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一下，节假日在商场、旅游景点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大概当数如厕了。6月1日，记者在西单一家肯德基看到，女厕门外已经站了七八个等候者，后来陆续赶到的人见状都开始不知所措，而隔壁的男厕则一直没有“交通堵塞”。
不过尴尬的局面即将有转机了。2009年7月1日，广州市将实施《城市公园规划与设计规范》，这是国内首部地方性公园规范，其中专门对公园公厕的设计做出指导性要求。比如，厕所的厕位数量应按男女各半(男小便位纳入计算)或女多男少设计；男女应各设一个坐式便器，主要是为了方便不能久蹲的老人，其余以蹲式便器为宜；为了方便儿童，男厕应设一个低位小便器。
规范的出台自然赢得欢呼一片，但在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和地区，公厕设计上的人性化与科学性缺失，一直是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
“人们感觉如厕难，首先在于公厕分布不均匀。”广州大学市政技术学院建筑设计工程师罗意云说，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厕所不是相距甚远，就是隐匿在小街小巷里，常常难解路人的燃眉之急。
例如，由于修建地铁六号线，位于北京朝阳北路朝阳区建委西侧的公厕，前不久被拆掉了。而从这里北至白家庄，西至东大桥都没有公厕，路人要解燃眉之急，只能前往两站地外的核桃园。“经科学分析，一般人对于‘便意’最多只有15分钟的忍耐期，超过这个期限就会感到非常不适，甚至对身体造成一定伤害。”罗意云说。
而一项来自“零点调查”和“远景投资”的调查结果亦显示，在全国“最不方便上厕所的城市”中，深圳、广州位居榜首、榜眼，北京、上海也同样名列前茅。联合国环境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城市人均拥有厕所的比例居世界末位。
为此，2005年国家建设部对公厕设施作了相关规定，要求在闹市区300米~500米间距内，应设置1座公厕；一般道路在500米~800米间距内，设置1座公厕；其他区域是800米~1000米间距内设置1座公厕。
目前，北京改建、新建的公厕总共有5200座，数目已超过纽约、伦敦、东京等大城市，成为全世界公厕最多的城市。但尽管如此，仍存在种种“如厕难”的问题。例如，导向标识不醒目，与周围背景易混为一体，使人“视而不见”；男厕女厕标识不统一，有的是头像剪影，有的是烟斗VS高跟鞋；公厕的中英文名也不统一，“公共厕所”、“卫生间”、“化妆间”，“WC”，“toilet”等叫法五花八门。
其次，由于男女厕所比例严重失调，女厕门口常常有“壮观”的等候长队。北京市环境卫生设计科学研究所“环卫工程设计室”主任张援方告诉记者，以前，参与社会活动的更多是男性，因此在设计公厕时，男厕往往要比女厕大一些。后来随着女性活动次数的增加，也本着“男女平等”的原则，男厕与女厕的面积变得一般大。但为什么女厕门口依旧排起“长龙”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男厕除了设有与女厕同样数量的大便蹲位之外，还设有小便池或者小便斗，这就意味着，虽然面积相等，但是男厕的使用效率明显高于女厕。
在美国，两名纽约市议员起草的一份法案表明，女性在厕所里逗留的时间比男性长，是受生理条件和随之产生的行为模式所限：她们必须宽衣、蹲坐，有时还要照看随行儿童等。通过分析，两性小便时在厕所中的平均停留时间：男性为39秒（±6秒），女性为89秒（±7秒），即女性的如厕时间平均为男性的2.3倍。
《羊城晚报》的记者李志伟曾经专门在国内公厕附近蹲点，用秒表计算得出，女性小解平均需要用时1分20秒，而男性平均仅需40秒，男女如厕用时比例大约在1∶3。另据香港厕所协会的调查，一般女性逗留在厕所的平均时间为96秒，男性则为70秒。
另外，中国的公厕往往不注重细节设计。记者走访北京市十几座公厕后发现，在不少老式公厕内，除了洗手龙头、镜子这类基本设施之外，连衣物挂钩都没有。而即使在一些新翻修的公厕内，站立扶手、轮椅坡道等这类无障碍设施，也是很少见的。
