谋权术。他自己说：“术者，藏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具体的术有：人质术、暗杀术、投毒术、监视术、连坐术、防奸术、游说术、帝王修身术、听言术、观人术、用人术、独断术、无为术、霹雳术、防止篡位术、文化专制术等。如韩非子提出了“御臣七术”：“一曰众端参观（总体考察），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以其言责成其行），五曰疑诏诡使（以假诏书考察他），六曰挟知而问（明知故问），七曰倒言反事（反着说看他的回答）。”他还提出了愚民、打击知识分子的思想：“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对儒者“破其群”，“散其党”，“禁其欲”，“灭其迹”。
法家是中国人的阴谋诡计的大汇合，机谋权术的集大成。
韩非子这样教导君主巩固自己的权势：“权势不可以借人”；“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独视者明，独听者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愚傲处其上，此其所以有劫君弑主也”；“大臣之禄虽大，不得借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率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处军无私交”；“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凡治之极，下不能得”；“圣人之道，去智与巧”；“去好去恶，群臣见素”；“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欲为其国，必伐其聚”；“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主上用之（刑），若电若雷”；韩非子还反对“得民之心”，认为民心不足畏。
禁止人民结交、聚会，不受法律约束地使用杀伐大权，这是专制时代的共同特征。难怪郭沫若说法家“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胡星斗政治统治的需要。依法治国韩非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卒于秦王政十四年（前232)战国时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为韩国公子（即国君之子），汉族。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韩非口吃(结巴），不善言谈，而善于著述。韩非与李斯同是荀卿的学生，他博学多能，才学超人，思维敏捷，李斯自以为不如。他写起文章来气势逼人，堪称当时的大手笔。凡是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几乎没有不佩服他的才学的。
韩非师从荀卿，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申不害主张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代表韩非；二指一本书，是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的。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秦始皇吸取了战国时期设置官职的具体经验，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
中央机构
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有左右二员，掌政事。太尉掌军事，不常置。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贰，掌图籍秘书，监察百官。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是分掌具体政务的诸卿，其中有掌宫殿掖门户的郎中令，掌宫门卫屯兵的卫尉，掌京畿警卫的中尉，掌刑辟的廷尉，掌谷货的治粟内史，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的少府，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国内民族事务和外事的典客，掌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皇室属籍的宗正，掌舆马的太仆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与诸卿议论政务，皇帝作裁决。
在此之外，秦代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官职，比如博士—“掌通古今”，即通晓古今史以备皇帝咨询，同时负责图书收藏；典属国—与典客一样主管少数民族事务，不同的是典客掌管与秦友好的少数民族的交往，而典属国则负责已投降秦朝的少数民族；詹事—管理皇后和太子的事务；将作少府—负责宫殿建造。
秦王朝建立的这套中央集权机构的政权机构，以后一直被历代王朝所仿效。其中汉代的“三公九卿”，基本上是照搬秦制。
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的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于公元前213年开始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史书，民间只允许留下关于医药、占卜和种植的书。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因两个方士私自逃跑且诽谤皇帝，在当时秦首都咸阳将四百六十余名方士坑杀，史记上称“坑术士”。“坑儒”是后代的一种不严密说法，正规说法应为“坑术士”。
秦始皇对中国的统一,做了许多前无古人的业绩,将影响较大的几项罗列如下:
1.统一文字，使其成为一个民族的基础，并延用至今；
2.废封国，立郡县，成为以后中国统一后管理的标准模式.历时数千年之久；
3.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在商业上大大便利国内交流.；
4.车同轨，道同距，修建秦直道大大便利国内交通；
5.焚书坑儒，客观来讲统一了思想，避免因为历史问题而导致国家分裂；但是毁掉的各国古籍使得中国相当部分古文化断层、古代史断代，这点确是遗憾；
6.修建灵渠，加强了对珠江流域的控制，并使该地区永远成为中国的版图；
7.修建长城，使其成为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天然分界，长城长期成为国界；
8.北击匈奴，夺回河套地区，并使该地区永远成为中国的版图。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重视以法治国，秦始皇继承了这个传统，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韩非，曾自叹“若与其同游，则无恨矣”。对将领赏功罚罪，皆依法。秦始皇虽专制，认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国。陈胜、吴广起义，其理由也是“秦法严苛”，其罪当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并非如后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般因严重腐败，而官逼民反。后世儒家倡导人治，治国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决，而至今日人治之风，马屁之风犹在。
秦始皇首创驿站制度，并修驿道。为庞大帝国的政令通达以及由此而来的郡县制皇权国家奠定了技术基础。“修驿道，设郡县”，这是中国能够采用郡县制这种先进制度，而非类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期的罗马不能有效控制占领区，只能设权利极大的总督（总督总揽一地的军政大权，都是贵族，基层组织都依靠当地的原有组织），仍旧类似于分封制，这是罗马帝国后来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郡县制是一种平民制度，其军政首脑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绩军功可上可下，可平职调动，这就导致了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的出现。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都可以来自平民，郡县官僚制有效的保证了平民（布衣）参政议政的权利（如李斯，蒙敖等等都是布衣，依军功政绩才出将入相），相比分封制这种贵族政治，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和军队制度就是起源于此。
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之后近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先进于西方，从而比西方发达奠定了基础。所谓“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犹行秦法政”。两千年的皇权时代的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适时而动，适时而生。伟大人物选择伟大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