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袭杀法军小队(资料图片)
金融危机的来临，有时是因金融系统本身出现问题引爆的，有时则是在外力的压迫下产生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在北京闹得惊天动地，许多金融机构都受到了影响。如何来破解战乱中的金融困局，成为摆在北京当局面前的现实问题。其时，担任顺天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的是干练精明的贵州人陈夔龙。作为当事人，他在自己的《梦蕉亭笔记》中，对其中一场危机的起源与化解作了清楚的记述。
当时，闹得正凶的义和团一时兴起，放火烧了大栅栏(京城地名)中的一家洋货铺，火势迅猛，成燎原之势，把大栅栏东面的珠宝市的整个市面烧为灰烬。而当时的二十多家炉房，就设在珠宝市。所谓炉房，其实就是金库。因为当时使用的货币主要是银两，须熔铸后方好保存，炉房最初就是代客熔银的地方，后来逐渐演变为存银兑银的机构。珠宝市的那二十多家炉房平常信誉最好、最有影响力，足可以和现在的几大国有银行比肩。试想，如果没有了金库，那银行是发不了钱的。同理，炉房毁了，那钱庄、钱铺自然也兑不出钱来。因此，义和团的这一场火，烧毁的不只是几栋楼宇，烧毁的几乎是整个金融市面。
果然，因为炉房被烧，东四牌楼最著名的钱铺——恒兴、恒利、恒和、恒源(世人通常称其为“四恒”)，第二天就歇业了。这可非同小可！这四家钱铺，在京城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信用最好、流通最广，如果就这么停业了，那可是关系到京城数十万人的财产生计问题。一时间，人心惶惶，大有末日来临之势。
作为地方官的陈夔龙，自然得负起救市的责任，不然朝廷问责的话，他也担待不起。何况，慈禧也当面过问了：“你是地方官，难卸其责，可这事究竟怎么办理？我想四恒并非是没有钱，不过为炉房所累，一时周转不过来，如果是他们银根见紧，官家可先借钱给他们，从速开市，免得大家受苦。你赶快找这些钱铺商量办法，最好三天内办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虽然有慈禧的指令在，但陈夔龙还是愁得不行。谁都知道救市要靠政府注资，可要政府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银子，难！他思来想去，找了许多人，都想不出好法子。最后一个名叫邢兆英的小官献了一条计策，他说，要筹款接济四恒，京城共有一百多家当铺，都很有钱，如果发一道命令，让每家借一万两银子给政府，那就是一百多万两，完全可以缓解这场金融危机。这确实可算是一条权宜之计。但陈夔龙知道，对这些当铺可不能轻易下手，因为这里面有好多铺子是有权有势的人入了股的。再者，靠官势去硬借，归根结底不好。陈夔龙又想到，慈禧可是当面答应可以用政府的钱去接济四恒的，虽然顺天府没有钱，但朝廷应该还有钱可借，那就不必去找当铺的麻烦了。
可是，借官银也并非易事，至少要有过硬的担保才行。四恒借了官款，如果万一不还，陈夔龙一介穷京官，如何担待得起？经过商议，他们还是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京城里大宗商务，如木厂、洋货庄、山西票庄、粮食铺、当典铺，都曾经借有四恒的银两，四恒都收了借据的。把这些抵押给清廷，再把宫里面的银子借出来，应该是可行的。陈夔龙把这个办法报到慈禧那里，迅速得到了批准。
事情至此应该有个圆满的结果，可这时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波折。陈夔龙奏请的一百万两银子，其中五十万两由皇宫库存发出，另五十万两由户部交付。皇宫那五十万两第二天就发了；而户部那边，因为战乱，户部工作人员星散，办公地变成了驻兵地，那五十万两哪里领得出来？正在这时，有人指了一条明路，说户部有座内库在东华门内，咸丰年间英法联军侵略京城时，咸丰曾命提银一百万两，存在那个内库，以备急用。这笔巨款已经四十年未曾动用过。真是不幸中的万幸，陈夔龙赶紧找人办手续，把五十万两银子从东华门内库领了出来，交付四恒。
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危机就这样化解了。这一过程看似曲折反复，实质上还是很简单的，那就是靠政府注入大笔资金来救市——这和现在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当时战乱四起，局势动荡，做任何一件事都不容易，找这么一大笔钱更非易事。好在陈夔龙还算干练，和朝廷的关系也不错。否则就只有听天由命、望乱兴叹，让老百姓置身于水火中了。在自己的笔记中，对这件事，陈夔龙很有一些宿命论的感慨。或许，在他看来，能完成如此一件艰巨的任务，实在是一种奇迹，大概就像做梦一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