张援方说，在一些酒店和高档写字楼，公厕全部设计成坐厕形式，尽管这些地方会定期清洗，并且供应卫生纸垫，但还是让许多使用者感到不便。有的人担心直接接触公共坐厕会染病，干脆直接踩在马桶圈上，而采取这样的方式，不仅不利于下一个方便者如厕，而且更容易影响自己的健康。“不仅如此，有些现代公厕还会因为空间过小，而不能使轮椅自由回转，地面的防滑措施也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罗意云说。
中国公厕之所以设计不合理，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以北京为例，清朝时期的皇宫紫禁城——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群里，居然找不到一个公厕。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宣教处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因为清世祖入驻北京后(公元1644年)，明令皇城四周、皇家园林附近不得建址公厕，其后代皆延续祖制。因此，从清初到清末，北京城区仅有官设公厕3座，私设公厕5座。民国以后逐渐增多，至1949年2月，市区公厕(不含郊区、县)增至510座。
这位负责人说，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北京市对城区公厕进行了改造，当时为了减轻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厕所从平房院内移到胡同里．旱厕全部改为水冲式厕所；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建设较高档次的公厕，并实现公厕建设类别的标准化，这些公厕均采用了独立式座便器，设置了厕位隔断板、厕门，洗手盆等；90年代，百姓用厕再度大规模改造，3000座四类标准公厕提升为三类，也就是说，北京绝大多数公厕都安装了隔挡设施。
尽管如此，公厕仍然以脏、乱、差的形象示人。老北京人都戏称胡同公厕是“一闻、二跳、三叫、四哭”。即找厕所时，“闻”味寻踪；厕所里污水横流，得“跳”着走；蛆虫遍地，令人心惊大“叫”；气味难闻，来者流泪如“哭”状。罗意云认为，究其根本，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拉撒是难以启齿、不值得明说之事，所以人们常用些比较隐讳的词来代替它，如“方便”、“更衣”、“出恭”等；而厕所作为解决个人生理问题的私密场所，也同样羞于谈及，更不要说系统地研究它的设计、清洁以及维护了。
2001年申奥成功后，北京进行了第四次公厕变革。尤其是2005年之后，北京市把公厕改造的重点放在了胡同公厕上，在不破坏历史遗存的原有风貌基础上，重点更新厕所内部的卫生设施，改造的核心是把沟槽变成独立水冲便器，有效改善了环境质量。
在天安门广场周边，因高峰时每天面对10万人次的使用量，有“第一公厕”之称的中山公园南门西侧公厕，不但增加了厕位、洗手台、面镜、无障碍设施，还从国外引进了空气净化系统。为避免人多时入口拥堵，还开辟了专门的疏散通道。奥运会前夕，北京再次对公厕的标识作了改进。在全市210条主要大街上，相隔50米就可以看到一个醒目的公厕引导牌，规制统一，蓝地白字，中英文齐全。
不过，仅靠政府的努力，是很难改变公厕在设计上的整体缺憾的。“设计者在不调查男女使用人数、高峰期人流状况、男女所需的合理空间及面积的情况下，沿用老一套的习惯盲目动手，这就使设计失去了原本应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罗意云认为，究其原因，我国公厕目前缺少专业设计师的设计。
张援方说，公共厕所“麻雀虽小而五脏俱全”，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其设计是相当繁杂和琐碎的。罗意云也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建筑设计收费标准是根据项目的规模、造价来计算的，这使得很多设计单位都不愿意接受这种花时间多，而收费少的小项目，导致了许多公厕的设计是由非专业人员来完成。而且，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厕所设计图集，也没有统一的设计标准让设计人员参考。”“所有这些都有待于下一场‘革命’来解决或完善，相信这是每个国人的期盼。”张援方说。
本文来源：北京科技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