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读语录的传统。有人读，就有人编、有人卖。孔子的学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老师犹如“日月”，把老师的语录乃至老师高级弟子的语录，合编成一本书。《论语.子张》引子贡之语曰：“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肫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肫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本语录大全。其后一千五百多年，朱熹出世，绝对信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其语录就更多。一部《朱子语类》，字数是《论语》的几十倍，印数与《论语》的比例如何，没见过专门研究，不可瞎说。朱熹之后，各色人等竞有语录流传，而影响似乎每况愈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五，说到江苏巡抚采进本《薪逍集》四卷，说：“国朝许昌国撰。昌国字仔赓，原字一清，荆溪人，岁贡生。是书首《杂着》，次《论学》，次《论古》，次《课徒训儿》，各为一卷，大抵皆语录之类。”又说：“按其事状，盖亦笃行好修之士，故集中讲学之语，多能切实近理，特不以著作见长耳。”“不以著作见长”而能以“语录之类”编书，一蟹不如一蟹的味道，也就挥之不去。
好玩的是，竟然有官员出售自己《语录》图利。
张祖翼《清代野记》卷下，有一则《道学贪诈》，记河北枣强知县方某，就说到这么一件事。枣强当地风俗，“县月有集，来者麇聚。方于是日以少许酒食，款乡之耆老于堂上。毕，出所着《语录》若干册遍给之，且曰：‘此本县心得之学，足裨教化，所值无多，尔曹可将去。按都图散之，大有益于人心风俗也。’耆老以为赠也，称谢而去。翌日檄诸里长等按户收刊资，每册若干，又获金无算。”这一段故事，真是耐人寻味。
这位方知县，据说是桐城方东树的族弟。早年曾“窃先生未刻之稿，游扬于公卿间，坐是享大名”。当了十多年清客，终于得到曾国藩赏识，“执弟子礼焉”。这个“弟子”真是非同小可，与李鸿章“称同门”。后来李鸿章“督畿辅，方某以知县分直隶，补冀州属之枣强知县”，也就有了靠山。结果，在枣强知县任上为非作歹劣迹斑斑，卖《语录》不过其中之一罢了。分析其手段，有几大特色。一是别出心机，老谋深算。他大约早就想印书卖钱。为何选中《语录》？很有谋略。学问做不出来，语录却大可随口而出。身为知县，总让秘书代笔，不如干脆让秘书作记录员。这样编成《语录》，不但省心省力速记速成，而且谁也不能说抄袭剽窃。二是看准时机，骗人上当。与其摊派到各部门，弄得鸡飞狗跳，不如利用集市这个机会宴请地方长老，当面“送”给每人若干，让他们主动拿走。三是滥用权力，决不手软。“送”书之时，大谈教化人心，闭口不谈要钱；“送”书之后，却运用强权，按户收钱毫不含糊，恐怕少一文都不行。其手段之阴险，堪称是方知县的一大“创造”。
官员印书，或者真有学问，心思原不在做官，自己的研究心得逐步刊刻成册，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或者风流儒雅，一面认真做官，一面吟诗作文，政绩与文集并行不悖；或者附庸风雅，明知自己其实不是那块料，却装成一副满腹斯文的模样来。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记有“岑春萱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之说，也就说的官场几种人。等而下之者，则有如这位枣强知县，看别人印书，以为生财有道，于是滥印滥发其《语录》，骗人拿走，再按户收钱。他当然知道，他的《语录》，既非远胜于陶渊明、苏东坡之诗，也非近胜于自己老家桐城诸君子之文，所以，他并不吹嘘与日月共光辉，与天地共长久。他只是用“大有益于人心风俗”作招牌，用欺骗的方法让人上当，为自己牟利。看来，他的眼睛里除了银子之外，绝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从这一点看，这位方知县，可以称之为官场卖书者的一种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