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士兵(右)与吴国士兵格斗。
在上蔡县城西南，有一段残破倾颓的城垣，歪歪斜斜地挂在连绵起伏的夯土高坡之上，这便是蔡国故城遗址。远远望去，在暮色苍茫的旷野间，经秋的草木疏疏落落，凹凸的箭垛影影绰绰，留给人们的只有那沉埋于天地间的隔世沧桑。
这个起始于西周的姬姓中原诸侯国，由于毗邻精明强悍的楚国，日子过得一直比较艰难。据史料记载，从公元前六八四年对蔡国用兵开始，到公元前四四七年将蔡国彻底毁灭为止，楚国讨伐蔡国的纪录达四次之多。在蔡国挨打的纪录中，有的勉强还有理由可说，有的则纯属倒霉了。
蔡国派师强、王坚出使楚国，楚王听了使者的名字后说，天底下顺耳好听的名字多得是，为何偏偏叫师强、王坚呢？于是立即召见他们。当面一看，这两个名字怪怪的使者，长相不怎么样，声音又很难听，行为举止也让人生厌，楚王恼火地说，蔡国如果连个像样的人才都没有，那它该当攻伐了；如果有人才而不知道派遣，那它也该攻伐了；如果是故意派这两个人来气我，那就更应该攻伐了。于是，楚王便举兵攻打蔡国。
在逞强好斗的霸主那里，若要下决心攻打一个国家，总是可以找到理由的，不管那理由成立不成立、仗义不仗义。可是，仅仅因为使者的名字不中听而发动一场战争，恐怕史上少有。师强、王坚这样的名字，于今来看好像并无怪异之处，但在那时楚人的眼中可能有些憋扭。其实，蔡国所以挨打，与使者的名字又有什么相干呢？表面上看，似乎是蔡国让楚王看不顺眼，其深层原因，除印证了“春秋无义战”、“弱国无外交”的历史观外，恐怕与两国在地理环境、经济基础、文化基因、民族性格、发展模式、社会形态上的差异有关。
楚国是春秋初期崛起于长江汉水一带的新兴力量。遍布湖泽的荆楚大地，域广人稀，物产丰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拜日尊凤的文化基因和民族性格，使楚国在发展模式和社会形态上，与中原有明显不同。这从《楚辞》与《诗经》的对比中，也可以分辨出来。《诗经》源自黄河流域，代表北方文化，充满现实主义精神，《楚辞》源自长江流域，代表南方文化，洋溢浪漫主义气息；《诗经》情系家国，温柔敦厚，拘泥于道德礼教，《楚辞》魂牵神灵，浓烈幽深，迷漫巫风妖气；《诗经》内敛含蓄，平实质朴，少不了怀旧世的短叹，《楚辞》奔放张扬，奇兀诡谲，多半是创新天的长吟。正由于这样的异于中原的文化渊源，加之赋税充裕，邦基稳固，楚国不需要臣服于谁，不必受周天子礼法的约束，行动起来就没有包袱，没有忌惮。即使后来面对强势的秦国，荆楚大地仍然回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言壮语。
楚国发祥之初，就被自诩正统的中原国家视作“非我族类”的化外之群、蛮夷之地，且联合起来屡加挞伐。这种民族偏见和歧视，严重挫伤了楚人的自尊心，更加激发了他们桀骜不驯、蛮劲十足的抗争性格。每当军事扩张受到礼法的质疑时，楚国的国君往往会以“吾蛮夷也”应对。细细品咂，这样的措辞折射出来的恰恰是自尊心备受伤害后的无奈。由于不被承认，楚国只好自封为王。楚国正式受封于周成王时期，爵位在五等诸侯中位列第四，所以《春秋》中一概称其为楚子。当时的楚君对此极为不快，在请求加封未果的情况下，开始大肆兼并周边部落，公然与周室分庭抗礼。
用唯物史观看问题，楚国屡屡进犯中原诸国，特别是它与晋国、吴国长年征战的潜在动因，应该不仅仅是争夺霸主地位，而是关系到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与推行。说白了，就是让世人见证并承认荆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并不逊于中原。否则，便无法解释它为什么对中原诸侯总是看不惯、不服气。与中原各国讲求“师出有名”、“取之有道”的话语传统不同，楚国重实轻名，向以刀枪剑戟的强势语言与中原各国对话。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实力排行榜上，楚国落后于前两名的时候不多，而且也是灭人国家最多的一个。这种开放扩张的性格，对封闭保守的中原各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和平指数几乎为零的年代里，蔡国不过是楚王卧榻之侧的一碟小菜，随便找个理由便可征讨。所以，刘向在蔡人使楚的这段记述后不无惋叹地说：“故发二使见三谋伐者，蔡也。”
